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当前我省争当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需要,同时也是增强广东发展后劲的需要。然而,有的地区不顾本地发展的实际,盲目倡导发展总部经济,导致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专业市场等遍地开花。这些现象表明,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我们同样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
萌芽状态的生产性服务需要政府扶持
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并没有统一的表述。多数人认为,生产性服务主要是指为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相对于最终的消费需求而言的中间性需求服务),它们参与企业的广义生产过程并且创造价值,因此,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主要来自企业；从服务的供给来看,生产性服务主要提供生产活动中所需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与信息流等服务,通常具有网络经济的特征,它不仅有服务终端与服务平台的分工,而且有明显的网络经济效应。从我国生产性服务发展现状看,除了金融保险业外,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均存在长短不一的服务发展导入期。由于网络不经济,处在导入期的生产性服务需要政府扶持,不然极有可能发生市场失效。广东的生产性服务之所以水平不高,除了大量的外源型企业服务需求流向香港,政府对处在萌芽状态的生产性服务缺乏足够的扶持也是重要原因。
科学规划生产性服务网络
区域性的服务平台或者中心数量总是有限的,广东需要的并非是遍地开花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而是廉价高效的生产性服务网络,贴身便利的生产性服务终端。一般来说,由各类资本市场、大型物流中心,以及区域性贸易中心、会展中心、研发中心与人才市场等组成的区域性生产性服务平台,不仅取决于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取决于生产性服务资源的多少,还取决于相应的市场腹地大小、发展水平高低。广东数量有限的区域性服务平台,必须以资源与市场集中为前提,以最低的交易成本为标准进行空间布局。广州与深圳无疑是全省区域性服务平台的主要集聚地,但是,哪些平台适合在深圳,哪些中心更适合在广州,却需要有关部门很好地予以研究与分工。
打破行政壁垒建立统一的终端服务市场
生产性服务需求主要来自企业,因此,如果企业需求不旺,一地的终端生产性服务同样会受到制约。客观地说,生产性服务需求从企业生存的那天就已存在,今天的生产性服务业出现则是大量企业生产性服务外包所致。服务外包是需要一些条件支撑的,如生产企业较大的规模、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等等。对于生产性服务而言,较大的生产规模决定了专业化分工的可能,较高的生产效率则让企业有了购买服务的能力。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涌现出大量生产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比重选择了贴牌生产的发展道路,贴牌企业的相对强项是生产环节,绝对弱项是市场环节。处在价值链低端的贴牌企业,既有做大的风险更无做强的可能,在贴牌企业的产业基础上很难形成支撑广东生产性服务繁荣的需求。如果各地市场是封闭的,则情况会更糟,有限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会在各地市场的封锁中被分割,导致各地的生产性服务均处在网络不经济的离散状态中。因此,广东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必须首先打破传统的行政壁垒,建立起统一的终端服务市场,以弥补各地企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
生产性服务水平高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需求,但是,大量生产性服务终端的出现与繁荣,却会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从产业价值链分析,广东的企业多数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同样的资源消耗换来的是低附加值产品,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前提下,企业要走向价值链高端主要依赖较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由于企业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时间处在生产以外的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发达的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外部运行环境,提高企业资源利用与配置的效率。因此,生产性服务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影响广东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有必要指出,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不是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生产过程的唯一渠道,发展生产性服务也无法替代企业自主创新的使命,但是,生产性服务无疑也是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加快发展包括金融、会计、法律、咨询、培训、科学、工程、建筑、通信等生产性服务,可以极大地改变我们现在所处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尴尬地位,通过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供给,不断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可以有效转化为广东企业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总之,生产性服务业并不是孤立和单独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成长；生产性服务也不是传统生产过程的自然延续,网络经济的基本特征决定着政府的适度参与及扶持；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和水平,脱离其他产业片面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难以持续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是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为企业提供中间投入、传输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提供专业化服务来促进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促进广东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很强的支持和带动作用。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林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