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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
2009-06-30 11:05:38 来源: 北京日报网络版  暂无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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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尚全

  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主要是靠行政的办法调节经济,配置资源。

  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干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策与宏观调控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

  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是,政府和市场按照各自“优势”确定边界,各自发挥彼此无法替代的优势。

  一、国有化不等于社会主义

  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到全世界,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冲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影响到世界的金融行业,影响到虚拟经济,而且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影响到了社会生活,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美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救市政策中,采取了一些国有化的措施。于是就有人说了,美国现在搞社会主义了,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布什同志与我们走到一起了,都在搞国有化。在过去的一年里查维斯为了搞社会主义已把电力、石油、钢铁、水泥和电讯企业收归国有。在国内,有人说我们过去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是错的,应该发挥计划的基础性作用。也有人认为,市场化过了头,所以出现了那么多问题。

  面对这些论调,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国有化是否就是等于社会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最近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把普通人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美国的保尔森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小部分人,去救华尔街。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操作主义。”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德国的俾斯麦政府当年曾把铁路、烟草公司等收归国有,把国有化措施作为所谓“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对此曾深刻地批判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希特勒也搞过国家社会主义,他通过国家的力量把企业和托拉斯国有化,但纳粹党提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一些困难群体对现状不满,于是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争取这些群体的支持。所以说,不是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来之不易,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从我国改革的历史来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来之不易。市场化改革是我们30年改革的成功经验,是经过我们反复艰苦的探索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我们今后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执行计划经济。1978年以前我们也搞过改革,但是没有找对方向,没有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计划经济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结果是“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一直走不出这个怪圈。你说计划经济好,我这里举两个案例,就可以说明是否还要搞计划经济。有一个沈阳的案例:沈阳有两个工厂,一个叫电缆厂,属于一机部管;另外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由冶金部管,这两个工厂正好隔一堵墙。那么,电缆厂需要的铜,由一机部从外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出来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本来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签个合同就解决问题了,非要费那么大的劲,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说明当时的体制是不行的。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就开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我们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当时认为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必须要坚持,不能动摇。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觉得没有商品经济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中央决定文件的起草,按照我的调查研究,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比较活,哪个地方群众就比较富裕。原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加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当时我们起草小组有争论,有人不赞成写上商品经济,最后中央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但是还是有争论,有的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是强调“有计划”,计划经济不能动摇。到了十三大提出来,“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又进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改革又回潮了,有些人批判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认为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来,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反复探索才明确改革的方向,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动摇。

  从30年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今天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是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第三是从贫穷落后转向富裕小康的社会主义。30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7年GDP达到24.6万亿,年均增长高达9.75%,人均GDP由381元上升到1.8万多元;综合国力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代表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变化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三、要把市场经济与政府有效监管有机结合起来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没有一个严格而有效的政府监管,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必须有机统一。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主要是靠行政的办法调节经济,配置资源。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中,作了认真的讨论,我有幸参加了起草工作。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过程中,我也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我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宏观调控”到底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宏观调控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说是前提条件,我们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是说先国家宏观调控一下再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在政府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三是配置资源的主体到底是市场还是政府?我认为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四是谁代表国家,谁来调控,调控的主体是谁?国务院当然是代表国家来调控,省市也说代表国家来调控,到了县里也说代表国家来调控,这样大家都来代表国家进行调控能行吗?非乱不可。起草小组接受了我的意见,所以最后通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没有再提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而只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怎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中央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于去年11月28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促进发展的改革措施,注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四、政府扩大投资要同改善民生,带动最终消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防止经济下滑,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国内、国外的高度评价。扩大内需的方针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提出来的。但从过去十年的情况看,扩大内需的结果更主要的体现在国有投资的增长和扩张方面,最终消费的比重则不升反降。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资料:2007年我国总储蓄占GDP的比重达51.2%,而消费只占48.2%,其中扣除政府消费14%之后,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4.8%,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1997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45.2%。这种状况表明,投资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与消费的增长是不协调的。更重要的是,居民消费份额的持续下滑,意味着经济增长并没有同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质量和福利。党的十六大以来,改善民生问题被提到重要议程,并作为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把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真正推进结构转型,而且有助于把短期反危机措施与长期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这次国务院出台的十大措施中,在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养老等若干方面都作了相应安排,并强调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体现了中央在应对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的决策中,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及其在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干预,这是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策与宏观调控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指出这一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由于我国仍然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清除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中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现实情况表明,作为最终需求的基础,我国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还难以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外需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扩大内需的着眼点放在投资扩张方面,而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扩张更主要的表现为政府投资扩张。这种情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政策选择非常相似,当时就有人提出对政府投资扩张中可能出现的“体制复归”保持警惕,后来行政性垄断不断强化也证明这种警告并非无的放矢,如今我们仍需保持这一警惕。这里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甚至取代市场,同时也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是,政府和市场按照各自“优势”确定边界,各自发挥彼此无法替代的优势。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的广度和深度问题,是宏观与微观协调机制问题。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编辑:林湄)

作者:高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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