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实质是企业与市场的一种结合，既兼有企业的性质，又兼有市场的特征。“互联网+”的发展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之间的对比，从而改变传统制造业的企业治理结构。“互联网+”会改变企业的边界和企业资产的构成，在相当程度上，企业会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这样便会大大降低企业进入产业和退出产业的成本，从而降低产业门槛，改变产业的垄断与竞争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互联网+”会改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会从“内部创新”转变为“外部创新”或者“开放创新”，“在边缘上创新”。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果说60年前我国学术界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建设新中国，如何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的一个时期，我们会面临如何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甚至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时期建设成功有国际竞争力的“互联网+”的新的制造业体系、如何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问题。

　　“互联网+”是一个多边平台。按埃文斯（2015）定义，互联网多边平台是“为拥有多种需求并且相互依赖的客户群体提供服务的单位和个人”。这里包括了两点：第一，互联网平台的创立人和所有人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个人；第二，“互联网+”的功能主要是提供一种平台，使得需求不同并且相互依赖的客户能够汇合在一起、匹配起来。前者说，“互联网+”也是一种企业；而后者说，“互联网+”又相当于市场。 因此，“互联网+”实质是企业与市场的一种结合，既兼有企业的性质，又兼有市场的特征。

　　在传统的制造业时代，企业与市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 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而产品的交易、流通则由市场实现。 企业内部的协调由企业治理，而企业之间的融合、汇集和交易则依靠市场完成。企业与市场的这种两分法，在科斯（1937）的《企业的性质》一文里有经典的描述。 在传统的制造业时代，企业是一个平台，因为企业可以将身怀不同技能的人融合到一起，将雇主与员工匹配到一起，非价格的协调是企业这个平台的主要手段；市场也是一个平台，因市场可以把相互依赖的客户群连接起来，实现匹配，价格是市场主要的匹配工具。 但是，企业平台与市场平台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平台集合，因为那时还没有统一的链接技术将企业平台与市场平台统一起来。

　　过去20多年里，“互联网+”为实现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统一提供了技术支持，从而逐渐开辟出一个新的制造业时代。互联网的基本元素是节点和链接，即“点”与“线”。 这里，“点”是行动者（Actor），可以是企业；“线”就是链接，就是市场关系，实际就是市场平台。因此，“互联网+”从网络的角度可以统一企业与市场这两类平台， 从而会开辟一个新的制造业时代。总体来说，“互联网+”将给制造业带来八大方面的影响。

　　一、“互联网+”相当于一种崭新的市场形式

　　新在哪里？传统的市场是供需双方直接见面，或者供需双方直接签订交易合约。这样的交易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方面，短板一边决定成交的均衡数量，或者是供过于求的过剩供给必定退出市场，或者是过剩的需求退出市场；另一方面，供求之间没有外部性，即供需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可由价格搞定，供给方数量或需求方数量除了影响成交价之外，一般不会对参与交易的对方再产生别的影响。 但是，在互联网上成交，正如罗谢特与梯若尔（2003，2006）所指出的那样，交易方式会与传统的交易方式有两方面的差别。一是，在“互联网+”上交易，存在供需之间的“外部性”，即交易的一方的数量多少除影响成交价以外，还会影响交易对方愿意交易的数量，一边成员从网络平台获取的价值会随着另一边参与人数的增加而增加 （如婚姻中介平台）。 互联网平台交易中的这种“成员之间外部性”，是“间接网络效应”的来源。二是，互联网作为一个平台，不仅可以容纳双边或多边交易关系，而且可以组织、协调、调节供方与求方，使平台的交易量并不立即由短边规则来决定，而是通过由互联网平台对于短缺一边的降价来提升供给量或需求量，培植市场交易量。这样，“互联网+”作为制造业所要面临的一种新的市场机制，就会颠覆传统制造业时代单一产品定价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竞争规则，也会颠覆传统制造业时代单一产品垄断定价的“勒讷法则”，而代之以对平台各边“有偏定价”原则。即对于平台需要维护的客户边，实施低于边际成本的网络服务价格，而对于依赖于网络平台的另一边客户，平台会收取高于边际成本的服务价格。于是，“互联网+”的出现，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企业与供应方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从而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决策。

　　二、“互联网+”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传统的制造业时代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在20世纪20年代成型的，到20世纪40—50年代达到成熟。这就是以内部等级制、由经理层管理、管理职业化、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大型工商公司。钱德勒（1977）曾经总结过与制造业时代相应的企业组织取代19世纪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规律，并提出制造业（实际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主导的传统制造业）时代大公司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六大特征：（1）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因此，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取代了传统的小公司；（2）在大公司内部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就会带来利益；（3）新技术的采用与新市场的发现和扩大使前所未有的产品种类和产量规模得以产出和转运，这种大批量的生产和分销为管理协调胜过市场协调提供了物质基础；（4）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行了协调后，就会变成持久的权力并保持权力的持续成长；（5）经理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和职业化；（6）企业的管理与所有权分离。

　　造成以上“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低于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的外部协调成本，即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而“互联网+”恰恰正在改变这一点。萨丹拉彻（2016）指出，随着数字技术进步，“互联网+”会使得企业之间外部协调成本相对于企业内部生产成本更低，这样会有利于企业和个人通过市场来组织经济活动。 哪怕是只有一个人，也能在市场里容易地进行生产、销售。因此，“互联网+”使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变得适合于更大规模的活动。其实，早在20多年前，格巴夏尼和黄胜进（1991）就发现，“近来IT 业的发展提供了更高效的市场机制，从而显著地提升了市场经济运作效率，因此降低了相关市场交易成本。”这就是说，“互联网+”的发展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之间的对比，从而改变传统制造业的“经理式资本主义”的企业治理结构。

　　三、“互联网+”改变企业的边界

　　在传统的制造业中，企业之间的边界是产权，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由企业的权威范围来界定的。但引入网络分析以后，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就不再是那样清晰了。企业之间尽管有产权上的界区，但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一群企业可能仍然是属于同一个子网络，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社会网络的概念最早由巴纳斯（1954）提出。从1970年代以来，网络的分析框架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得到应用并且在研究实践中得到发展。比如，社会成员地位变迁过程中一般会存在网络关系的作用。城市化对于个人福利的影响，也往往是通过社会网络而发生的。公司之间的界区，往往是通过相互锁定的经济网络关系，以明确的或者隐蔽的方式得以建立。企业之间的交易与权力的关系，实际上也可以通过网络中节点之间、节点与边之间、边与边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加以分析和讨论。

　　杰克逊（2008）提出了社会经济网络的新版分析。 他不仅讨论了社会经济网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条件，而且具体分析了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和推广过程中的网络效应，对于劳动就业市场里的网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Jackson特别讨论了“什么样的市场适合于用网络结构来进行分析”？他的答案是，如果市场上交易的双方或者多方是重复地、经常发生经济交往，并且这样的关系还不能内生到一家企业的范围内，则这样的经济交易关系就比较适合于用社会经济网络关系来分析。

　　这就是说，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如果网络关系能够内生到一家企业范围内，则就称这种网络关系是企业内的网络；如果网络关系不能够内生到一家企业范围内，要跨越两家或者更多家企业，则称这种网络关系是社会经济网络关系。 即从网络的角度来看企业边界，就只有企业内部网络与社会经济网络之分了。

　　四、“互联网+”改变企业资产的构成

　　在相当程度上，企业会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所谓“重资产”，就是传统的制造业时代所看到的重型机器、设备、厂房等等。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人一谈“企业规模”，总是以“资产规模”来加以度量。 这当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正确的。 但是，在“互联网+”的时代，企业的控制力可以是借助于“轻资产”来实现的，比如，支付宝、微信平台就可以代替传统的银行营业大厅；设立微信控制平台，就可以替代传统的办公楼和写字楼。人工智能的开发，会使资产的构成发生轻型化，这个“轻型化”不仅是指设备更为轻便，更重要的是指价值可能会更加便宜，更易于进行更替和折旧。这样便会大大降低企业进入产业和退出产业的成本，从而降低产业门槛，改变产业的垄断与竞争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 因此，“轻资产”的出现，具有巨大的产业动态变化含义。未来甚至现实中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巨型的超市甚至是一个商城，可以是人流稀少、空空荡荡，但网上交易依然红红火火，经济仍然繁荣。即重资产的商业形态可能有所收缩，但是轻资产的商业形态却大大发展了。

　　当然，讲“资产的轻型化”，并不是否认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基础设施如青藏高原上的铁路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乡村尤其是边缘地区的交通网络的建设等等，仍然是需要的，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这些只是“物质的网络”，需要“智能网络”即“互联网+”来加以链接和控制，才能相得益彰。这就涉及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力的实施方式的转型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国有企业有多少重资产，更要关注轻型化的国有资产的控制力，要重视发挥社会网络的作用来自动地提升国有轻资产和整个国有资本的张力。

　　五、“互联网+”改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方式

　　在相当程度上，制造业企业会从“内部创新”转变为“外部创新”或者“开放创新”，“在边缘上创新”。传统的创新模式是秘密地“内部创新”，即企业或者科研团体依靠自己的科技人员潜心科研，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创新成果也多由创新者垄断。而在“互联网+”的模式中，许多网络平台会公开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交到网上，公开征集问题的解决方案。

　　伊文思等（2006）曾经讨论了软件开发商的创新成果在“互联网+”上进行开放式传播、被应用推广的机制，他们把这种技术传播机制称为“看不见的引擎”。他们深入地分析了在互联网平台上让用户有偿使用软件开发商的程序软件过程。互联网平台一方面对于软件开发商提供各种支持，帮助软件开发商向用户收取费用，另一方面又免费送给用户若干软件程序。 这样的技术成果推广机制与正规的专利制度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节省了交易成本，同时又对专利进行了有效保护，保障了对发明人的激励机制。

　　这都说明，创新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也在发生创新。创新不仅是在“互联网+”的节点上发生，而且会在“互联网+”的边、节点关系的互动中发生，创新本身就可能是一种网络扩张过程，一种在“互联网+”上使广大网络参与人有所收益又同时吸收网络参与人智慧投入的动态过程。

　　六、“互联网+”的“直接网络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促进创新

　　什么叫“互联网+”的“直接网络效应”？它就是互联网内各个子网络、各方节点和连线的张力的合力。什么叫“互联网+”的“间接网络效应”？它就是社会经济网络上的交易者之间的正外部性所产生的对于网络参与人所带来的价值增值，以及这种价值增值本身又会吸引新人来加入网络所带来的次级、更次级的价值增值。“互联网+”的直接网络效应会加快达到创新所需要的临界状态的速度，这是因为，处于“互联网+”过程中的各个部分参与人之间的合力会比原来孤立的个人的创新更能提高创新的热度，加速创新的进程。而“互联网+”的间接效应是指网络本身又会带入新的参与人，使得网络规模不断扩大。“互联网+”的这种间接效应一方面会使得一项技术革新或创新在不同的层面得到突破，另一方面又会加快新技术的推广速度。

　　社会经济网络上的交易者之间的正外部性越高，网络的间接效应越大，则网络的协作程度便越高，这样，网络参与人进行研发的动力便愈大。根据科雷尼等人（Correani, Garofalo and Pugliesi，2014）的分析发现，在“互联网+”的经济中，网络参与人在研发上的协同性是与网络本身的吸收能力有关系的，而这个吸收能力是以网络的规模与网络的维数来度量。这实际上揭示了网络内的科技发展是需要有规模效应为前提的。

　　七、“互联网+”促进制造业的智能化，提高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的智能化是一个大题目，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就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尝试。伯奇席特等人（2015）对于全球24个国别研究报告做了一个综述，这24份研究都是关于宽带网络设置对于宏观经济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宽带网络接入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影响企业的绩效和生产率。但在文章所列的24个国家中，宽带接入的经济影响在农村与在城市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别。这24篇研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观层面的网络效应，而缺乏企业微观层面的宽带接入效应分析。卡顿纳等人（2013）则提供了另一份研究综述，总结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对于生产率的效应方面的经验研究成果。 

　　在我国，目前不仅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在大力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而且像贵州这样的边缘省区也在积极实施大数据和制造业的智能化。然而，关于这方面的效应分析，还有待于研究和总结。

　　　八、“互联网+”促进产业的新陈代谢

　　“互联网+”会逐渐改变生产产业与商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改变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形成产业与商业的统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统一、企业与市场的统一、机构与市场的统一，将制造业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基础上。比如，电脑取代了打字机，“滴滴出行”正在取代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互联网正在取代报业，快递服务正在取代邮政产业，网上书店正在取代实体书店......。

　　经济网络的影响后果可以区分为宏观后果与微观后果。 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合作社会里网络的影响，可以用网络的密度与网络的分布度来度量。因为，显然居民在网络上链接的程度越高，则传染速度、新技术扩散速度、新经验的学习速度就会越快。网络上的节点具有宏观经济的特征，从经济网络节点的分布，可以看出当事人的“恋家程度”与“分离程度”。所谓“恋家程度”其实就是网络中对于某一个节点的向心力；而所谓“分离程度”，则是指各个子网络之间的相对独立程度。从微观的角度看，网络数据可以显示出产业的集聚程度与经济当事人局部的相互交往的类型，还可以从网络数据读出经济网络的中心性。从网络的角度来分析科技创新，研究创新驱动的制造业发展，就要重视链接的分布结构，研究网络上节点的分离性和恋家程度。已有的研究显示，经济网络上的当事人的向心力是与当事人的链接有内在关系的，一个节点被别的节点链接越多，则这个节点就越会成为网络中心。因此，产业布局的关键在于布点与链接设计。

　　总之，处于大数据、“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产业革命时代，我们既具有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质量的大好时机，又是充满挑战的。

　　（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