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我国已进入“独居时代”，特大城市是独居青年的聚居地，因此，特大城市独居青年成为了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群体。运用2014—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的本地化社会网络分析发现，特大城市独居青年对于帮助网和玩伴网表现出了“不需要”的倾向，社会网络的本地化程度较低，尤其是经常接触的人、谈心网和玩伴网的本地化程度都显著低于核心家庭青年。针对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社会网络表现出的“弱本地化”特征，本文从心理健康、高校工作、社区支持和社会包容四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一人户”达125490007户，占总户数的25.40%。相较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8.30%）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3.98%）的结果，我国的独居人口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过去的20年，我国的独居人口比例持续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出强烈信号：“单身社会”和“独居时代”已经到来，其中空巢青年群体需要尤其值得关注。“独居青年”“空巢青年”等词汇频频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城市独居青年的生活形态、心理状态和社会支持状态等被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同时也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当今社会，两类人群可能最易成为“独居青年”，即刚毕业的大学生和进城务工的青年群体。他们脱离以往的生存和成长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进入职场，由于受年龄或社会经济地位所限，尚未组建家庭。另外，据人民智库发布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空巢青年”是主动选择独居（92.3%），其中“想有自己的隐私空间”而选择独居的占47.5%。即使和父母在同一个城市，由于生活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加上对独立自由空间的渴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青年离开父母单独居住的比例也在进一步增长。阿里巴巴2017年发布的《中国空巢青年图鉴》显示，特大城市北上广深是空巢青年的集中地，因此，特大城市的独居青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群体。有学者指出，“空巢青年几乎就是中国年轻一代流动人口的缩影，他们出于个人奋斗目的，告别亲人、故乡和‘熟人社会’，涌入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举目无亲，成为‘生人社会’的一分子，开启新城市人社会化的新进程”。已有文献多关注独居青年的社会心态和社会融入问题，但并未对影响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社会网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将针对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群体，聚焦于对其社会网络本地化程度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独居青年的成长和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对“独居青年”“空巢青年”尚无统一的界定，界定标准呈现多元化特征，涉及年龄、居住状况、受教育程度、迁移状况和情感状况等多项指标。休·希斯和艾玛·卡尔弗特在《英国青年的“新独居时代”》中将一群在英国南部独立居住的25—34岁的年轻人界定为独居青年。有学者对独居青年的界定是20—49岁独自居住的人群。也有学者认为，狭义的“空巢青年”特指年龄介于20—35岁、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单打独斗”、远离亲人、独自居住的单身年轻人。由于独居青年与单身青年、空巢青年等群体存在重合交叉，有学者从城市融入、经济融入、文化融入、社区融入四个层面分析了广州独居青年的社会融入状况，发现其呈现群体发展的分化、社会融入群体的分化、社会融入维度的分层。国内对于独居青年社会网络研究的相关文献较为鲜有，作为中国年轻一代流动人口的缩影，本文将首先回顾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文献，以期为后续对独居青年社会网络的分析提供参考。国外对于移民的研究关注于跨国移民，有学者指出，“移民通过亲属、同乡或朋友等关系与迁出地居民和迁入地居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的总和即为移民网络。”有学者认为，移民决定、迁移地点以及迁居后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移民过程中的环节都与移民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密不可分。“社会资本是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移民拥有的可支配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对其移民过程的可能性发挥显著作用，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减少移民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降低各种风险，对移民在迁入地的就业、职业阶层、收入以及社会适应和融合有所助益。
国内对于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由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性关系构成，对农民工建构生活世界的过程产生影响。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网络表现出“强关系”的特点，同质性群体成员是构成强关系纽带的基础。有学者发现，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发挥了限制性作用。还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本远远低于城市职工，网络的异质性较差，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仍然是其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社会认同的“内卷化（involution）”又使得他们的交往主要限于“老乡”“熟人”，对其社会资本的数量、质量与结构产生了影响，限制了其社会网络的扩展。
结合国内移民的网络特征，很多学者对其社会资本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如为了实现在本地城市的社会融合，农民工需要冲破“原始社会资本”的束缚，建立“新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发挥重要作用，但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更为明显，甚至人力资本可能也需要依靠社会资本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学者将农民工的关系网络划分为以地缘为主的初级关系网络和以业缘为主的次级关系网络，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农民工在城市中能够获得的物质资源越多，网络中的物质资源流向农民工本人的也就会越丰富。有学者将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分为初级社会资本和本地化社会资本，初级社会资本由血缘、亲缘和乡缘关系构成，而本地化社会资本是在流入地与本地居民、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形成的关系。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更多地依赖于次级/新型社会资本的建构和积累，而不是初级/原始社会资本。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因迁移而断裂，需要在迁入地进行重新投资或积累。跨地域流动直接降低了原有社会资源尤其是原有家庭的社会资本的涉取性，而嵌入于本地居民的潜在社会资本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根据社会交往的理性选择理论，外来移民“能够比较不同关系的大致纯收益，也能够将他们的承诺转向那些实质上更‘可获益’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初级社会资本决定了流动人口的信息获取、移民过程和求职就业；而本地化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与本地社会重新建立和扩展的关系，是进入流入地社会后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城市融入更为关键的因素。独居青年与流动人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本地化社会网络又会呈现出何种特征？哪些因素会影响特大城市青年的本地化社会网络？本文将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对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本地化社会网络的结构与特征进行概括和分析。
二、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特大城市完成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该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的方式，第一阶段为常规的地图法随机抽样，第二阶段为针对中产阶层的适应性区群抽样（AdaptiveCluster Sampling）。两阶段的调查最终成功访问了6010名居民，本文仅保留年龄介于16-40岁的青年样本，另由于部分缺失值的影响，仅对1323个样本进行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综合已有研究对独居青年的界定，本文主要从居住模式和年龄两个方面对独居青年进行界定。需要说明的是，当前针对独居青年的大规模调查数据较为罕见，本文根据独居青年的分布特征和群体特征选用了“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调查数据。从独居青年的地区分布来看，当前独居青年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从群体特征来看，独居青年在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等方面都接近于中产阶层的特征；此外，该数据还包含了居住模式相关的变量，使得对于独居青年的识别成为可能。
（二）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本文从经常接触的人、朋友、帮助自己的人、谈心的人和闲暇时一起玩的人五个维度来测量社会网络，并进一步从本地户籍比重维度来分析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的社会网络本地化程度。本地户籍比重包括“全都有”“大部分有”“一半有”“少部分有”“都没有”五个选项，分别赋值5分至1分。
2.自变量：居住模式。“居住模式”被操作化为被访者当前的居住类型，本文将“一人单独居住”命名为“独居”；将“夫妇同住（核心家庭）”“夫妇及未婚子女同住（核心家庭）”归为“核心家庭”；将“父（母）亲与已婚子女同住（直系家庭）”“已婚兄弟姊妹同住（联合家庭）”“父（母）亲与已婚子女及已婚兄弟姊妹同住（直系联合家庭）”“祖孙同住（包括外孙）”“家人与非亲属同住”和“其他类型”归为“其他家庭”。在模型分析中，将最为常见的“核心家庭”作为参照组。
3.控制变量。本文将城市、性别、年龄、户籍类型、党员身份、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住房产权、婚姻状况、子女情况、个人年收入对数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见表1。
（三）研究方法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部分将对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描述，并将对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的本地化社会网络进行建模分析，重点关注独居青年与核心家庭青年、其他家庭青年的差异性。社会网络结构包括五个子网络，即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朋友网、帮助网、谈心网和玩伴网。将这五个社会网络因变量视为定序变量，本地户籍比重等级越高，表示社会网络中的本地户籍比例越高。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更可能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从整体而言，特大城市青年经常接触的人中“大部分有”和“全都有”本地户籍的比例（58.12%）高于“都没有”和“少部分有”本地户籍的比例（22.58%）。而在独居青年经常接触的人中，“都没有”和“少部分有”本地户籍的比例（43.57%）高于“大部分有”和“全都有”本地户籍的比例（31.85%）。换言之，独居青年经常接触的人拥有本地户籍的比例更低。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与特大城市核心家庭青年相比，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更可能由外地户籍群体构成，而与其他家庭青年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年龄、户籍类型、职业类别、住房产权和子女情况都是影响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中本地户籍比重的因素。年龄越大的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越可能是本地户籍。“外地非农”和“外地农业”户籍的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更不可能由本地户籍人口构成，也就是说，特大城市的外来青年群体经常接触的人更可能是同为外地户籍的群体。与商业服务业人员相比，从事“办事人员”工作的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更可能是本地户籍人口。与无自有住房的青年相比，在本地有自有住房的青年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更可能由本地户籍人口构成。有子女的青年群体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更可能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
第二，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朋友网在本地户籍比例上低于其他家庭青年群体，但当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与全部青年群体相比，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朋友网中本地户籍的比重明显偏低。在全部青年中，40.79%的表示其朋友“大部分有”本地户籍，14.01%表示其朋友“全都有”本地户籍。但是在独居青年中，朋友“大部分有”和“全都有”本地户籍的比例分别仅为22.60%和6.21%。由此可知，与其他家庭青年群体相比，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朋友网更可能由外地户籍人口组成。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特大城市独居青年和其他家庭青年在朋友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方面与核心家庭青年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另外，性别、年龄、户籍类型、职业类别和住房产权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与女性相比，男性青年朋友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低23.40%（=1-0.766）。年龄每增加1岁，特大城市青年朋友网的本地户籍人口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提高3.50%（=1.035-1）。与本地非农户籍青年相比，外地非农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青年朋友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分别低85.10%（=1-0.149）和89.60%（=1-0.104）。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青年相比，从事办事工作的青年朋友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高71.60%（=1.716-1），从事专业技术人员的青年朋友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高33.60%（=1.336-1），无业青年朋友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高115.50%（=2.155-1）。在住房产权方面，有自有住房的青年朋友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比无自有住房的青年高32.00%（=1.320-1）。
第三，特大城市独居青年对于帮助网表现出了“不需要”的倾向，帮助网的本地化程度较低，但当加入控制变量后，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帮助网是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年是否有帮助自己的人？”进行测量，统计结果显示，特大城市独居青年过去一年“有”（71.82%）和“没有”（16.82%）帮助自己的人的比例都略低于全部青年（分别为74.82%和18.31%），但“不需要”帮助自己的人的比例（12.15%）比全部青年（7.07%）高5.08%。换言之，特大城市独居青年更可能不需要帮助自己的人。
在本地户籍比重方面，与特大城市全部青年相比，独居青年帮助网中“大部分有”（19.38%）和“全都有”（10.08%）本地户籍的比例更低，而“都没有”（17.83%）和“少部分有”（31.01%）本地户籍的比例更高，高出特大城市全部青年23.68%。由此可知，与其他家庭青年相比，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帮助网更倾向于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与特大城市核心家庭青年相比，其他家庭青年帮助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更高，更可能由本地户籍人口构成，但独居青年与核心家庭青年未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换言之，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帮助网更可能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另外，年龄、户籍类型、职业类别和子女情况都是影响特大城市青年帮助网的本地户籍比重的因素。年龄每增加1岁，特大城市青年帮助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增加2.70%（=1.027-1），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本地非农户籍青年相比，外地非农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青年帮助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都更低，约降低90%以上。在职业类别方面，与从事商业服务业工作的青年相比，从事办事工作的青年帮助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增加72.10%（=1.721-1）。与无子女的青年相比，有子女的特大城市青年帮助网中更可能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
第四，特大城市独居青年对谈心网表现出了一定的排斥性，谈心网的本地化程度也显著低于核心家庭青年。谈心网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年是否有谈心的人”进行测量，统计结果显示，与特大城市全部青年群体（79.82%）相比，独居青年“有”（74.59%）谈心网的比例更低，但“没有”和“不需要”谈心网的比例都更高。特大城市独居青年没有谈心网的比例为19.34%，比全部青年高3.33%；不需要谈心网的比例为6.08%，比全部青年高1.91%。可见，特大城市独居青年对谈心网表现出了一定的排斥性。
在本地户籍比重方面，与特大城市全部青年相比，独居青年的谈心网中“都没有”（17.91%）和“少部分有”（31.34%）本地户籍的比例都更高，“一半有”（20.90%）本地户籍的比例略高于全部青年，“大部分有”（20.90%）和“全都有”（8.96%）本地户籍的比例都比全部青年低10多个百分点。总体而言，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谈心网主要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在谈心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方面，与特大城市核心家庭青年相比，独居青年谈心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降低34.20%（=1-0.65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除此以外，城市、年龄、户籍类型、职业类别和住房产权都是影响特大城市青年谈心网本地户籍比重的因素。与北京青年相比，广州和上海青年谈心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分别增加51.80%（=1.518-1）和33.60%（=1.336-1）。年龄每增加1岁，特大城市青年谈心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增加3.30%（=1.033-1）。与本地非农户籍青年相比，外地非农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青年谈心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都更低。与从事商业服务业工作的青年相比，从事办事工作的青年谈心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增加49.70%（=1.497-1）。与无自有住房的青年相比，有自有住房的青年谈心网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提高33.40%（=1.334-1）。
第五，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玩伴网与其他家庭青年并无显著差异，但玩伴网的本地化程度显著低于核心家庭青年。玩伴网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年是否有闲暇时间一起玩的人”进行测量，统计结果显示，特大城市独居青年与全部青年有玩伴网的比例（93.92% vs 94.54%）、没有玩伴网的比例（4.97%vs 4.10%）、不需要玩伴网的比例（1.10% vs 1.37%）大致相当，没有显著差异。
在本地户籍比重方面，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玩伴网中“都没有”（17.16%）、“少部分有”（34.32%）和“一半有”（21.30%）本地户籍的比例都高于全部青年样本的情况，分别高出9.57%、16.16%和1.61%。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玩伴网中“大部分有”本地户籍的比重为19.53%，远低于全部青年样本（36.64%）；独居青年的玩伴网中“全都有”本地户籍的比重为17.92%，也低于全部青年样本（7.69%）。由此可知，与特大城市其他家庭青年相比，独居青年的玩伴网更倾向于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与特大城市核心家庭青年相比，独居青年的玩伴网更可能是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与特大城市核心家庭青年相比，独居青年的玩伴网中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或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降低39.60%（=1-0.604），其他家庭青年的玩伴网中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或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增加27.20%（=1.272-1）。除此以外，城市、年龄、户籍类型、职业类别、住房产权占有和子女情况都是影响特大城市青年玩伴网中本地户籍比重的因素。与北京青年相比，广州青年和上海青年的玩伴网中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都增加27.50%（=1.275-1）。年龄每增加1岁，特大城市青年玩伴网中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概率也随之增加3.00%（=1.030-1）。与本地非农户籍青年相比，外地非农户籍和外地农业青年的玩伴网中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分别降低87.00%（=1-0.130）和90.50%（=1-0.095）。与从事商业服务业工作的青年相比，从事办事工作的青年玩伴网中的本地户籍比重提高1个及1个以上等级的概率增加76.30%（=1.763-1）。与无自有住房的青年相比，有自有住房的青年玩伴网中的本地户籍比重更高。与没有子女的青年相比，有子女的青年玩伴网中的本地户籍比重更低。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经常接触的人、朋友、帮助自己的人、谈心的人和闲暇时一起玩的人五个维度深入剖析了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本地化社会网络结构与特征。从社会网络五个维度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特大城市独居青年表现出了更不需要帮助网和谈心网的倾向；第二，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社会网络更可能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本地化程度较低。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经常接触的社会网络、谈心网和玩伴网都更可能由外地户籍人口构成，但在朋友网和帮助网方面，特大城市独居青年与核心家庭青年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
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特大城市中超过60%的独居青年是外地户籍人口，独居青年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与流动人口类似。本文的模型分析结果也指出，特大城市青年群体中的“外来农业”和“外来非农”两大青年群体的社会网络都更可能是由外来户籍人口构成。外来青年群体独自来到特大城市，初期依靠初级社会网络，以血缘、亲缘为主；而当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后，将逐步构建和积累其本地化的社会网络。考虑到本地化社会网络的构建和积累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可能与年龄和本地居留时间存在很大的因果关联性，而青年群体更可能还处于本地化社会网络尚未建立或建立初期，因此，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社会网络呈现较为突出的“弱本地化”特征。“弱本地化”社会网络将会成为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社会融入的主要阻碍。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密切关注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独居青年独自在特大城市打拼，无论是来自外地还是本地，独居生活方式的选择，在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都表现出与直系亲属的疏离。本文的研究结果又呈现出独居青年对于帮助网和谈心网较为排斥的心态，独居青年是否真的“不需要”帮助和社会支持，还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假性不需要”，独居青年是否孤独，这些都是值得深思和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应通过多渠道对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群体开展调研和“心理疏导”工作，建设和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引导青年群体树立积极向上、不断进取、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规模、提升自己的社会资本质量的社会心态。其次，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学历水平普遍较高，根据本文的数据，70.88%的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那么，高校就成为大多数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社会网络形成的初级场域，对于毕业于本地院校的青年来说，高校更是构建本地化社会网络的重要环境。对于即将进入职场打拼的青年群体而言，一方面，校友能够为他们找工作提供信息和帮助；另一方面，排解情绪和减轻孤独感的朋友网和玩伴网也很可能是在高校生活中建立的。因此，应进一步发挥高校社会工作者对青年学生构建社会网络的引导和助推作用，通过丰富多彩的高校活动为青年学生建立优质的社会网络创造条件。再次，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社会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弱本地化”特征，而社区是居民发展本地化社会网络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应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建立可供独居青年与他人交往互动的各类平台和机会，真正架起社区居民与独居青年之间的桥梁，在充实社区生活的同时减轻孤独感，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城市融入度。最后，从社会包容的角度来说，独居是多数青年的人生必经阶段，不应将独居青年作为“边缘群体”来看待。另外，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户籍依然是影响青年群体本地化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的结构性排斥不容忽视，相关部门应进一步破除户籍制度壁垒，保障外地户籍青年的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提升独居青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融入社会的积极性。
（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韦淑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候选人。）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5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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