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是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窗口”“试验田”作用、构建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国家战略所需，也是以金融开放创设跨区域合作典范、以制度协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湾区所向。本文基于金融地理及金融功能研究视角，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倒逼金融要素向周边地区转移、社会分工理论推动周边区域金融活动专业化、多核心理论推进金融中心协同发展并渐进演化为国际金融枢纽等维度，分析国际金融枢纽的形成机理。同时，在对世界湾区城市金融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金融枢纽的战略构想，即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中找准自身定位，遵循“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枢纽”的发展轨迹，以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为动力源，以对外开放和协同联动为突破口，以综合嵌入和生态网络为支撑点，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金融板块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枢纽 理论逻辑 国际借鉴 实践路径

　　一、前言

　　透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世界级湾区必然是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的高地，必须有国际化的金融体系支撑。从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战略目标的提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正式颁布，五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区域经济实力、竞争力显著增强。它已经成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新发展的生动实践。《规划纲要》清晰定位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形成国际金融枢纽。这一定位有着“天然”的必然性、特殊性和使命性。“必然性”体现在，世界级湾区往往具有高度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生态系统完善，金融市场发达，既包括了深圳、广州等国内金融重镇，也涵盖了香港、澳门国际金融市场，是国际和国内资本流动与市场化配置的枢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全球有影响力的金融总部及金融平台的集聚地，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国际金融枢纽的基础条件。“特殊性”体现在，金融开放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既要内外平衡发展，又要稳健推进。这就要求有一个战略窗口，既能把国际国内市场链接起来，又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全世界宣布：“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可以为实验推广国家开放政策提供战略缓冲。“使命性”体现在，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通过打造国际金融枢纽，可有效整合湾区经济地理空间，借助金融资源的集聚与扩散，建立共识通道，确立互信机制，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使命。因此，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形成机理和实践路径，兼具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逻辑

　　（一）国际金融枢纽的概念界定

　　枢纽指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枢纽经济可以理解为一个资源聚流型的网络化中心，以优化发展要素时空配置为目标，以集聚和辐射为手段，通过重塑产业空间分工体系来全面提升发展能级，是一种综合性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吴海瑾，2018）。[1]国际金融枢纽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理论界关于其内涵和外延方面的探讨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解读国际金融枢纽的内涵，“国际”与“枢纽”是破题点。“国际”指国际金融枢纽要国际化，广泛吸收集聚国际金融要素，使得金融辐射能级和金融开放水平空前提高，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国际领先；“枢纽”指国际金融枢纽要形成资源的网络化中心，以枢纽内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重镇为节点，通过点线面立体融合成为高效联动、多面互补的庞大金融有机网络。

　　通过对“国际”与“枢纽”概念的内涵解读，基于金融地理及金融功能研究视角，本文将国际金融枢纽界定为金融要素自由流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平台完善、金融监管协调高效、金融运行制度完备、金融开放能级较高、金融交易频繁迅速的多核有机网络和“生态循环系统”。金融枢纽内存在多个核心，各核心之间制度相近、资源共享、发展协同，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要素就能通过金融中枢集聚、适配、调节，渐进式实现动态平衡。

　　（二）国际金融枢纽的形成机理

　　拥有国际金融中心是建成国际金融枢纽的前提基础，两者在发展上互相促进。在金融地域运动中，不同城市逐渐演进为金融支点、金融增长极、区域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等，分别处于不同的金融层级，发挥各自的金融功能。当某地区存在多个相互联系的不同金融等级结构形成的空间网络体系（包括单极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若干金融支点和增长极构成的多维金融腹地），就形成了国际金融枢纽。从理论视角解析国际金融枢纽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中心不断集聚的金融要素逐步呈现负外部性特征，这可以通过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得到解释；第二阶段，金融中心要保持较高的运行效率，必然要不断优化金融结构，周边地区也要吸收和承接不同特征的金融资产、要素，从而推动金融行业的深度分工；第三阶段，社会大分工可以提升金融运行专业化程度，但仍需要不同层级的区域协同发展，进而实现从单核放射状的国际金融中心演化形成多核放射网络状的国际金融枢纽。

　　1.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倒逼金融要素向周边地区转移。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反映了不断集聚的要素与产出之间的效应关系。当技术水平等其他条件不变时，生产要素在低水平阶段能够快速推进产出供给，但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边际产出会发生递减效应。金融集聚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金融要素的不断积累又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资本的逐利特征以及金融运动理论透视出金融资源会向高利润的空间与行业转移，通过推动金融资源在广度和深度上的集聚形成金融中心。相对非中心地区，在国际性金融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金融资源的流动更为频繁，金融信息的传递也更为敏捷，金融制度的运行亦更为高效。早期的金融集聚确实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但随着资金、人才、技术和相关组织机构的快速集聚，金融中心随之出现交通拥堵、地租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专业化供给不足、恶意竞争等问题，金融资源的集聚给金融中心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日益严峻。这进一步导致金融资本在统筹资源配置、推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周边地区的资源不再无序地挤入金融中心，而会重新审视进入金融中心的利弊。权衡之下，具有竞争优势的金融机构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组织存在更强的进入动机，而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金融资源则会更多选择向周边地区扩散。

　　2.社会分工理论推动周边区域金融活动专业化、金融产品丰富化。

　　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交流和贸易变得更为频繁，社会分工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社会大分工，[2]都与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存在密切关联，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深入和细化。

　　在日新月异的金融环境中，频繁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为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不断吸引生产要素向金融市场相对完善的地区集聚。由此，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愈加个性化、多元化，从事金融交易的主体也更加庞大，这为诱发社会专业化分工奠定了基础。为了追求边际效应最大化，核心地区只保留和吸引具备比较优势的主要金融要素，并走向专业发展道路，其他与核心地区发展定位关联不甚密切的要素则向周边的次中心地区转移，形成多元化布局。与此同时，核心区周边的次中心地区具有网络化的交通链接和较低的成本压力，具有更强的吸纳能力，既可以较好地承接核心地区过剩的金融资源，也通过不断吸引非比较优势资源在次中心地区的集聚，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拉近次中心地区与核心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同次中心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环境和执行制度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在承接金融资源对象上各有侧重，最终使得金融活动在区域的分工更趋细致化。核心地区和次中心地区的分工协同，共同推进区域金融活动向高级化、独立化、专业化演进。

　　3.多核心理论推进金融中心协同发展并渐进演化为国际金融枢纽。

　　多核心理论产生于1945年。提出者哈里斯和厄尔曼认为，大城市的形成并非是单一核心城市发展的结果，而是由具有不同功能、相互联系的若干个核心地区共同组成（见图1）。

　　随着社会分工与专业发展的进一步推进，金融核心区与次中心区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事实上，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为了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不同能级金融中心逐渐摒弃传统的竞争与挤压方式，转而采用交流与合作方式来开展金融活动。各金融中心的联系日趋紧密，尤其是地理位置靠近的金融中心之间因具有更强的密接性，呈现组团式发展局面，有利于维护和激发相邻金融中心的利益最大化。在金融中心的演变过程中，多核心理论暗示着在城市群体系内，多核之间的协同合作将形成一种特殊的空间网络体系，即金融信息集散地、知识溢出地和金融创新地。这些体系承担着国际金融资源控制中心和资本枢纽的职能，并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冲击，确保内部的金融安全，借助独特的空间结构、运行机制、规模等级和功能作用，在全球金融地域系统中展现出强大的综合竞争力。

　　三、国际借鉴

　　本文从开放和创新角度，基于供给—需求理论，以伦敦智库Z/YEN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为参照，[3]对比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其形成的动力机制，观察其金融发展变迁轨迹（见图2），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提供发展模式借鉴。

　　（一）旧金山湾区：市场主导模式

　　市场主导型是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产生一定金融需求，金融制度、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也随之发生演进（高洪民，2009）。[4]世界主要湾区的形成历程，绝大多数都是一个自然过程（孙国茂，2013）。[5]“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属性，决定了市场主导型金融中心的形成遵循“生产力发展——对外贸易扩张——产生金融需求（结算、融资等）——建立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形成”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即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气候条件等先天禀赋的加持下，商业、人口、贸易等向金融中心所在地集聚，引发存储、贷款、汇兑等交易需求，催生金融机构产生和集聚，自然形成金融中心。市场主导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周光友等，2011），[6]旧金山湾区是其典型代表。旧金山湾区以强大的全球创新中心、全球最发达的风险投资中心带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

　　（二）东京湾区：政府引导模式

　　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中心相对应，政府引导型金融中心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京湾区遵循典型的以政府引导为主、市场自然选择为辅的发展模式（张云等，2007）。[7]东京在日本政府适时推进经济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战略中，创新金融工具，建立高效运转的金融系统，形成了国际金融中心（潘英丽等，2010）。[8]其形成的关键，是通过富有竞争力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支撑，使金融中心尽早跨入“自维持发展阶段”（孙国茂等，2013）。在政府引导模式下，政府部门利用现有政策制度、区位条件、资源分布、经济实力、产业特色、创新环境等比较优势，突破已有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锁定（尤瑟夫·凯西斯，2011；Porteous，1999；Arthur，1998），[9][10][11]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引领、升级金融基础设施功能、优化金融发展运营环境、完善配套服务项目等措施，借助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持续引导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其发展遵循“应对国际市场变化——政府设计规划——金融制度改革——刺激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完善——金融中心形成”的路径。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混合驱动模式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发展是宏观政策引领和市场主导有机融合推进的典范，主要表现在政府引导、市场需求和金融创新三大核心要素的合力支撑上（李刚、高洪民，2020）。[12]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按照演化经济学理论和“供给—需求”理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金融地域运动、城市分工协作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与发展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协同发力（高长春，2007；张望，2008；杨咸月等，2005；余秀荣，2009），[13][14][15][16]并互为补充以形成持续性的累计循环效应（孙国茂等，2013）。在混合模式“双轮驱动”下，政府机制通过战略规划确定金融中心的发展愿景和建设目标，以系统的政策措施培育并引导金融机构聚集，对金融产业运行进行控制与动态调节；市场机制则根植于经济贸易发展所产生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市场化金融资源配置、技术与产品创新、金融风险规避等综合因素推动金融中心的形成。

　　四、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依托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国内大循环吸引国际资源要素，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要素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综合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也必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枢纽为着眼点，遵循“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枢纽”的发展轨迹，以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为动力源，以对外开放和协同联动为突破口，以综合嵌入和生态网络为支撑点，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使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全力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显著提升其在全球金融板块的竞争力（见图3）。

　　（一）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动力源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集聚就是经济活动的“集群过程”，并通过某种循环逻辑不断创造并维持此类集聚。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已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可依托现有金融要素资源与地域条件不断协调、配置、组合，吸引不同框架下的金融市场、金融规则以及金融人才、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突破地理限制，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循环流通和扩散。同时，枢纽内部各地区借助立体化的空间联系，结合自身的规模经济进一步赋能技术创新、衍生新的资源吸附，由此形成“集聚——扩散——集聚”的连锁效应。辐射带动指的是利用金融资源集聚联通的中心节点，形成具有强大经济能量的辐射源，通过金融媒介向外围扩散影响，促进更广领域内金融体系的完善和进步，实现对特定范围的金融渗透和引导的过程。大湾区依托现有金融中心、核心城市，可通过金融要素的集聚辐射，有力黏合区域相互依存关系，扩展建立成熟、健全的金融地域系统，形成由散点化发展到若干单体的金融增长极，再到以几个区域性的准金融中心为支撑的金融一体化格局。

　　（二）对外开放和协同联动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突破口

　　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战略格局和视野的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关键，是以积极对接国际规则、承接更多国际业务为出发点，通过将高价值金融信息转化为金融资产的定价依据，将“货币引力中心”转化为“货币控制中心”，主导金融规则的制定，确立金融资产的定价，搭建多维国际资本流动平台，建成全球金融资源的控制中心、国际财富的再分配中心、国际风险分配和再分配中心，在国际社会上掌握更高的话语权和掌控力。协同发展是指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共赢效果。打造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其核心体现在作为全球金融要素汇聚的中心节点，内部的若干核心城市在竞争中成长、在合作中共赢。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制度和相关政策法规不断衔接融合（许传华等，2017），[17]各种类型、不同区域、不同制度和政策背景下的金融资源相互渗透协作，金融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得到统筹，并建立和维持某种既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促进国际金融枢纽发展的突破口在于“融”和“通”，通过推动内部各城市间的金融分工协作与功能互补，支持核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打造统一的金融服务平台（白鹤祥，2019），[18]放大发展共振效应，以金融发展一体化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综合嵌入和生态网络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支撑点

　　综合嵌入是指在打造国际金融枢纽的过程中，通过集聚、创新、协同、辐射等功能的发挥，实现金融要素与区域优势资源的多边关系性及结构性嵌入。借助内生力量和外源力量的共同作用，国际金融枢纽最终将进入螺旋式生长模式，并实现由单核放射状向多核放射状演进，发展成为集金融开放、金融创新、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若干子枢纽于一体的“巨无霸”“全家福”式的一体多面综合型金融枢纽，避免单一金融业态发展迭代后引致的枢纽经济“外强中干”和“脱实向虚”现象。从全球金融要素流动转移来看，不同金融要素的汇集会时刻产生交易记录、信息披露、产品设计、管理更新等新的金融信息，而集中的金融机构能进一步扩散有效信息、深化机构交流（孙国茂等，2013）。嵌入和网络化发展，将纵深推进金融集聚和开放联动，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信息传导效应、创新引领效应同频，提升金融发展质量，推动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突破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混合驱动发展模式、动态演进的发展路径，以打造平衡稳健的金融开放格局，实现金融体系国际化、规则标准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4个“国际化”为着眼点。以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和科技赋能，构筑国际金融枢纽发展的动力引擎，打造具备鲜明湾区特征、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之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湾区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一）明确发展定位，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枢纽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新兴+转轨”重要时期，金融领域既具发展中国家利率管制、资本管制等金融安排特色（刘红忠等，2015；程碧波等，2018；徐宁等，2020），[19][20][21]又具传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关系（李礼等，2006；孟宪春等，2020）。[22][23]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应在尊重发展现实和市场选择的前提下，站在港澳地区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大局以及“双区”“前海现代服务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打造具备鲜明湾区特征的国际金融枢纽。其中国特色和湾区特征就体现在，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紧密切合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特色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精准度、坚持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开放与创新中推进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探索打造具备湾区特色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之路，最终实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错位竞争和优势互补。

　　（二）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混合驱动发展模式，推进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

　　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特殊性和使命性，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应充分借鉴“市场主导型”和“政府引导型”金融中心的经验做法，以“需求主导和供给引导相互作用”的混合驱动型模式为着力点，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协同发力，推进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尽早跨入“自维持发展阶段”。一方面，借助市场主导，以湾区内外经贸的纵深合作激发产业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务需求，催生金融机构集聚和服务能级提升，以市场供需动态调整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助力国际金融枢纽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引导，打造富有竞争力的政策环境、高效运转的运行架构，升级金融基础设施功能，完善金融发展运营环境，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或低端锁定，推进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产生持续循环效应。

　　（三）坚持动态递进的发展路径，实现由区域金融枢纽到国际金融枢纽的升级演进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是一项不断适应外部形势与环境变化的复杂系统工程，应沿着“服务于直接腹地、腹地外更大区域、整个国家范围、邻近国家和政治属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实现从区域枢纽到国际枢纽的演进升级。要通过充分发挥枢纽地区“聚、疏、留、流”价值功能，使国际金融枢纽实现由传统要素联通中心向资源配置组织中心转变，提高经济要素的时空配置效率。适度参照伦敦、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路径，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和通盘谋划，以子枢纽为载体，系统性推进金融科技枢纽、金融开放枢纽、绿色金融枢纽、资本流动监管枢纽等各类子枢纽平台建设，最终实现由单一枢纽到“1+N”综合枢纽的转型升级。

　　（四）打造平衡稳健的金融开放格局，提升国际金融枢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开放性是世界几大顶级国际金融中心具有的共同特征，体现在：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及世界先进的结算和支付系统，资金的来源和去向覆盖全球、层次多元；充当全球金融市场的领导者、规则制定者和纠纷裁量者的角色，拥有国际领先的金融创新、服务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拥有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与实施的话语权以及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定价权。由此来看，打造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关键，必须要在实现“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上做文章，围绕打造“一个平衡稳健的金融开放格局”，深度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规则标准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促进金融总部资源、平台资源、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在大湾区聚集，促进全球金融市场联通、规则相通、产品互认、资金高效配置，大幅提升国际金融枢纽的金融集聚力、辐射力、影响力。 

　　（五）以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和科技赋能，构筑国际金融枢纽发展的动力引擎

　　金融创新的产生、传播、扩散、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能级提升的动力来源。从国际发展趋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及风险管理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的生态圈正在催生新型“智能经济”形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应充分借鉴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持续构建以金融科技为支撑、金融创新改革为动力的生态系统（刘海瑞等，2018）。[24]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借助金融市场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等突破，持续优化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社会融资结构，实现金融改革创新对标国际湾区；另一方面，打造国际化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平台，以大规模应用场景为驱动，以大型金融机构为龙头，建成具有国际湾区水准的世界级金融科技“创新工厂”，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经营模式、场景应用、业务流程、风险管理机制等，促进金融发展提质增效，提升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注释  

　　[1]吴海瑾：《在发展枢纽经济中培育新动能》，《群众》2018年第15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7-185页。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生产力提高将游牧部落从其余民族中分离出来，进入农业社会的过程，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即原始社会晚期），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成为一个专门的生产部门，它产生于奴隶社会萌起之时。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奴隶社会时期商人阶层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商人阶层集聚地成为城市，其工商业发展、基础设施、科技水平、艺术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明显提高，这也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包括纽约、伦敦、上海、香港、新加坡、北京、东京、深圳、法兰克福、苏黎世、旧金山。

　　[4]高洪民：《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崛起与沪港竞合关系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5]孙国茂、范跃进：《金融中心的本质、功能与路径选择》，《管理世界》2013年第11期。

　　[6]周光友、罗素梅：《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的比较及启示》，《现代经济探讨》2011年第1期。

　　[7]张云、孙桂芳、程丽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和条件及对上海的启示》，《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9期。

　　[8]潘英丽等：《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

　　[9]尤瑟夫·凯西斯（Youssef Cassis）：《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陈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 D. J. Porteou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entres: Location, 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R. L. Martin eds.,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Chichester: John Wiley &Sons, 1999, pp.95-114.

　　[11] W. B. Arthur, Urban Systems and Historical Path Dependence: Cites and Their Vital Syste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12]李刚、高洪民：《当代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决定因素与上海的对策》，《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13]高长春：《战略金融 国际金融中心生存报告》，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14]张望：《金融争霸：当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风险和监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杨咸月、何光辉：《城市群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整合》，《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16]余秀荣：《国际金融中心历史变迁与功能演进研究》，辽宁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17]许传华等：《湖北建成全国碳金融中心的宏观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15期。

　　[18]白鹤祥：《推动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中国金融》2019年第19期。

　　[19]刘红忠、杨小海、韩永超：《再论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世界经济文汇》2015年第 6 期。

　　[20]程碧波、刘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金融风险及中国应对方略》，《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 9 期。

　　[21]徐宁、丁一兵、张男：《利率管制、LPR与完全市场化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对比与实证检验》，《南方经济》2020年第 5 期。

　　[22]李礼、齐寅峰、李胜坤：《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基于调查问卷的比较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4 期。

　　[23]孟宪春、张屹山、张鹤、冯叶：《预算软约束、宏观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管理世界》2020年第8期。

　　[24]刘海瑞、成春林：《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基于动力、过程、结果维度的研究》，《南方金融》2018年第7期。

　　（郭跃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特约研究员；刘佳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霞（通讯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所高级经济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3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