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算法的介入带来了信息传播乃至社会建构的巨大变化。与过度强调算法力量的技术决定论或过度强调人的主控性相比，驯化视角平衡了智能媒体兴起以来数字逻辑和技术逻辑在算法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唤起对算法结构下人类能动性的思考。双重驯化过程中，算法依靠其强大的连接属性集纳了各种社会要素和社会主体，从而形成一个既包含技术程序，又受到人类意志影响的“人—技混合体”。在此基础上，算法与新闻业已经走过了最初敌视与警惕的阶段，逐渐形成相互嵌入、协同稳定的共生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算法技术可以被定义为“因需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或实现一个确定结果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算法技术一直与以人智为主导的传统新闻生产分发流程互相探索。算法将工具理性纳入新闻生产体系，令职业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让位于投资回报的精准计算。算法推荐技术对新闻业的介入体现在新闻自动化生产与个性化推荐两方面。
自算法技术被运用到新闻业以来，学界就聚焦于它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及治理策略。早先的研究大都受技术决定论的影响，把算法看成一股需要警惕的力量，“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等现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算法程序和工作原理作为开发者和设计者的已知知识被集成于某种框架中，对用户构成了“技术黑箱”，编码规则制定的价值与特权也被隐藏其中。算法从人的“代理者”变成人的“控制者”，操纵他人的行动或篡改事件结果在算法环境下成为可能。然而，随着算法的普及和对其认识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关注人的主体能动性，阐释人们在新闻实践中对算法的意义解读和驾驭方法，还原媒体、平台、算法与用户之间动态的相处机制。在新闻业这个复杂场域中，任何技术都不能独立发挥作用，而要与周围各类社会因素进行互动，从而达到制衡。例如，有国外学者分析了Instagram、Youtube等平台上用户的行为，发现他们对算法的使用反过来塑造了算法平台本身。国内也有学者运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考察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现用户通过转赞评、隐藏取关等方式训练调整算法，主动策划个人将触及的信息领域，从而使得自己和算法始终处于相互响应、相互发展的状态。由此，在荷兰学者维贝克（Verbeek）的“技术调节”理论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算法调节”，将算法视为人类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中介者，把人和作为技术物的算法放在同等重要的主体位置来考虑。至此，学界对算法的认识经历了由“强效果论”到“适度效果论”的转变。
当前，有必要重新梳理算法与新闻业之间的关联机制，从更高的视角和更均衡的方向，寻找更合适的尺度来解读算法、人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
二、“驯化”的提出及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使用
“驯化（domestication）”最初出现在自然生物科学领域，指的是人类通过掌握野生动植物生长规律，为其创造一种新的生长环境并进行人工种植、饲养，从而实现对野生动植物生长及其他行为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以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哈登（LeslieHaddon）等为代表的学者用“驯化”隐喻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即ICT）尤其是电视进入家庭的过程，借由“驯化”视角研究家庭成员为应对生活变化和新技术的到来而采取的策略。进入21世纪后，计算机、手机等技术与人类的互动关系成为新媒介环境下“驯化”理论的研究对象，“驯化”的边界也随之拓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这一视角研究新技术如何被纳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数字游戏、Facebook、微信位置签到等技术的使用过程都被放在“驯化”框架下解释，研究对象逐渐由“实体科技”拓展至“非实体科技”。学者们开始正视社交网络下的交互关系如何通过新媒体技术被连接起来，并认为越是无形的技术，就越难以被驯服，这与当下人们对算法的认知不谋而合。这些研究为本文用“驯化”理论考察算法之于新闻业提供了可行性。西尔弗斯通提出了消费过程的六个环节：商品化、想象、占有、客观化、合并和转换，多数学者习惯于忽略“商品化”与“想象”阶段，因为它们是技术被创造与被期待的过程，不涉及技术与环境的“驯化”互动。但这二者为之后各阶段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因此本文将“商品化”与“想象”归入“预驯化”阶段，“驯化”过程则分为占有、客观化、合并、转换四个阶段。
（一）“预驯化”阶段
商品化包含了创造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人工制品的工业过程，以及在正规的市场经济中把这些人工制品转化为商品出售的商业过程。算法在投入新闻生产分发之前，也要经由技术开发人员从理解问题、选取指标、设置权重、评估算法等方面进行设计。不过，“商品化”阶段并不是简单地按照技术标准来完成工艺制造，设计者会有意无意地加入自己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也会体现自己的预期和目的。所以在算法设计中，对问题的理解、对数据的选取、对变量的选择、对算法的综合评价等都贯穿着人为因素。“想象”顾名思义是使用者在消费之前对商品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预期。当下，人们很多时候并非基于“需要”而消费，而是基于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与这些文化意义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我而消费，商品在想象中而非在现实中提供了自我认同、实现了自我需求。算法中的想象同样存在，在研究用户与Facebook算法的互动关系时，有学者提出了算法想象（algorithmic imaginary）这一概念，认为“思考算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运作的方式，不仅能产生不同的情绪和感觉，而且在塑造Facebook算法本身的过程中起到了生成性作用。”经过“商品化”与“想象”这两个预驯化阶段后，媒介技术作为可见或不可见的商品被创造出来，使用者也通过事先想象对商品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做出判断，从而决定是否消费这一商品，即是否“驯化”这一技术。
（二）“驯化”过程
第一，占有（appropriation）是驯化的初始阶段，即一个物体或一种技术、一条消息离开商品世界与等价交换的广义系统，被个体或家庭据为己有，技术进入私人领域。商品跨过公私界限而变成可被驯化的对象并获得意义。在这一阶段，平台、主流媒体、用户都展现了各自使用算法的目的，并通过不同形式完成对算法的占有。张一鸣于2012年创办的“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内运用算法推荐。对于用户来说，算法推荐技术节省了他们在信息爆炸时代搜寻信息的时间，同时为他们搭建了记录生活、上传内容并以此获得自我认同与经济收益的平台，这成为用户驯化算法技术的动因。
第二，客观化（objection）主要描述技术在空间中的陈列位置及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算法无法在寻找自我位置的过程中产生视觉效果，但它同样在网络环境及人们生活中占据了最适合其生存壮大的“私人媒介空间”，并与原有的人工编辑产生竞争、冲突、合作等一系列关系，形成独特的“客观化”过程。算法推荐技术与传统人工编辑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代替与合作关系。算法推荐技术出现后，新闻分发效率大幅提高，人工编辑曾在一段时间内缺位退场，迷失于技术价值与伦理价值之间。《人民日报》在2016年指出“技术和算法终究是工具，是末；思考的乐趣、价值的塑造、知识的完善，才是目标，是本。算法主导的时代，更需要把关、主导、引领的‘总编辑’。”经过诸多考量，张一鸣于2018年4月11日发出道歉信，承诺“强化总编辑责任制，全面纠正算法和机器审核的缺陷，并将6000人的运营审核队伍扩大到10000人。”网易新闻、腾讯新闻、快手、抖音等也纷纷召唤人工编辑回归，2016年，凤凰新闻客户端开始尝试为用户提供“编辑推荐”与“算法推荐”两种页面选择，获得了较高的用户满意度。2018 年5月，新浪新闻客户端上线“要闻”频道，以新闻重要性为价值标准进行普适性推荐，提高人工编辑在前端筛选与后端核查中的作用。人工编辑的回归是算法推荐与编辑推荐由博弈走向合作的结果，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磨合中，算法技术在客观化过程中不断调整其空间位置。
第三，合并（incorporation）是驯化的重要阶段，体现了使用者在驯化过程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并解释了人们如何协调媒介技术与其他日常事务的关系。不论是内容生产者，还是主流媒体抑或是用户，并非只能顺从平台及算法的权力，而是可以作出自己的回应，通过各种努力掌握算法规则背后的运行逻辑，并将其收归己用。职业内容生产者对平台算法有极强的敏感性，他们或许对技术编程一窍不通，但可以通过观察平台特征、联系运营人员、与同行交流等方法掌握流量获取规律，形成一套新媒体环境下获取粉丝与流量的创作理论。如职业内容生产者以“如何体”“刚刚体”“震惊体”等作为标题，从百度指数、微博热搜、新浪热门新闻等榜单中搜集热点话题，为作品贴上话题相近且讨论度高的标签，从而大幅提高被算法关注和推荐的几率。除此之外，创作者还会与平台工作人员建立社交联系，力图接近和了解算法指标中更受重视的因素。用户虽然难以看到算法黑箱里的运行逻辑，在使用初期被动地接受算法推荐的内容，但平台方及算法所创设的规则很难成为绝对性的支配力量。用户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来调整算法对自己的“看法”。
第四，转换（conversion）是驯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媒介技术经过磨合实践，成功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转换”就是将媒介科技从使用者的私人生活转入到公共生活领域的过程，这与驯化的初始阶段——占有正好相反。转换利用媒介科技建立和形塑了使用者的社会地位、社会感知以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算法的“转换”在于人们向外界公开展示算法推荐技术，将曾经赋予算法的个人或组织意义转变为部分公共意义。例如头部创作者逐渐掌握算法规则后成为平台的意见领袖，被平台以物质奖励、流量倾斜等多种方式“收编”，“加V”身份标识的同时受邀参加线上线下经验分享会、粉丝见面会等。具有榜样效应的头部创作者成为算法推荐平台的代理人，不仅在创作中践行算法逻辑，更将其主动寻求流量倾斜的实践“转换”为算法平台创造的技术赋能。“榜样”对于头部创作者而言，不只是一种身份，还是引领行业规律共识网络的行动策略。在“淡化算法规则而强调平台赋能”的意义转换中，中尾部内容生产者的注意力从对算法推荐规则的感知、挖掘和解读转变为对算法平台的信任、忠诚与依赖，算法驯化逐渐演变为平台驯化，平台利用“算法代言者”的身份获取了广泛显著的社会效益。
三、算法技术在新阶段的再认识
（一）算法对人类的“反向驯化”
媒介技术作为工具被人类创造、驯化的同时，也在以自身的“技术意向结构”逐渐地规训着人类，形成“反向驯化”。在有算法加入的传播链条中，制定并使用算法的平台拥有内容生产分发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各种推荐规则引导创作者们参照一套标准化模版进行内容生产，满足从内容标题到呈现形式的各种要求。在算法推荐占据各分发渠道的当下，创作者为了提高被推荐的可能性，不得不让渡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围绕着容易被大量推送的内容类型来创作，以此进入平台主导的注意力经济逻辑之中。由此可见，人利用技术实现增加粉丝、获得流量、提高收入与影响力的目的，技术也对创作者的内容生产方向予以引导和规训，让他们不能按照最初的想法随心所欲地生产内容，算法与人的驯化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可以用“驯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双重连接（double articulation）——来阐释当下算法在新闻界中的存在。“双重连接”起源于符号学领域对自然语言功能的分析，用以说明语言的形态语义层面和语音层面（尤其是它们的相互联系）对于意义创造都很重要。
算法作为桥接信息和使用者的关键技术，同样构成了与使用者和信息之间的“双重连接”。算法嵌入到新闻生产与分发环节中，重塑了新闻生产流程，重组了传统的新闻编辑部架构，促进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位流动，调整了传统媒体、互联网平台等组织的关系地位。这些有形的、可见的变化体现了算法推荐已经完全参与到了原先的新闻业中并与之融合。媒介技术作为信息传递者的特质则展现了它的第二重连接。媒体内容具有公共含义，这些含义可以嵌入家庭的私人领域并相互影响。在算法时代，算法越过家庭直面用户本身，改变了他们的信息接收与使用习惯，从而影响着他们看待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用户在算法影响下形成的个性化、情绪化、茧房化等种种特质也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二）人机关系下的算法技术
不论是人类作为主体“驯化”算法，还是算法“反向驯化”人类，二者依然是主客体之分明确的两种事物，而算法与传统媒介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在与人类的互动中不断调整位置，深度嵌入了人的生活。
算法在新闻业中承担着输入数据与输出数据之间的“中介”角色，这一中介较传统媒体而言有着更强大的连接属性，可在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连接国家权力、商业资本、用户需求等各种社会要素，成为“资源集散地”。集散地里既有纯粹的技术运行，又有各种权力试图施加的控制，还有数据化后的人类偏见、需求、兴趣、希冀，这些要素经由算法整理、调度、分配后，就产生了新的价值和意义。算法也在与各方要素互动的过程中，由单纯的技术变成了“人—技混合体（human-technology associations）”。这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连接性，它可以集纳、整合、分配各种资源要素，这与算法作为中介的特性密切相连；二是模糊性，人在使用算法与他人、物体、场景进行交往连接的过程中，留下可被数据量化的思想行为，算法则利用这些数据强化连接，完成它作为中介的使命的同时影响了被中介的人类社会，因而算法输出的结果不再完全是程序运转的结果，而是人与技术共同作用的产物。人与技术是相互形塑的，呈现一种联合体的状态。
因此，应将算法放在当前技术与社会、与人的整体关系中来看待。算法作为典型的非实体技术组件，本身就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联系在一起，是它们得以运作的底层架构，在基础层次上决定着上层应用逻辑和呈现形式。当前，移动媒体、可穿戴设备、传感器深度介入人类生活与身体，将人的物理状态、行为乃至思维活动数据化，以算法为技术本质而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早已超越了“人的延伸”这一预言，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解答互联网文明影响下人的可能性问题——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人性？什么构成人的定义？
四、结语
算法介入新闻业已经10年之久，人们对它的认识由技术决定论影响下的行业边界探讨、伦理风险纠偏、权力转移控制走到了稳定状态下的辨证认识阶段。在“商品化”与“想象”的“预驯化”阶段，生产者在考虑平台要求、技术知识等因素的前提下编写出算法，使用者对其产生想象与期待，并决定是否开始驯化算法。当正式的驯化关系确立后，人们会通过“占有”“客观化”“合并”“转换”四个阶段来调整算法技术与自身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各主体都在寻找算法推荐技术的规则，借助它来实现自己在商业利益、舆论引导、社会影响力、信息获取等各方面的目的。算法同时也“反向驯化”着人类，全面深刻地规训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社交关系、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关系重置和建构的重要途径，甚至改变着媒介运行的核心逻辑。经过单向控制与相互驯化阶段后，算法与人类之间的相处不再试探割裂甚而敌视提防，算法由单纯的技术变成了“人—技混合体”，与新闻业也建构出一种共生关系。人类与算法达成了一种基于认同与驯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状态。
（唐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段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严云依，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4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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