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万物皆可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指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许多人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受益者，他们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更为便利地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更为充分地获取公共服务。然而，还有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使用智能设备，在数字化时代举步维艰。2020年8月17日，哈尔滨的一位老人因手机不能扫健康码而被司机拒载，进而遭到同车乘客的愤怒谴责。同年11月23日，湖北宜昌一位老人冒雨前往服务厅缴纳医保，却被告知不收现金。

　　在现有文献中，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是一个相对于“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的概念，通常指那些出生于数字时代前的老年人群体，他们主要因为年龄原因而被排斥在数字社会之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60岁及以上老年人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46.0%，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27.9%。由此可见，相较于中青年人群，老年人在数字化服务中遭遇障碍、沦为“数字难民”的机率更高，他们在出行、消费、就医等日常生活中都可能面临诸多不便。为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该方案聚焦于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了20条具体举措要求，以期有效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设备中所遇到的困难，切实帮助他们融入数字化社会。

　　如果撇开年龄的因素，而将数字难民定义为受困于数字技术的人，就会发现，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智能设备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技术的控制而沦为数字化时代的“受害者”。比如，在智能算法技术的控制下，外卖骑手遭受派送时间和配送路线等的约束，不得不“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致使外卖成为“高危行业”。再比如，个人信息与数据被各大网络平台无限度地采集，小区的“刷脸”设备也会抓取个人面部生物信息，还可能与既定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比对，并进一步追踪个体的其他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容易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构成威胁。更有甚者，人们还可能遭遇一种“全网封杀”式的“过滤”，在互联网社交平台无处容身。2021年初，以推特为代表的多家网络公司宣布对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网络账号予以永久封禁，使特朗普基本上丧失了互联网空间的话语权。

　　对于以老年人为代表的数字难民，我们可以通过普及互联网技术、提供更贴心和更人性化的替代服务等方式来纾解其困境；而对于更为广泛的数字用户来说，其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已到了离不开各种互联网平台的地步，如何避免其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沦为权利意义上的数字难民，便成为我们“数字化生存”不可回避的难题。事实上，相比于年龄意义上的数字难民，权利意义上的数字难民数量更加庞大，其受困的情形更加多样、更加复杂、更加隐秘；同时，相比于庞然大物般的平台公司，作为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体更显弱势。从这个角度来讲，权利意义上的数字难民问题更值得深入探究。现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展开了具有启发意蕴的思考。比如有政治学者呼吁要“警惕数字利维坦的内在风险”，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社会学者呼吁要“警惕技术背后的资本操纵，通过反思、 批判和行动抵制平台公司的数据侵犯”；有法学学者强调“有必要强化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这些研究都意识到：要避免沦为数字时代的数字难民，我们就必须正视数字技术的隐忧。本文尝试从“现代化”概念出发，提供一个观察数字技术阴暗面的整体性视角。

　　二、现代化：一个分析视角

　　工业革命以来，实现现代化不仅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政策目标，也成为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尺。从现代化角度来看，破解数字难民困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权利和观念问题。

　　（一）作为进步观念与政策目标的现代化

　　“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英文中是一个动态名词——to b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它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意蕴。首先，现代化是一个政策目标。现代化现象最早出现在少数欧美国家，然后扩展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许多国家都从政策上确立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目标是保持和提升现代化水平；而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目标则是早日实现现代化。其次，现代化是一种价值目标。现代化被视为能够加速世界发展的利器，代表着人们对变革的渴望和对社会变迁的信念，是“好的”和“进步的”的代名词，是当代社会中值得追求的、美好的价值目标，因而“被深深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对外政策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述之中，号称能够加速世界的‘进步’”。最后，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明进步，现代化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范式转变，是一场人类全方位的革命性转型，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转型，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价值、思想等全方位的转型。除了丰富的实践意蕴外，现代化更展现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思维模式，它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核心构建了一整套关于人类主体和人类力量的话语体系，相信人类只要拥有了现代科学和技术，就将无往而不胜。

　　实现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的奋斗目标，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使国人对现代化有着格外强烈的憧憬。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坦途，从“四个现代化”到“三步走战略”再到“两个一百年”，我国走出了一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立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此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一个“最响亮的词，时代的最强音”，我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也因此纷纷对现代化研究张开了怀抱。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

　　（二）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现代化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一种代表发展与进步的价值观念。但现代化所产生的隐患是延滞的、难以察觉的，因此常常被忽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才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全球性的浪潮，并集合到“反思现代性”或“反现代化”的旗帜之下。如果说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是现代化的代名词，那么，反现代化或反思现代性的关键标签就是去中心化、反理性主义、非确定性和地方性叙事等。艾恺（Guy Alitto）在反思现代化时提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

　　首先，现代化的技术理性意味着“效率高于一切”，但也“控制了机器操作者（而不是产品）并把工人们相互隔离起来”。随着专业化的推进，机械化加快了劳动速度，漠视了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工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受害者而不是其主人，其作为人的种种能力日渐萎缩。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还会为了创造和生产财富，不计后果和不择手段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等，人类所珍视的事物正逐渐被他们的欲望削弱或摧毁。

　　其次，现代化忽视了对于传统的保护。根据现代化研究者的观点，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等社会变化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将被一套崭新的社会结构与价值所取代，导致部分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产生了误解，认为传统与现代是两个对立概念。如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有些国家致力于城市化建设，忽视传统农村的发展，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加剧城乡不公平。

　　最后，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如贝克（UlrichBeck）所言，现代化进程中的“自反性”显露出来，现代化正“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和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当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环境污染等各种现象展现在世人眼前时，人们对进步所抱有的乐观和自信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就为反思现代性的兴起奠定的深厚的实践根基。而在理论上，现代性“一如它一再铭写出来的伟大自由成就一样夺人耳目，它变成了一个难以驾驭的双面巨兽”。对理性的追求造成了精神的僵化，造成了制度化的世界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对立，人的情感、本能等人性面被忽视或者被扼杀；对主体性的追求导致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科学的追求导致科学成为新的上帝。

　　综上所述，既要看到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好处，也不能无视其技术理性思维带来的隐忧，特别是当其以一种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的时候，更要警惕其可能的内在风险。

　　三、作为高阶现代化的数字化

　　如果说现代化的早期表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那么，数字化和信息化就是现代化的高阶版本。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过渡的革命性变革，这场变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数字化的积极影响

　　随着数字终端的广泛应用，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也越来越成为促进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首先，数字化将数据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过去，信息主要依靠人工进行收集和处理，并最终呈现在书籍、杂志、报纸和录像带上，仅能在小范围内进行传播。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使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呈现出更多的数字化特征。无论是数字、字符，还是声音、颜色、图形和图像，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用二进制的两个数0和1来表示，这一过程便是“数字化”。数字化所形成的电子数据可以彻底打破时空的限制，以光速进行传输，使信息成为全世界都可共享的资源，电子书籍、电子杂志、网络课程、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数字化产品被创造出来并进入到人类社会。人们还拥有强大的分析和使用数据的能力，他们将数据录入至特定系统后，能够对数据进行深层的整合、分析、挖掘和加工。

　　其次，数字化发展使人类生活变得更为便捷。数字化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人们的生活发展了巨大的改变。在过去，如果人们想要购买衣服，需要到商店里进行挑选。在数字化时代，人们不需要出门便可以浏览各式各样的服饰，通过3D视觉来体验服饰穿戴的效果，购买后由各物流公司直接送货上门。灾害预警滞后和信息渠道不通畅是许多农民最大的担忧之一，数字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些问题。陕西省眉县的益农信息社通过企业微信群向村民传达农业信息和最新的灾害预警信息，让村民能够及时做好防护措施，减少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同时，村民借助于企业微信平台上的“大农供求”板块，能够快速地将农产品销售出去。

　　最后，数字化发展为国家治理赋能。人类将数字化技术应用至公共管理领域，加快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速度，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比如，新加坡建立智能交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对交通进行有效引导和干预，显著缓解了高峰时期交通拥堵的问题。江西省新余市通过启用“集智能办公、智能决策、智能监管和智能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化综合办公平台，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并节省了办公经费。2018年，国务院印发《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此后，“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秒办秒批”等数字化政务改革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展开。

　　（二）“数字利维坦”的兴起

　　数字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数字化作为信息处理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将现代化推向了新的顶点，也导致了“数字利维坦”的兴起。

　　利维坦（Leviathan）原为《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种象征着邪恶的怪兽。英国学者霍布斯（ThomasHobbes）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提出，为确保人们的安全与幸福，人们应该“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样的集体就是国家，也就是“伟大的利维坦”。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是一个强大的且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体，它可以消除国内混乱，抵御外国侵略，保护国民安全。然而，利维坦更是一个权力机器，国家拥有绝对权力，在缺乏防范的情况下，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很容易对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造成侵害。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冲击着传统的权力结构边界，为国家和大企业监控和管理社会提供了更为全面、隐秘和牢固的方式。数据如同脱缰之马，“手执缰绳和马鞭的人类无力操控之势逐渐显现，作为‘国家利维坦’的约束手段的数字技术开始其异化过程，有演变成一种新的利维坦——‘数字利维坦’之势”。这一新的“双面巨兽”超越了过去的国家概念，其形态不限于国家，而是包含了所有的数据掌控者，谁掌握了数字技术，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拥有了权力。公众作为数据生产者，却没有同等的技术手段以维护其自身的权利，其一言一行均可能处于严密的监控下。

　　四、“数字利维坦”与数字难民的生成

　　数字化可以赋能美好生活，亦是国家的政策目标。作为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最早开始大力发展计算机和互联网，掌握众多先进的信息技术，在数字化建设道路上遥遥领先。欧盟提出建设数字化统一大市场，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日本的数字化建设目标从“E—Japan”升级至“I—Japan”战略。“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数字化建设亦是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但是，如果人们忽视数字技术的隐忧，就难免会沦为数字难民。

　　（一）个人隐私“透明化”

　　在数字时代，人们的一言一行均暴露在无孔不入的“第三只眼”的监控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数字难民，丧失对个人信息的自决权利，这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比如，手机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但令人难以察觉的是，当他们在使用手机时，电话运营商可随时追踪他们的行动轨迹。人们还经常在网络中提供各种个人信息，如在社交网站中更新自己的动态和定位、在购物网站中填写个人信息、在搜索网站中检索各种关键词等。起初，人们是为了享受便利的服务，在效用和需求的引诱下，披露的信息越来越多。最终，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情况远远超越了人们所能设想的范围。这些海量的信息组成各种数据组合，各类平台背后的“信息帝国”利用这些数据组合将“具体的个人”呈现出来，即他们可以精确地描述出个人的所有信息，包括姓名、住址、身份证、联系方式、兴趣爱好、工作单位、家庭成员信息等。一些数据公司（如二手数据商）为了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会收集各类数据，再卖给个人或企业，无视这可能会对个人造成的伤害。但个人却要承受这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威胁和伤害，这些数据可能会落入犯罪分子手中，成为他们诈骗的工具之一，使得受害者遭受巨额的经济损失。有的企业则会利用这些数据对消费者进行“预测性分析”，预测他们的未来购买行为。购物网站会根据消费者的搜索、浏览和购买记录对他们的消费倾向进行分析，向他们推送相关的商品，提高其销售率，消费者则成为“猎捕式营销的猎物”。

　　（二）数据错误难以避免

　　数据是众多系统运作的基础，但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产生重复计算、统计标准存在差异、数据造假等问题。在美国，若在现场测量，数据的误差率在0.5%至30%之间，若企业未能尽力避免数据差错，那么错误率将达到1—5%。美国高德纳公司（Gartner）曾对世界财富1000强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在这些企业中超过25%的关键数据存在缺陷，但这些错误往往会被忽视。它预测，在未来两年，全球顶级公司中超过25%的关键数据将继续存在缺陷。国内学者对某国有大型企业信息中心的TB级数据进行抽样调查时发现，数据的差错率达到10%。这些数据错误不仅会为企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更高的维护成本、人工成本和收入损失等，也可能会给数据来源的个人带来许多困扰。

　　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系统早已深嵌于人们的生活，导致人们如同生活在一个严密的“监狱”中，难以逃脱数据错误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在美国，每年有近10万名患者因数据错误导致的医疗事故而死亡，约占全部医疗事故致死人数的50%。航空公司往往拥有一份恐怖主义者的禁飞名单，这份名单是电脑自动生成的，常产生各种错误，如一个无辜的人可能因为名字与某个恐怖主义者相似而遭受误解。2013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一篇报告显示，全美约有1000万消费者（占比5%）的信用报告中存在错误，这些错误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增加信贷成本。为了删除或更正这些错误的数据，人们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错误的记录甚至可能跟随他们终生，持续对他们造成伤害。

　　在数字时代，人们对数据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大数据的倡导者甚至认为，当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数据就可以自己说话”。然而，数据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可靠，数据是人类创造和收集的，难免会出现错误。若数据质量低劣，偏离了实际情况，那么数据规模再大、数据分析工具再先进也是徒劳，政府依据这些错误数据所做出的决策将无法为宏观政策服务，企业也无法做出最恰当的决策，与之相关的个人也被迫承受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各种伤害。

　　（三）算法控制加剧剥削

　　在原始社会，权力来源于武力；在封建时代，权力来源于土地；在工业时代，权力来源于金钱；在信息时代，权力来源于知识；那么，在数字化时代，权力就来源于数据。数据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权力，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权力。数据成为一种“新型的资产”，而对数据这种新型资源的占有程度将会成为社会分化的新指标，拥有更多的数据资源和领先的数字化技术的人们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将会受到不断加剧的剥削，在社会中不断被边缘化，进而变为新型的数字难民，社会的纵向分裂从而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当人们在使用微信、微博和淘宝等网络平台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时，这些平台都在持续地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如指纹、脸部数据、声纹、各类账号信息和密码等。在数字化时代，信息和数据是资本的重要来源，企业将这些信息和数据转化为货币资本，作为数据创造者的用户却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有的用户为了使用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甚至需要支付一定的金钱。泰拉诺瓦（TizianaTerranova）将这种在网络上提供“免费劳动”的行为定义为“数字劳动”，并将数据提供者称为“网络奴隶”。

　　企业利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对员工工作时间、顾客流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精确地计算出不同的日子和时间段分别需要多少人力，员工在多少时间内工作效率最高、能够工作多长时间，并利用这些分析结果安排人力资源，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在维持业务正常进行的同时获得最大的收益。一个新的动词——关开门（clopening）在美国大企业中逐渐流行起来，指“一个职员工作到深夜，关闭门店，在天亮之前回来开门”，工作时间被延长至极致，其结果是工作时间安排越来越不规律，员工越来越疲惫。这种现象在星巴克、麦当劳和沃尔玛等连锁店中尤为突出。国内一家名为便利蜂的便利店研发了一套算法，从选址到经营管理，都交给这套“算法”来决策，店员如同“工具人”般地严格完成400多项系统指令。在算法控制下，员工的个体特征受到无视，被最大化地剥削劳动价值，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身心健康受到较大影响，被迫沦为数字技术的受害者。

　　（四）数字鸿沟难以弥合

　　信息差距并没有因为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而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政策带动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电信基建投资差异大导致各地信息化水平发展不均衡。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占网民整体的31.3%，而城镇网民规模为6.80亿，占网民整体的68.7%，是农村网民的两倍有余；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9.8%，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5.9%。这些数据反映了城乡居民在获取数字化公共服务时所遭遇的不公平问题，被排除在数字化门槛之外的数字难民，无法及时更新信息和享受到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服务。这不仅会强化社会不公平感，诱发城乡矛盾，还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会减少农民增加收入的机会，可能会导致城乡“数字鸿沟”问题进一步扩大。

　　在一些较为贫穷的地区，“数字难民”的问题同样存在。在偏远地区和贫困山区，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解决温饱问题与提高生活水平，而昂贵的计算机和网络费用对于他们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代表着他们与富足之间的差距。数字化的发展将会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弱者更弱，“数字难民”与数字化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公平危机成为威胁着社会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可以说，“从未有哪种技术像今天的计算机和网络这样，隔开了贫与富、30岁与20岁、中心与边缘、仰望与俯视。计算机和网络不只是工具、新的技术，更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新的阶层划分”。

　　五、结语

　　现有文献中的“数字难民”概念突出了其生物性特征而忽视了其政治性意涵。“现代化”为理解数字难民的丰富内涵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作为现代化的新表征，数字化也和现代化一样，意味着“正确”和“进步”，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智能升级显而易见，但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隐患往往不容易为人们所察觉。这些隐患包括数字劳动的异化与剥削、算法控制、互联网霸权、网络主权侵犯和技术乌托邦等。特别是“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可能，以至于福山（FrancisFukuyama）等呼吁：“公众应该对这种扩张及其力量感到惊恐。”

　　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破除对数字化的迷思，警惕数字化演变为一种代表“正确”和“美好”的意识形态。数字化固然是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但其内核始终是一种技术理性至上的思维模式，其极端化表现，就是任一事物只要与数字技术挂钩，就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名词。因而，要着力破除这种“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思维惯性，还原其工具理性的本色，警惕其对价值理性的侵蚀。这就意味着需要将各种新的数字技术从陌生的、可能有危险的东西转变成能够融入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的可驯之物。

　　在对公众的数字权利加以保护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应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以尊重和保障个人的数字权利为原则，制定与数据收集和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最大化地保护公众的隐私权。2021年11月1日，国内首部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生效，但其具体执行效果仍有待时日。政府也应设立监督机制，允许公众对政府机构和科技企业的数据收集、分析与运用行为进行监督，消除算法控制现象，预防和打击侵犯公众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消除数据使用中的各种不公平现象，真正将公众个人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控制权和处置权交还给公众。

　　（颜昌武，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倩恩，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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