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对未来世界发展的哲学思考。当前国内一些学者模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在理论上的区别，将它们等同起来。还有一些学者对此有不同观点，如张战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实践；钟明华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呈现”；张新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夯实现实基础”。这类观点初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做了区分，但仍然没有触及它们内在的本质区别。国外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更多停留于政治、政策方面。如威廉·A·卡拉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隐含着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的中央主义的地方系统的理念”，这显然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片面的甚至歪曲的理解。大卫·多曼更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一种地缘政治的工具”。要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避免将它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也要避免将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简单等同起来，要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同“真正的共同体”的区别与联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类哲学基础
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聚焦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照。人类既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体，也是享有命运共同体的主体。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的角度深刻阐释了人的本质属性以及人的“类”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不仅要面向人的“类”本质，而且更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努力克服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一）人的类本质特性
马克思的“类”概念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但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从抽象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费尔巴哈对事物、现实、感性，及对客体只是采用直观的方式去理解，而没有看到对象之所以能成为客体恰恰在于人的能动性”。也就是说，他看不到人的真正“类”本质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路易·杜普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理解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类学的社会缺陷，把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类学变成了具体的需要与生产的人类学。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阐述了人的“类”本质的实践特性。约翰·怀尔德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一种与理想的思想对象有关的抽象意识。而高清海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类哲学”，认为存在是先于本质的，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是人的“类本质”的前提。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类”特性基于人对对象世界的改造而确立，这里的对象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也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
总之，在我们看来，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的自觉意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因素。动物把自身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看作同一的，只能被称为“种”存在物，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人在自己的“类”生活中以自己的生命活动为意志，将自己的生命活动看作自己实践活动的对象。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在“类”的自觉意识下，将自身所处的环境甚至是整个物质世界看作自己的对象，并按照自己的“类”需求去改造整个物质世界，同时也将自己的精神“类”能力看作自己的对象。在这里，人的“类”本质体现在人改造世界的生产生活中，并且与动物的那种片面的、在肉体需要支配下的、产品直接属于肉体的生产不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在不受肉体需要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不仅生产自身，同时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类本质的内在要求
首先，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依然并无二致，只有突破当下的社会形态而向更高级的人的联合发展，也就是向“真正的共同体”发展，才能够使人真正过上“类”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顺应了人要使自己的无机身体即自然界重新回归，使人的自由、自主活动成为人的目的而不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的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克服异化为实践旨趣，以“真正的共同体”为发展目标，努力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人类社会，“在这种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状态中，每个个体既是个体性的存在，又是以类的方式来存在；个体的对象化的活动即是自己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
其次，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角度看待人的“类”本质的，这种“人类社会”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体现了这种超越。在马克思这里，只有在“人类社会”中，人才是自由、自觉的个体，但是人与人之间不是单子与单子的关系，而是自由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人并不表现为“类”存在物，将他们连接起来的是自然的必然性而不是社会的必然性，是少数人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因此，人要真正成为“类”存在，就必须克服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对市民社会进行扬弃，从而建立起“人类社会”即“真正的共同体”。但是，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走向人的“类”生活回归的重要一步。
最后，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由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构成的。从本质上讲，人的发展阶段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发展必将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构了人的依赖关系，建构起物的依赖关系，但是物的依赖关系依旧是人的异化的体现，只有进一步将物的依赖关系解构，建构起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够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回归。但是，人对物的依赖的摆脱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人从对物的依赖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现实基础。
历史证明，只有扩大交往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才能带来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才能将人类的优秀成果保存下来，才能迈向更高水平的人类社会形态。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世界普遍交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刻论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世界普遍交往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曾受到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这本书的启发。马克思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换言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极大地缩小了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间的时空差距，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由过去的简单的、有限的交往向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发展。这种普遍交往在所有处在交往中的民族、国家中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从而也就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的人代替地域性的个人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意味着过去那种相互分隔、自给自足的状态成为历史，普遍交往越在当下显现，无产者也就越具有世界历史性。
生产力与交往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决定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在马克思看来，普遍交往不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肯尼思·A·梅吉尔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交往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社会形态转变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原始社会在交换开始时就开始解体”，普遍交往在初期加快了民族内部的分工的细化，而分工越细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当普遍交往突破民族的界限向世界普遍交往发展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分工细化在民族之间发生。
然而资本逻辑主宰下的世界普遍交往是有缺陷的交往。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直到今天，西方一直处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之下，在这个世界中，世界运行的逻辑是资本逻辑，世界普遍交往毫不例外，也处于资本逻辑下。资本的逻辑“将资本的力量推广到更遥远的地方”，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东方国家的大门，这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些国家走向现代，但是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今时代，世界普遍交往更加发达，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掠夺剩余价值，造成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加剧。在资本逻辑下，世界普遍交往产生异化，这表现为世界普遍交往越发达，世界范围内的不公平就越加剧。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普遍交往的另一种可能
在资本主导下的世界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但它的缺陷也越来越显现出来，我们必须思考推进世界普遍交往的另外一条可能的路径。在过去相互分隔的时期，小到个人的文化创造，大到人类的文明成果，都有可能随着不可预料的灾难而消失，这不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甚至可能导致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或者倒退。只有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各民族才会为获得更大的利益而相互借鉴，客观上推动人类文明相互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时候人类的文明成果才不会因为部分文明的衰落而消失，才能将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不断向前推进。并且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不断促进世界普遍交往，才能不断将生产力发展推向更高的层次。
但是，旧式的世界普遍交往在发展过程中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使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因此，只有打破资本逻辑的主导，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取代旧的世界普遍交往形式，才能够真正促进世界普遍交往的平衡发展。同样，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也会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由于交往的普遍开展与不断扩大，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普遍交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为形成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式下的世界普遍交往不再像旧式的世界普遍交往那样，只为少数国家的资产阶级服务，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形式下的世界普遍交往不仅努力实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而且致力于实现发展由全体人民共同推进，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受，从而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资本的逻辑，有力推进世界迈向平衡发展和普惠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各个民族的历史在生产力不断提高、民族间的交往不断发展为世界普遍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世界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预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现的必然性，也内在规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突破当前生产力的桎梏，突破人类文明的狭隘眼界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才能构建起来。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黑格尔曾对世界历史做出论断，认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从世界精神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历史，这实际上仍然是唯心史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给了马克思很大启发。首先，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不是世界精神或者理性使世界历史成为可能，而是人类实践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才使得世界历史得以展开。正是机器大工业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个体的需要都有赖于世界市场。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从民族性的转变成世界性的了。原来各个封闭的民族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以商品和货币为纽带而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分工的发展而越来越紧密。其次，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是整体的演进和各个部分的演进的统一。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世界整体的发展趋势是面向世界历史的，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并不均衡，不同民族、国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进入世界历史的时间上具有差异性。因此，世界历史的整体演进与各个部分的演进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体系。最后，马克思在考虑世界历史的演进时也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即从“单线论”到“多线论”的思想转变。马克思早期在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研究的基础之上，得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必须经过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到下一个社会形态的“单线论”结论。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后，马克思经过了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大量研究，尤其是对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得出了当时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下一个社会形态的“多线论”的结论。当然，无论是“单线论”还是“多线论”，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变的。
（二）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规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理想的阶段性目标。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单个人的解放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存在单个人没有得到解放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时候，只有人类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实现，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奥利瓦·布兰切特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一旦世界市场建立起来，它就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的活动就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只有通过将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实现人的最终解放。也就是说，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包含着“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规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正是“解放全人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要环节，是世界历史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必要阶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科学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世界发展都是不平衡的，世界发展是在历史发展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向前的，但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程度并不同一，甚至体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在这种差异性的基础上，世界历史的演进必然是多样的，没有哪一种发展模式是万能的，能够适用于所有民族和国家向世界历史演进。而当今西方世界仍然被资本主义所主导，在资本的增殖“游戏”中，不公平的竞争被凸显，这就造成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各个主体的差距被不断扩大，落后地区逐渐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须关注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关注那些受资本剥削的民族，改变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推动世界历史的有序演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不断探索东方国家发展模式，为那些落后且想发展自身的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根据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条件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一条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一条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一条反对霸权和零和游戏的道路，一条不断兼容并蓄、追求创新和提高治理效能的道路，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借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旨趣下，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发展模式，不断巩固发展成果，完善发展实践，总结发展理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更有益的借鉴，从而加速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共同体思想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与共同体紧密相关的，所有人类社会形态都可以划归到三种共同体的范围之中，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当一个共同体得到充分发展以后，才会进入下一个共同体阶段。因此，每一个共同体都为后一个共同体的出现创造条件，不仅包括生产力方面的条件，也包括文化意识方面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从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环节。
（一）自然的共同体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为了与强大的自然做斗争而聚合起来，为了延续后代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首先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在家庭的基础上形成部落共同体，在部落共同体形态下的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随着分工的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类的活动范围因此也开始扩大，所有制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原来的部落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发展需求，从而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奴隶制度便出现了。与奴隶制度相适应的是奴隶主所有制的形式。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只有奴隶主才拥有人身自由、财产和政治权利，但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不劳作的奴隶主也依附于奴隶。
在分工更加细化、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出现，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逐步建立。相对于原始部落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生产力水平以及奠基于其上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但是封建社会依然没有摆脱人身依赖关系，其基础仍然是对封建土地的依赖，安土重迁的观念就是对这种依赖关系的反映。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只能服从和服务于统治者，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部落社会到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奴隶社会，再到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都处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中。路易·杜普认为马克思更清楚地认识到，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决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它以更为粗陋的奴隶制或农奴制形式出现在它之前的所有制度中。因此，在自然的共同体中，个体必须屈服于共同体，共同体对个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个体的尊严、价值甚至是人性都被极大地压抑。同时，封建的自然共同体的发展也为下一个共同体的出现积累了条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开始分离。
（二）虚幻的共同体
资本主义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使私有财产和劳动者对立起来。这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使劳动者表面上看起来获得了个人自由，它用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用工资和利润掩盖了对劳动者的剥削。资产阶级为维护其阶级统治，通过意识形态的虚构建立起“虚幻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是一种虚幻的自由。不仅无产者是不自由的，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代表，同样也是不自由的。马克思说：“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虚幻的共同体中，共同体的利益相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甚至是对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便是调和这种利益对立，稳定社会发展。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保卫的正是私有财产关系。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国家是统治他们的工具，而不是保障他们利益的共同体，因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它是虚幻的共同体，是异己的存在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美好价值只为他们自己享有，资产阶级的法律、国家机器都是为他们实现这些抽象价值而建立的。这些价值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却是虚幻的，他们没有一刻生活在这样的价值主导的世界中，他们的世界与资产阶级的世界是对立的。总之，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用何种具体形式，都呈现为虚幻的共同体，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唯有打破这个工具，建立起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每个个体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解放。
（三）真正的共同体
真正的共同体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马克思认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这个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变成了世界普遍交往，过去那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资产阶级国家必将走向消亡。
肯尼思·A·梅吉尔认为，“马克思关于共同体是无国籍社会的理论，主要是对黑格尔国家理论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马克思看来，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国家这一实体必须消亡，从而使得被压迫者、被剥削者都得到解放而恢复主体性，成为自己的主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利己主义精神被解构，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个人不再把自己看作目的而把他人看作手段，每个人都把他人的自由看作自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不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而且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得到解决。马克思认为，“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过去的“自然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都是有缺陷的共同体，都为了发展而无尽地向环境索取，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剧。只有当人认识到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进行生产活动时，人才能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自然。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之中，才能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少数个人的利益来驱动社会的发展；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则是共同的利益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有机统一驱动社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所瓜分。只有在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生产资料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情况下，只有在将劳动者重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产品的异化被克服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才能真正实现有机统一。
（四）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别与联系
毋庸置疑，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理论构想，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哲学表达。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之一，是我们党在当今人类社会面临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新困境时展开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探索。真正的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以国家的消亡、阶级的消灭、私有制被公有制所取代为前提，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也就是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下，国家、阶级、私有制不会消失，而是在充分尊重各国自主发展道路的基础上，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等旧国际关系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经济政治共同体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利益为核心的状态，超越了以强势方的特殊利益掩盖共同利益的不合理做法。”第二，真正的共同体要实现的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异化被完全克服，人的“类”生活回归，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却并不以此为直接的目的，而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命运更加休戚与共，世界普遍交往的状态更加完善，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私有制仍然存在，国家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人的异化得到缓解但不能被完全克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与真正的共同体理论具有紧密的联系。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深深植根于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特别是真正的共同体理论，它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其次，真正的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目标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向真正的共同体不断迈进；最后，真正的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真正的共同体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人类的光明未来必定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以此为长远目标的。综上所述，真正的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上努力突破虚幻的共同体而走向真正的共同体，但还达不到真正的共同体的高度。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突破虚幻的共同体的藩篱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大理论创新。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类”哲学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学基础，由于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阻碍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类哲学确定了克服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从而努力实现解放人类的目标，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向。世界交往理论从人类的交往由个体的有限交往逐渐发展为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的规律出发，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有赖于人类交往的扩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内在驱动力。世界历史理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正确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把握了人类社会形态必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必然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逻辑前提。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理想的共同体形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
要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本真意蕴，必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厚的理论沃土中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拥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哲学基础，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狭隘束缚，站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世界历史前进趋势的层面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创新成果。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内涵，不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拔高到和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一样的位置，也不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贬低到仅仅是当前的一种外交政策，而是正确地认识到它是从“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过渡的阶段。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黄其洪，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立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1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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