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岭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广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典范性代表。现代性既张扬于现代社会里，也蕴涵于传统社会中，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正面作用。近代岭南文化有着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精神，重视从实际出发，既张扬传统更重视现实，既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又自觉学习西方发明的长处，既要变革中国振兴中华又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文化的民族性的坚守、时代性的变革、世界性的激荡，在近代岭南文化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在实践中通过三者的整合而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以及由此现代性而糅合出的也许不甚清晰但却信念坚定的现代化图景的追求。当代岭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所创造的体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化形态，是岭南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从“建设文化大省”到“建设文化强省”，都离不开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文化建设，典型地反映出当代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主旨的“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岭南文化所包蕴的务实、进取、创新、开放、敢闯、包容、平和、重商、诚信、敏行、敬业等卓越品质，能够自觉衔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其现代性，整合中外优秀文化精神，提升当代文化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践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帮助。
岭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特质如何、影响如何，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可谓见仁见智。本文拟从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角度，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角度，探讨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为传承和弘扬岭南优秀文化助力，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资源。
一、岭南文化、现代性的内涵辨正
鉴于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中都有把岭南文化、现代性这两个概念笼统化、模糊化甚至误读误解的情况，也为了有助于本文关于“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主题阐扬，故先对这两个概念做内涵辨正。
（一）岭南文化
岭南，是指五岭以南。至于五岭是指哪五岭，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五岭不单指五个岭名，而且主要是指穿越南岭的五条通道。岭南便是由五岭通向南方的大片土地……五岭至海这块土地就是我们所说的岭南，其范围大抵包括广西东部往南至越南中部，广东大部往南至海南省。宋朝以后，越南部分才分离出去。”有学者认为，岭南包括今天的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大部分地区。在笔者看来，简略地说，从地域范围讲，岭南是指五岭往南至海的地区；从行政区划讲，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鉴于上述认知，笔者认为，所谓岭南文化，便是在岭南这块独特的地域范围内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化。该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精神气质。如多元、开放、进取、包容、务实、重商、敢闯等精神，便是区别于诸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质。即使别的地域文化也有与岭南文化相同的某些质素，但岭南文化在表现形式和目标路径上也并不相同。
就地域色彩和精神气质而言，岭南文化是整体性、贯通性概念，包括整个岭南地区的范围，包括从古到今的时代。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说”而言，岭南文化包括物质的层次、制度的层次和思想的层次。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岭南文化包括古代文化、近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看，岭南文化包括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本文论题所涉及的岭南文化，并非地理范围和生活方式、精神价值方面的全部岭南文化，而是指广东地域内的文化，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广东省的文化，略称广东文化。毫无疑问，广东文化并不等同于整个岭南文化，岭南文化也并不仅仅是广东文化。但笔者认为，以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现代性阐扬的对象和范例，其代表性已经足够，这就如同前些年广东政界和学界提出广州（广东）是岭南文化中心地的概念，人们乐于接受并由衷认同一样。可以说，理解了广东文化的特质，就理解了岭南文化的特质；把握了广东文化的现代性，就把握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因此，以广东为例，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在学理上和实践中都是说得通的。
（二）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的概念问题，学术界争议多年，至今没有简明扼要而且取得共识的阐释。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学理问题，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和实际运用，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问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从鸦片战争时期算起，至今快要两个世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整个国家都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下凝为一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人民幸福的获得，民族复兴的实现，其重要目标和基本标志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学术理路看，现代化是与现代性紧密联系的。而如何理解现代性，不仅涉及如何看待现代化的特质、价值、功能，而且关联到我们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也涉及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文明问题。具体而言，如何看待岭南文化的现代性，本质上是如何理解岭南文化的特质、价值和功能的问题，涉及文化自信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建设当代广东文化的问题。
所谓现代性，国内外学术界都有颇多论说。限于篇幅和论题要旨，这里只介绍讨论国内学者的代表性看法。唐文明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现代性造就的是一种注重现在的精神气质，但由于对“现在”的不同理解使之呈现出差异。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理性作为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除了理性和个人主义，进步的观念也是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万俊人强调，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为了激发社会的价值创造力（效率或实际效用是现代社会文明的第一目标），它确定并确信“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权利优先，认为这一价值信念是激活社会物质生产的价值之源。汪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通过词义由贬到褒的历史转变，现代性话语重构了人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启蒙运动制造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之上的历史目的论的承诺，其核心是“理性”与“主体的自由”；现代性话语利用理性、主体的自由等普适性概念及其反宗教姿态遮盖了它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
赵景来指出，综而言之，探讨现代性问题的学者们所谓的现代性，所指称的是一种复合性对象，而非单一性对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被公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这一概念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但诸多论者关于“现代性”的几种不同的表述都不是确切的定义，现代性更复杂的含义必须到“现代性问题”中去寻求；只有把握住了“现代性”之为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什么叫现代性。
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人们对当下时期一切历史事物的总的特征的描述和概括。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沈湘平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与过去决裂、注重现在的观念。这种观念包含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性反映，也具有价值判断和规范的意味，它建立在一种对人的智识能力和信任的基础上，有一套系统而严密的哲学支撑，包括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总之是完整的意识形态性的世界观，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现代性最为核心的观念是理性，与此相关的是自由、人权、进步等观念。
其实，从学理探究和社会实践的双向探讨中，从开放世界和开放眼光看问题，现代性是与现代化紧密联系的。但如同现代性遭到质疑、批判一样，现代化其实也遭到了某些人的质疑和批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表现于世界范围的反现代性、反现代化思潮，足以证明问题的存在甚至严峻。2000年前后一度流行于国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可以算作一个侧面的例证。
根据30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观察和思考，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笔者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治理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伦理观念等制度性、思想性因素。它可以是一整套的体制机制或价值系统，也可以是某些具体的思想要素或者文学艺术的构成。从时间维度看，现代性并不仅仅涵括现代社会，而是可以蕴涵于传统社会之中，但却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正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正面价值。质言之，体制机制、精神旨趣都具有现代意味，至少是具有能够通向现代、与现代相融合相协调的性质，就是现代性。
从价值论的层面看，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过头了，而是甚为不足。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离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之日还有相当岁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提出：“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中国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可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不是过载了，而是需要大大增强。因此，本文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从正面价值讲的，是从要积极追求、尽心尽力去实现的角度讲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质疑和批判否定。质言之，现代性、现代化是当代中国要竭心尽力而为的正当事业，而不是自我设限、庸人自扰的空头讲章。有鉴于此，本文所谓“岭南文化的现代性阐扬”，是从认可、光大的角度而言，而不是相反。
二、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何在
岭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作为颇具典型性的地域文化，与同为地域文化的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一样，无疑既有历史性，也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而广东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地，广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典型，也是其载体和重要标志，把握了广东文化的现代性，就把握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
从文化发展的历时性维度考察，岭南文化的现代性贯穿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论说的方便，此处把以广东为例的岭南文化分为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古代的岭南文化，本文姑且称为传统岭南文化；近现代岭南文化，本文姑且略称为近代岭南文化；当代岭南文化，是指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的文化。
（一）传统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渊源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即百越的存在及其风尚习俗之类的独特样态。但具有现时学者所讲的地域文化意义上的岭南文化的形成，则是在秦汉统一以后。汉初贾谊在《过秦论》里，说秦王朝“南取百越之地”，并没有用“岭南”一词，甚至也没有用“南越”之名。其后的司马迁在《史记》里有了“南越列传”的安排。南朝宋国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德行》里注释“小吴遂大贵达”时，引《晋安帝纪》有“桓玄欲革岭南之弊，以为广州刺史”的记载。唐代贞观元年设“岭南道”，为全国十道之一，治所在广州，辖区大约相当于现今的两广地区、福建全部、云南的东南部以及越南的北部地区。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岭南文化，其发展演变有着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北京大学学者赵世瑜指出：“从‘百越’这样的‘以人名地’概念到‘岭南’这样的‘以地名地’概念，又从他者与我者对‘岭南’一词的不同看法，到屈大均以‘广东’替代‘岭南’的主张，最后到清代以‘岭南’专指广东，‘岭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历史上是被不断建构、不断变化的。这个过程的背后，是帝国扩张、区域开发、地方文化发展、我者与他者的互动，以及观念的变化”。笔者认为，赵世瑜先生的见解是中肯的。
传统岭南文化的发展，途程漫长，内容繁复，从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角度审视，若干历史人物值得注意。汉代南越王赵佗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岭南，其“和辑百越”“汉越杂处”的思路和方略，主张并带头实行汉越通婚，对于汉族和百越族的包容、共存、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其所创造性革新后的佛教经典《法宝坛经》，被毛泽东称为老百姓的佛经、劳动人民的佛经，肯定了慧能把佛经大众化、中国化的成就。明代江门陈白沙，治学主张“学贵知疑”，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原理，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沉闷繁琐僵化，突出人在天地万物之间的主体价值，开明代心学的先河。复旦大学学者朱维铮高度肯定陈白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陈献章（白沙）“是王守仁学说的真正教父”，“广东，正是王学的策源地”。陈白沙的弟子湛甘泉，光大陈白沙学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命题，要求“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抓住了儒家孔子仁学的精髓。
此外，明代邱濬的《大学衍义补》，清代陈澧的《东塾读书记》，都是能够从文化大传统与文化小传统的张力之中寻绎出中华文化与岭南文化辩证关系，从传统与现代相互贯通的层面阐释出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的岭南文化，相较近现代和当代岭南文化而言，其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一面固然显著，但世界性的一面相对单薄。总体而言，传统岭南文化从赵佗、慧能到陈白沙、湛甘泉，其思想都有和合、包容的显著特征，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学派，能够共存共融。同时，更能打破旧规范，突破旧框框，真正是敢于开拓、勇于创新。邱濬、陈澧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阐释，既能够保守其中原文化的内核，又能够结合岭南环境，有所创发，做到了在守成中创新。
（二）近代岭南文化
近代时期的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的巨变。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矛盾的日益深化，传统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逐渐成为有志之士自觉承担的历史责任。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等广东人，都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变革中国的代表性人物。
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内忧外患深重的晚清时期，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利用和转化，特别是把西方文化中国化，把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相结合的思路和手法，实际上体现了岭南文化务实、敢闯、平民化特质的某些方面。概略而言，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农民平均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理论和策略。洪秀全在科考不中后，逐渐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通过学习《劝世良言》而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利用西方的平等博爱思想，表达对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的不满。他巧妙地利用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理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追求“太平”理想。他运用传统文化的歌谣形式，把基督教平等、博爱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相关理念相结合，编写了《原道救世歌》，并编写了《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通俗易懂的读物，宣传群众、唤起群众，传播自己的思想。形式是中国的、传统的，内容却杂糅了西方思想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宣称：“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下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他劝导世人拜上帝、学正人、去妄念，惩富济贫，建立公正太平的社会。他创立拜上帝会，遵奉西方的上帝。洪秀全宣扬“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鼓吹“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号召普天之下的兄弟姊妹团结奋斗，改变“乖漓浇薄之世”，努力营造“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最终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美好理想。显而易见，洪秀全是把儒家的大同理想与基督教思想糅合起来了。从学理辨析和实践操作的层面看，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吸纳和利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诠释，特别是对于中西文化的主观比附及其硬性扭合，有其荒诞不经之处，但他确实达到了为己所用的目的，为他的造反取天下称天王的目标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洪秀全是行无定式、思无套路（框框），怎么有利怎么干，反映出带有实用性质的“务实”的一面。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具有很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的启蒙思想家，勇于并善于学习西方文化优长之处的实践家。他在中西文化交汇之地的澳门撰写《盛世危言》，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观点。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他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他在书中还主张学习商战，兴办学校，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诸多切实的改革方案，一般认为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盛世危言》出版后，反响强烈，直接影响了戊戌变法。从实际出发，敢于提出问题，勇于自我解剖，大胆学习西方，推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郑观应《盛世危言》的鲜明特色。郑观应的思想世界和价值领域的显著特点，是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立足时代，依托传统，勇于开新。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反对军阀混战，力图通过改良增强国力，抵御外侮，改变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自由投资。这些都反映出他思想对于现代性的适应和热望，体现了他把文化的时代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推动文化民族性的变迁和提升，展现了开放性的一面。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发动“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他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宣传变法维新改变中国的思想。他熟悉西方文化，深谙传统文化，重视对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国与西方的互鉴。他撰写的《大同书》《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固然谈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但却是他用其改铸后的传统思想批判现实社会，用西方思想观照中国问题以解决弊端的重要武器。康有为虽然没有找到实现大同的正确之路，但他具有强烈的改造中国、推动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愿望和理论，并有中西结合、古今贯通的学术功底及其治学方法，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守成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行者之一。他的治学之路和方法，并不纠结于纯学理的阐释，而在于怎么有利怎么干，其今文经学的主体性极强。重视文化的世界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融合中西，力图找到通向大同之路，是康有为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他的“新学”的思想动力。
梁启超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他力推 “诗界革命”，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一词便是他的创发。他相信中国是有希望的，有生命力的，不是衰老腐朽的，中国正处少年时期，中国大有希望。他在《少年中国说》中指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这个少年中国说，鲜明表达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捍卫民族独立、争取国家富强的强烈的时代精神。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清醒意识到中西文明碰撞之下，中国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思想层面逐步学习西方，逐步增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家。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梁启超有十分深刻的阐析。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解释：“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质言之，保存更新本民族文化的优长之处，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优长之处，增强本民族文化的机体。不难看到，梁启超这些见解，充溢着深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张扬了文明互鉴的理念。正因如此，梁启超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便成为他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的必然归结。可以说，梁启超思想及其社会政治实践，是把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圆融结合，推动“中华民族”在日新又日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进步的知行合一的典范，在相当广阔的层面昭示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终生。他创立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并举，是创造性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相结合而形成的救中国于危难之际的方案，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很强的时代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并未实现，但他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他希望大力发展经济但又要“节制资本”的思想，至今令人感受到其深刻之处。他高呼要把中国文化从根上救起来，把西方文化迎头赶上去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震撼感，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思想上警醒了国民。全球意识、世界眼光、家国情怀、时代精神，在孙中山的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中融贯为一，中国文化立场的坚守、世界潮流意识的张扬、新型国家理念的建构，是孙中山成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价值支撑。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务实、开放、创新、进取、多元、包容等滋养岭南文化的精神品质，在孙中山这里得到了生动展现。
概括而言，近代岭南文化有着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精神，重视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既张扬传统更重视现实，既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又自觉学习西方文明的长处，既要变革中国振兴中华又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文化的民族性的坚守、时代性的变革、世界性的激荡，在近代岭南文化发展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在实践中通过三者的整合而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以及由此现代性而糅合出的也许不甚清晰但却信念坚定的现代化图景的追求。
朱谦之曾以“海洋文化”说明岭南文化的特质，并以“科学”“贸易”“维新”“革命”来揭示岭南近代文化的内容。他将“南方文化”视为代表“实用”知识的“革命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产业的文化”，深信“南方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前进的方向。当代学者以“实”“新”“活”“变”来概括岭南近代文化的特征。其中“实”就是注重实效、实利，不尚空谈；“新”就是勇于接受新事物，创造新文化；“活”就是明快活泼，反应迅速、灵活；“变”就是变化发展，与时俱进。其中，开放性与兼容性在岭南近代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注重实效，勇于纳新，灵活处事，与时俱进等品质，则为岭南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造了条件，赋予了岭南文化接受现代性、转向现代化的能量。
（三）当代岭南文化
当代岭南文化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所创造的体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化形态，是岭南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激活了岭南文化的生机。岭南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逐渐大放异彩，在广东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如果说，之前岭南文化的传承主要是在民间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对岭南文化的重新认识、发掘、建设，则是全社会的共识。从“文化沙漠”的自卑到“文化北伐”的自傲再到“文化广东”的自信，激发了广东人对岭南文化的再认识热忱。进入21世纪以后，广东省推行的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文化建设方略，在新的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了对岭南文化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的研讨、认识和开掘。广东省于2003年出台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纲要（2003—2010年）》，将“拥有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2003年抗击“非典”胜利以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认为“岭南文化大放异彩”是抗击“非典”胜利的重要原因。2009年，广东省出台《关于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将“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岭南特色文化”作为“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之一。2010年，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将“建设文化强省”纳入会议议程，强调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和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示范区，形成具有中国气派、岭南风格、广东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随后颁布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将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到2020年，形成特色鲜明的岭南文化和现代开放型文化体系，文化在综合实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更加彰显，文化凝聚力、竞争力、创新力、辐射力显著增强，各项主要文化指标居全国前列，努力树立广东文化事业发达、文化产业强大、文化生活丰富、思想品德高尚、文化氛围浓郁、精神家园和谐的文化形象。可见，从“建设文化大省”到“建设文化强省”，都离不开对岭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岭南文化所展现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秉承，对近代革命文化的价值的坚守，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特别是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光大，都典型地反映出当代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视野看，当代岭南文化体现了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三、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文明
（一）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
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蕴涵于岭南文化的长期发展进程中，体现为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追求、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等诸多方面，范围广大，内容宏富。如果从最具代表性、最具本质性特征的方面看，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可以概括为多元、开放、包容、务实、重商、创新、敢闯、平和。这些精神特质的概括，本身就是比较平实的，没有玄理，没有让人望而生畏的深奥，于平实处见深刻，于日常中见精微，正所谓担水劈柴皆是妙道，刚好体现了岭南文化的注重实际、不尚雕饰的质朴本色。
从岭南文化发展的时代性的一面看，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相统一的“中国精神”的层面看，当代岭南文化所追求的精神建构和价值指引，是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这就是“广东精神”的凝练，具体表现为“广东人精神”“广东精神”“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讨论和凝练，以及大湾区人文精神的培育。
（二）广东精神的凝练
当代岭南文化在广东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环是在不同时期对于广东精神的提炼和弘扬。
“广东精神”是指在广东生长、实践的精神，是反映广东这块土地上人们奋发有为、不断进取的精神，是广东经济社会进步、人民素养提升的内在动力。不分户籍、祖籍，只要在广东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学习的人，都是广东精神的创造者、承载者、实践者和分享者。
“广东精神”源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源于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源于全体广东人民的共同努力，是全体广东人民智慧的结晶。“广东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精神构建的生力军和示范者，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凝聚，是传统中国文化精神转型、创新的生动体现。“广东精神”的内涵主要是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而体现出来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时代文化精神。它包括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开放兼容等，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固然，它包涵了传统岭南文化的精神，但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要张扬当代岭南文化精神。
广东是当代中国新文化精神的生长地、滋养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转型和创新的试验田。广东思想文化的先进性最主要体现在敢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既不拘泥于传统，也不拘泥于现实，怎么有利怎么干，这方面它完全和邓小平理论相一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么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怎么有利于提升广东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怎么去做。从实践角度来讲，广东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办深圳特区就是由广东开始的。广东敢于面对实际，打破旧有体制的束缚，重视实际，敢为人先，不务虚名，不空谈政治，这是广东思想的先进性的体现。
“广东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动实践来看，从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来看，从广东文化大省特别是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来看，“广东精神”无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一致。
从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一面来看，“广东精神”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一致。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没有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就没有广东生机勃发、物阜民安的今天。
从文化的地域性的一面亦即从地域文化的传统来看，“广东精神”与务实敢闯的传统岭南文化精神高度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时代精神高度一致，因此，“广东精神”是当代岭南文化的核心价值。
1.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大讨论，是落实中央关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这一战略任务的具体行动。2003年，经过广东省大半年广泛热烈的讨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于2003年9月23日在全省文化大省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概括了“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内涵。他说：“‘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广东人精神，激励着广东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同年11月11日，广东省精神文明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一致确定用“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作为“广东人精神”的规范表述。2004年2月11日，这一表述首次写进广东省的政府工作报告。
敢为人先。这是反对守旧、力主开新的精神。近代以来，广东率先接受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熏陶，由昔日的“蛮荒之地”一跃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先行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在中央的支持下，率先启动改革开放步伐，揭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大胆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思维模式，破除过去空头政治的弊端，明确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开启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尊重经济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先河。
务实进取。这是不务虚名，讲求实效。在岭南文化崇尚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东人摒弃了传统儒家文化中“耻言利”的传统观念，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和效益意识，形成了重利、务实的精神气质，养成了不事声张、埋头苦干的良好品格。无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生活、日常生活，广东人历来反对空谈，重视实干，重视实效，当有的地方还沉浸在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是计划还是市场、是公有还是私有的争论的时候，广东人已经埋头苦干、先行一步，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用生动的实践诠释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平凡的真理。
开放兼容。这是指能够接受不同意见，能够对外开放，兼容不同人群，容纳不同意见，吸纳海内外优秀人才。从整体上看，岭南文化从属于中原文化；但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它又具有远儒性的特征，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的情况下，接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易于接受新事物、吸收新思潮，呈现出“不拘一格、不守一隅”的文化个性。近代广东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西学东渐”的文化热潮正是由西方传教士从澳门引入广东，并逐步在全中国传播开来的。改革开放后，广东利用地缘优势，勇于并善于学习境外域外的好观念、好经验、好方法，吸纳了大量的外资和人才，吸引并接收了大量的内地人才。
敬业奉献。这是倡导现代职业意识和价值理念。广东有悠久繁荣的商业活动，从商现象不仅在广东相当普遍，而且商品意识已渗透于整个广东社会之中，与之相应的是契约观念的生长，恪尽职守意识的形成。这种传统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精神，接受中央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重托后，广东人团结一心，勇于拼搏，历经艰难，为把广东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家园而做出了创造性的无私奉献。
2.新时期“广东精神”。培育和践行新时期“广东精神”，是2011年广东省委省政府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满足广东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战略举措。2012年5月9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大力宣传和实践“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揭开全省培育和践行新时期“广东精神”的序幕，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尽了应尽的义务。与此同时，在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与之呼应的概括，这就是“先天下，纳百川，重实干”，也颇得当代岭南文化的精髓。
3.广东时代文化精神。建设文化强省，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和理性价值观念的引导。在笔者看来，广东时代文化精神便是我们需要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理性的价值观念。
“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提法，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首创。其实，在学术界，从学理的角度进行研究，人们习惯上一般是把时代精神、文化精神单列，要么是时代精神，要么是文化精神，基本不会将其并列。汪洋自己诠释了“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涵：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纵观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透过繁茂芜杂的诸多表象，从思维方式和精神实质的层面考察，应当说汪洋关于“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理念及其内涵诠释，是符合实际的，既是对既往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当下的精神激励，更是对未来的价值引领。要论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是最为充分最为典范的归纳概括和价值指引。
从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的层面看，“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是时代精神与文化精神的有机统一。所谓时代精神，是指特定时代的主流价值趋向和社会精神风貌。通俗理解，可以借用已故哲学学者李秀林的话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是时代精神。所谓文化精神，是指特定民族的基本精神特质，是该民族特定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社会心理、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基本精神风貌的反映。通俗地说，文化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追求。所谓时代文化精神，其主题是文化精神，其取向和内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质言之，时代文化精神是指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价值追求，或者说是文化价值追求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独特精神表现。而所谓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实现现代化的途程中，在广东这块热土上所孕育、成长起来的，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轴心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它是广东人民在奔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正是有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的激励和引领，才有了突破旧有体制和旧有观念的诸多创举，才有了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生动实践，从而创造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先后超越了当年名盛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的各自经济总量的伟大成就。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主旨的“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道理简单而又明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凝练体现，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而生的。
4.大湾区人文精神。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当下的一个制度性安排和价值理念的引导性方略，便是更高水平的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其间，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精神的培育，是重头戏之一。大湾区建设的精神特质或者说风貌品味，是人文湾区，而人文湾区自然需要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
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在开放多元的条件下，见仁见智属于情理之中。但是，从根本上讲，从思想实质和价值准则方面而言，我们可以说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回答，是对人这个族类的精神追求的探讨、提升，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发展的兴衰存亡的“终极关怀”和自觉奉献。人文精神并不是一个内容单薄的孤立性概念，而是具有丰富内容和厚实思想的观念集合体。就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言，人文精神包含着并体现为仁民爱物、修己安人、义以为上、天人合德、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就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而言，人文精神包含着并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最为基础的价值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数十年的艰难探索，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文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发育、成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社会主义时代色彩的、充分显示中华民族人文意识的精神因素，不断增强，并成为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重要凝聚力量和激励力量。以重人情为特征的传统人际关系，正在逐渐转变为契约关系而又不乏人情；一度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运作系统，正逐渐转变到权力受到应有制衡的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过去以他制他律为根本要求和显著特征的个体自我，正在转变为以自制自律为特点，并与他制他律相结合的觉醒的主体意识；片面宣扬动机而忽视甚至蔑视效果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正在为动机与效果并重、不尚空谈、重视效益的新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所取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要而言之，契约观念、法制观念、民主观念、主体意识、效益观念等，正在成为新型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立足当代中国，吸取本土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大胆创造转化，以为新人文精神的滋养，是大湾区建设中在文化建构方面的应有之义。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把已经产生出来并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新人文精神予以提炼、升华，使其成为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前进的精神动力。概括而言，我们要建设的人文精神系统中，主要内容有：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求新务实、讲求效益、科学民主、法制观念、独立意识、公正公平、竞争协同、宽容和谐、义利并重而以义统利等。
同属大湾区的粤港澳地区，尽管在历史上有过不同际遇，现今也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归根结蒂都同属中华民族，都同属中华文化，都同属岭南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大湾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务实进取、开放兼容、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而又美人之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主法治、改革创新、家国情怀，这些充满中国特色、中国价值的理念，将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精神滋养，也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进一步发展的价值支撑。质言之，这些价值理念，将是大湾区建设中应当倡扬、应当追求并落在实处的人文精神。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大湾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最大公约数。也正因如此，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理解它，培育它，壮大它。
（三）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文明
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并不仅仅呈现于当代社会，而是从它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出现之后，其所追求、包蕴、践行的诸多价值理念中展现的民族精神，便已逻辑地蕴涵着通向未来的必由之路，亦即能够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旨趣。诚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所指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华文明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愿望相一致”。本文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就方法论而言，其思维路径和价值理念与这个论断相一致。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近期正在研究、凝练“精神谱系”。笔者认为，在理论形态的、国家层面的精神谱系的探讨和制定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重视以省域文化为范围和载体的属于文化小传统的精神分支。广东省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总结提炼出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新时期“广东精神”、“广东时代文化精神”、“广东人文精神”，以及培育中的“大湾区人文精神”等理念和价值观，都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值得珍视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些成果，正是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括传统岭南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支撑和智力支持，是重要的精神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充满现代性的，是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综观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在总结我国近代以来现代化道路的探寻规律后，前瞻性地提出的既有深厚历史感、又有强烈现实感的基本方略。这样一种充满世界文明现代性和中国文明正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然把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创建新的文明形态。在这个认识框架中，笔者认为，岭南文化所包蕴的务实、进取、创新、开放、包容、平和、厚德、诚信、敏行、敬业等卓越品质，不仅能够自觉衔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其现代性，而且能够整合中外优秀文化精神，提升当代文化价值，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践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帮助。
学者金耀基指出：“从根本上讲，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中国旧文明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演变。” 他还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本质上是中国寻求新文明秩序的一个转化过程。”“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也必然是中国建构新文明秩序的一个文化资源，以是，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平心而论，金耀基这些论断是深刻而理性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我们在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时候，在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在面对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挑战的时候，能够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文明形态的建构方面理解现代性，把握现代化的目标，那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新文明，我们就一定能够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6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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