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造业升级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因素，构建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的高端制造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本文构建了全面理解制造业升级活动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以此归纳和分析全球代表性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典型发展陷阱。在此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推动制造业体系持续性升级的重点方向，并由此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推动制造业体系持续性升级的具体途径和重大改革突破口。

　　一、深刻理解中国制造业升级驱动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的重大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是建设现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如何维持未来30年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可持续升级，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所在。

　　《中国制造2025》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和升级过程，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因素。作为全球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推动制造业连续升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阶段，制造业对中国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作用愈加凸显。一方面，在经济起飞阶段，坚持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促使中国主动利用自身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的低端制造或者劳动力密集型制造领域的“世界工厂”或“世界加工厂”。发达经济体的FDI大量进入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形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必然会面临的“节俭悖论陷阱”（人均收入低下导致储蓄不足和消费能力低下双重困局），帮助中国从低收入阶段一举顺利进入中等偏上阶段。一个最为显著的证据是，中国持续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地位，按工信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另一方面，中国当前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初等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关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机遇期。

　　然而，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升级正面临两个重大障碍。一是出口制造业企业和代工企业的“9元/小时”低工资水平困境。虽然中国逐渐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培育和发展了出口优势，但毋庸置疑的是，制造业部门出口优势相当部分是构建在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上的。例如，作为中国最大的代工型制造业出口基地，广东在2022年对临时用工人员开出了“每小时9元”的工资。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在提升劳动者报酬上面临的困境，以及全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制造业企业利润的控制和压榨效应。进入2010年以来，中国的代工型出口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严重的“用工荒”问题。这本质上反映的是，那些仍然试图要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在3000—4000元之间的代工型出口制造业企业，遭遇了难以维持以“每小时9元工资”招聘到足够数量劳动力的困境。它背后蕴含着劳动密集型出口模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阻碍效应。发达国家利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和利益格局的控制权力和垄断势力，以及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体系的各种利润纵向压榨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意图将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和全球创新链的低技术含量环节。这既能阻碍中国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和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形成，也能对中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现代化进程跨越造成负向影响。

　　二是“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升级面临典型的“低端转移、高端挤压”或“上有打压、下有追兵”的双重困局。所谓的“高端挤压”或“上有打压”风险突出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经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持续崛起态势，必将对西方世界控制全球高端产业和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势力造成根本性的冲击效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收入就业岗位和人均GDP水平造成直接的竞争和替代效应，最终威胁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体系。为此，面对中国正在构建的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升级为目标的现代产业体系，美国的应对策略就是实施针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体系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积极拉拢美国的经济政治盟友针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体系组建各种形式的封锁和遏制利益共同体，从而全面压制和阻碍中国利用独特的“弯道超车”机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所谓的“低端转移”或“下有追兵”风险表现为：伴随着现代产业体系的逐步成型、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和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升，中国利用自身庞大的中高端内需市场逐步发展出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此创造释放出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和形成居民群体工资持续增长的机制。这给中国那些严重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加工和代工型制造业带来不可逆转的冲击效应，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正在试图利用低端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机会，重新组建排斥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而削弱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规模优势，抑制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升级能力。因此，中国制造业体系迫切需要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低收益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向高收益的创新研发和市场销售环节转移。更为重要的是，在“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下，留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并不长，可能只有5—8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由此面临的风险不可忽略。

　　二、理解制造业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

　　（一）制造业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

　　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全方位的发展和升级过程，其中经济发展是最为基础性的推动因素。换而言之，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表现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趋势。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可以将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区分为四个阶段：低收入阶段、中等偏下阶段、中等偏上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然而，该划分方法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一国即便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仍然会面临各种复杂挑战、压力风险以及各种形式的发展陷阱、困局。我们需要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进而更为有效地识别和判断一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重大风险和障碍。为此，如图1展示的逻辑，我们将高收入阶段进一步细化为初等高收入阶段、中等高收入阶段和高等高收入阶段。事实上，一国不仅会在低收入阶段面临“节约悖论陷阱”，也会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更会在高收入阶段面临“中等高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将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动态演化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应该更能有效识别和解释一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性特征和动态演化规律。

　　从全球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依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规律来理解影响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动态演化规律的核心因素，应该主要聚焦在一国制造业体系的动态升级过程。事实上，自从全球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创新和产业革命，愈发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换而言之，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引导和推动下，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已经成为决定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因素。有鉴于此，必须将制造业体系的动态升级能力以及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作为分析和理解一国现代化动态演化规律的基础性条件。

　　首先，影响一国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见图2）。

　　一是原始创新主导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能力因素。影响一国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的最为基础因素，就是一国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体现出来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领先优势和全球竞争优势。而且，越是那些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培育和发展，越是受制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基础性条件。在当前全球各国均将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竞争核心因素的前提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愈发成为影响一国现代制造业体系自主升级能力和全球综合竞争优势的根本性因素。

　　二是贯通式创新链和全链条式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倘若没有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来承接和转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蕴含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形成国家基础研究和企业或产业技术创新研究之间的隔离效应，那么，一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必然难以有效转化为企业产业发展竞争优势和GDP创造能力，这将削弱其利用制造业升级能力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基础条件。因此，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和高科技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以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产业化商业化研究为主的贯通式创新链自主能力，以及按照产业链上下游需求特征布局的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的系统性全链条式技术创新自主能力，愈发成为影响一国现代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和全球竞争优势的核心因素条件。

　　三是对关键资源要素的绝对垄断势力因素。虽然“唯一创新能力”在重点产业链体系之中的影响力得到强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发展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和走势愈发重要，但更要关注到的是，在重点产业链的关键资源领域拥有绝对垄断优势，也成为了影响一国是否具备发展先进制造业体系条件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尝试利用自身拥有垄断性关键资源，作为发展本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因素。

　　四是匹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核心制度条件因素。不可忽略的是，营商环境和制度条件正成为影响一国制造业升级的不可或缺因素。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低成本劳动禀赋优势方面，也深刻体现在一国相对宽松的具有灵活弹性的劳动力用工制度、发展工业园区和建立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所需要的土地征用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对以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主的综合成本过早过快上涨态势的控制能力、推动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以抵消要素成本上涨态势的能力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培养和发展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高科技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构建与之相匹配、相适宜的以“制度密集型”或“制度依赖型”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激励体制、领先人才选拔激励机制和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并将其作为制度完善和建设的核心方向。

　　五是消费规模和结构决定的自身市场容量能力因素。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面临的第一个发展困局就是“节俭悖论”，即在人均GDP水平较低阶段必然会面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权衡困局。其中，居民拥有的消费规模和消费层次，更是决定着本国依赖自身内需市场所蕴含的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产业间外部规模经济以及“本土需求引致自主创新”等特定的良性循环机制的潜力运行和能力发挥。能否及时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体系升级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制造业体系，对于一国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至关重要。而决定一国的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能否有效形成的前提条件，就是该国是否具备由自身庞大的消费规模和足够数量的高收入群体主导的内需市场。从当前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竞争格局来看，那些具有庞大规模和较高层次内需市场的国家，既可以影响甚至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基本格局和走势，也可以决定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分工利润和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六是对全球外部市场的依赖和利用能力因素。对于众多发展中小国乃至发达小国来说，即便存在可以充分利用和依靠自身内需市场空间的发展机会，也会因为自身内需市场规模相对狭小而难以实现从低等高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或高等高收入国家。它们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高端需求市场来获得自身制造业体系的升级和扩张机会。然而，从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来看，各主要大国愈发将自身的庞大高端市场需求视作一种战略资源，视作维护自身制造业体系在全球竞争优势的核心力量、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博弈工具、利用全球价值链体系遏制其他国家实施技术创新追赶的关键策略。同时，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逐步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维护自身产业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机会的种种策略，将自身潜在的需求市场机会作为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发展竞争的重要手段。这导致广泛的拟全球化态势的出现。对于相对小国而言，要利用全球其他主要大国或一般国家的高端需求市场机会，来获得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战略空间，就必须让渡自身国家的部分主权，以附庸国或附属国的身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之中。

　　其次，依据以上提出的一国制造业体系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分析框架，结合一国制造业体系存在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创新密集型的具体生产模式和比较优势来源的序贯式升级活动特征，可以进一步地构建制造业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见图3）。

　　一是“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偏下收入阶段” 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对于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要实现低收入阶段跨越到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即人均GDP逐步增长到425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2022年标准），都必然面临不可克服的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在相对较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和服务业难以支撑国民群体就业岗位和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培育和逐步壮大作为经济核心支撑力量。因此，能否培育和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决定一国能否从低收入阶段升级为中等偏下收入阶段的最核心因素。另一方面，在国内面临“节俭悖论”发展陷阱的情形下，依靠国外资本对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以及利用本国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优势来塑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就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经济起飞阶段的核心手段。

　　二是“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此阶段，一国的发展再一味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该产业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弱化。由此，该国必须推动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导模式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导模式转变。这既可以依靠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推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塑造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也可以通过创造相对高收入就业岗位来提高居民储蓄和投资能力，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提供资本来源。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该国由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向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跨越，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必然发生整体弱化，进而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优势弱化，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向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这必然会倒逼该国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模式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模式转移和升级。

　　三是“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到初等高收入阶段”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从发展经验来看，众多国家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容易遭受的发展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还会出现部分国家从高收入阶段退回到中等收入阶段的现象，这凸显了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面临各种复杂性挑战和核心体制机制性障碍因素。从表面上看，支撑一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上升为初等高收入阶段，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一国能否在国内培育和发展起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球获取技术密集型产品优势和出口空间。从深层次看，培育和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既与一国是否具备以原始创新主导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能力密切相关，也与一国是否具备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贯通式创新链和全链条式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密切相关，更与一国是否具备与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及相适宜的现代金融体系、人力资本培养和激励体制、营商环境等核心制度条件密切相关，还与一国能否获得高技术产品在全球的出口机会的国际关系能力密切相关。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核心原因在于，一国并不具备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产业链技术创新自主能力的要素禀赋条件、政府实施能力以及制度环境条件。

　　四是“从初等高收入阶段到中等高收入阶段”和“自主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对于那些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持续提升人均GDP。相反，一国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序列，就会面临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激烈的科技创新自主能力领域的竞争。只有那些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掌握自主能力和全球控制能力的国家，方可具备从初等高收入阶段再次跨越中等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能力。事实上，由初等高收入阶段向中等高收入阶段跨越的过程中，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很多小规模经济体而言，由于存在自身高端市场需求规模难以支撑本国高技术产品供给规模的问题，必须利用其他国家的高端市场需求空间来获得经济增长机会，也即必须依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方可实现从初等高收入阶段向中等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然而，要在全球获得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竞争优势，一国就必然要采取自主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并依靠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能力所催发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全球竞争优势和垄断能力。

　　五是“从中等高收入阶段到高等高收入阶段”和“自主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真正可以从中等高收入阶段持续发展到高等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相对较少，大国只有美国、德国、荷兰、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最为关键的是，在这些国家已经占据全球高端市场和控制全球价值链体系高端环节的前提下，新兴国家要从中等高收入阶段再发展到高等高收入阶段，除了依靠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所具备的强大自主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优势，形成依靠自身庞大内需市场规模和消费结构升级蕴含的高端需求来获得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否则，新兴国家就会形成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堕入“中等高收入陷阱”，难以发展成为高等高收入阶段国家。

　　（二）如何认识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发展陷阱

　　1.日本。日本面临的困境是制造业依赖性发展，它突出表现为国内人均GDP在实现高等高收入阶段后，即在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之后，人均GDP长期处于相对停滞不前的发展状态。日本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不在于美国针对日本实施的“广场协议”及由此诱发的泡沫经济破灭，也不在于其他新兴国家的制造业竞争，而在于日本高端制造业体系对外的依赖性和依附性本质特征。日本已经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部分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等环节和领域中，掌握了“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牢牢抓住和充分利用全球家电、集成电路和燃油汽车等重点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战略机会，通过创新和产业的双重依附体系，实现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然而，在此进程中，日本通过对美国的原创型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全依附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行为，形成了对美国原始创新的依附体系，且日本的高端制造业通过直接投资美国市场形成了最为重要的产业依附体系，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被支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蕴含着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日本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高端制造业体系的创新和市场领域的双重依附性。被控制性和被攫取性必然会造成日本的经济体制和高端产业体系受美国全球垄断势力所控制，日本人均GDP的发展极限也就被限定在4万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

　　2.韩国。韩国的经济发展被誉为一个奇迹，全球只有7个“人口超过5000万且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国家，韩国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实现该发展目标、进入“5030俱乐部”的国家。与日本相同的是，韩国也是依靠全球的集成电路产业、传统燃油产业和家用电器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获得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式发展机会。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不仅在原始创新和产品市场上对美国形成了双重依附体系，而且也在技术创新和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元器件等领域对日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附。同时，韩国人均GDP能够从2万美元增长到3.5万美元，还严重依赖于中国大陆市场对韩国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单向开放策略。因此，韩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发展，实质上是对美国、中国、日本的三重依附体系。其中，对美国的创新和市场依附最为重要，对中国的市场依附次之，对日本的技术创新依附相对较弱。不容忽略的是，这种三重依附体系使得韩国的人均GDP增长具有相当的脆弱性、高风险性和不可持续性，韩国很有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3.越南。越南面临的困境是制造业升级空间阻碍。越南是利用自身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切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在中国布局的、中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外转移的机会，集聚了全球部分出口导向型低端制造业，从而顺利实现了人均GDP从2000年390.1美元向2021年3694美元的持续式发展进程。2021年，越南累计出口额高达3362.5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国家之一。在越南看似一片形势大好的经济发展成果刺激下，部分学者认为越南推进的完全对外市场开放、民主政治体制和土地私人所有产权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助于其最终实现从低收入阶段跨越到中等收入阶段，再继续跨越到高收入阶段国家的发展目标。然而，这种简单认为发展中国家奉行西式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逻辑市场机制就可以顺利成为发达国家的狭隘逻辑，完全忽略了小型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创新、产品市场和中间产品等领域的多重依附性及其背后隐含的高度不确定性。事实上，越南对外的多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严重依赖，也对中国的各种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原材料乃至出口市场形成了深度依赖。难以避免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越南并不具备发展全球相对领先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体系和制度框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严防死守自身科技创新知识对其他国家转移和外溢的情形下，越南已经基本丧失了如日韩一样利用与美国同盟关系实现科技创新转移和模仿再创新的战略机会，很大可能会堕入“中等收入陷阱”。完全依附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越南只会得到从低收入阶段跨越到中等偏下乃至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空间，而无法获得再持续升级到高收入阶段的战略机会。而且，一旦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堕入“中等收入陷阱”，模仿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和奉行完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弊端就会集中爆发，这很有可能会使其接着陷入到政治和经济双重混乱的困局。

　　4.印度。印度面临的困境是制造业空心化。印度是完全照搬英国殖民地的西方“一人一票”式民主选举制度和完全私人产权所有制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相对中国，印度的劳动力数量优势更加明显，理论上，这应该有助于印度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体系，从而获得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跨越的重要发展战略机会。但照搬式体制不仅没有给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体系带来额外制度优势，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重要阻碍因素。一方面，过早的土地完全私有化制度，使得印度在支撑制造业体系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征地建设上，面临极大的不可逾越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作为以竞争有限资源获得生存机会主导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印度过早地实现“一人一票”式民主选举制度，带来的不是对多数人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有效保障，而是民粹主义和过高福利主义盛行。这造成私人资本乃至国外资本控制国家权力和经济发展权力，使得印度陷入制造业发展动力不足甚至制造业空心化的困局。一旦经济发展到人均GDP低水平停滞阶段，印度的民主政治混乱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就会逐步爆发出来，从而迫使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

　　5.中国台湾。中国台湾面临的困境是制造业的完全依附性。由于在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电子产品产业和机电产业体系的特定生产制造环节获得了相对的技术创新优势和全球竞争优势，中国台湾实现了人均GDP从1990年的8205美元发展到2000年的14908美元再到2021年的33011美元，顺利从中等收入阶段上升为高收入阶段。事实上，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四重依附体系特征：依赖美国的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依赖日本的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和营销经验；依赖美国和日本的关键生产设备、零配件和元器件、材料等；依赖中国大陆市场。换而言之，中国台湾属于“创新靠美国、技术靠日本、市场靠大陆”的依附型发展模式。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台湾利用大陆对台的单向市场开放，依靠大陆经济和产业的高速发展，才获得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重大发展机会。然而，如此之深的多重依附性特征，很有可能会使得中国台湾堕入制造业完全依附性发展，从而在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时遭遇类似日本和韩国的增长停滞困局。

　　三、全面把握中国推动制造业持续性升级的重点方向与具体途径

　　第一，构建“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全产业链条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全球创新垄断势力的中国本土制造业体系”的三位一体式融合体系。当今全球主要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核心竞争手段和竞争途径，深刻体现出“创新决定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内在逻辑。然而，创新对一国制造业体系的决定性作用，并非仅仅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单个龙头企业层面或者某个产业链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还深刻体现在三位一体式的整体创新优势。首先，以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为主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蕴含的自主能力，表面上与一国的制造业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并无直接关系，但深层次上却是其基础性条件。没有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就必然没有一国全球持续领先的制造业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其次，一国在制造业部门的技术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某个龙头跨国企业的全球领先技术创新水平上，而且还体现在重点产业链的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全创新链条层面的贯通式和系统性技术创新优势上。这种系统性技术创新能力，正愈发成为一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优势来源。最后，一国企业要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中取得竞争优势，必须立足于企业或产业链层面的垄断式技术创新能力。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域主要竞争对象的情形下，唯一性的创新垄断优势愈发成为一国制造业企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而产品品牌和营销渠道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因此，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基础性因素，就在于能否及时布局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国家+产业链+企业垄断创新能力”的三位一体式融合体系，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或者某个产业链的特定环节上。

　　第二，构建“立足于本国高端需求市场+占据全球高端需求市场”的内外需相互支撑型的高端制造业体系。随着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中国已经创造出相当规模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这为本土企业利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和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所蕴含的规模化高端需求市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依据“需求引致创新”和“高端需求激发本土企业创新”的内在规律，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全面跨越的特定场景，中国能够为中等收入群体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基础，仍然在于制造业部门由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向以创新为主导的高附加值环节的转型升级。因此，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全面实施封锁和遏制策略的背景下，中国推动制造业持续升级的重点方向就必须立足于国内居民收入持续提升带来的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这其中蕴含着本土高端需求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张。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一旦形成了“高端需求市场规模扩张→本土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发展模式，后续就必然会走上“本土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最大限度地创造和释放出高收入就业岗位→中国的本土高端需求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的良性循环路径，最终发展为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而且，中国只有自身形成了庞大的本土高端需求市场规模优势，方可利用其作为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全球分工、贸易的核心交换筹码，切入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据全球部分高端需求市场。在开放背景下，中国推动制造业持续升级的重点方向之一，就是要构建“内需是根基、外需是延伸”“高端内需决定外需扩张空间”的内外需相互支撑型发展模式。

　　第三，构建“战略科学家+产业领军人才和团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人才和团队+卓越工程师+紧缺急需专业技能人才”的贯通式多层次人才培育和激励支撑体系。创新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第一动力”，人才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第一资源”。打造处于全球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团队，需要瞄准解决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重大产业变革中谋取引导地位和绝对控制力量问题。打造全球领导能力的产业领军人才和团队以及全球前沿能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人才和团队，需要瞄准解决中国在全球当前和未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获取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业设计和运行软件等的全球优势主导地位和对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影响力量问题。打造全球一流水平的卓越工程师和重点产业的紧缺急需专业技能人才队伍，需要瞄准解决中国在全球当前和未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获取关键工艺及高水平、一致性生产制造能力的全球绝对领先能力和垄断势力问题。一旦中国按照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的融合发展逻辑，有效搭建了这种贯通式、多层次的现代人才体系，它就必将成为促进中国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最后向创新密集型序贯式升级的核心基础，进而成为推动中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四，构建“直接融资体系支撑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间接融资体系支撑实体经济市场运行经营活动”的新型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构建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需求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方向之一。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为了对接和满足经济发展，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所蕴含和产生的各种服务需求。换而言之，现代金融体系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最终向创新密集型序贯式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要构建有效的现代金融体系，最为基础的问题就是如何科学界定和协调直接融资型金融市场和间接融资型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合理边界和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定义为二分法发展逻辑。一方面，积极发展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企业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获得外部直接融资渠道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与这些企业在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研发活动相匹配的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和各类投资基金，打造围绕实体经济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提升需求的多层次、序贯式直接融资型体系；另一方面，在中国金融结构仍然呈现以大型银行机构的间接型融资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定情形下，银行机构应该瞄准解决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维持正常市场经营运行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融资贷款需求问题。

　　第五，构建“国有企业主导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关键资源+股份制企业主导集成创新和终端市场产品市场生产销售+中小微企业主导原始创新与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的产业链分工协同的新型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体系。从表面上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全球领先优势依靠的是拥有全球技术创新领先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但实际上，这些大型跨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中提供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的大量配套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上，它们通过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分工和集聚效应，获得了集群式的创新优势和规模优势。也即是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培育和推动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独特发展经验就在于“具有全球技术创新领先优势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小微产业链配套企业”的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有鉴于此，中国需要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体系，其核心就在于按照重点产业的全产业链和全创新链的融合发展逻辑和内在运行规律，依据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战略定位和自身优势，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其中，国有企业应该瞄准产业链的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突破环节和关键资源掌握环节，遵循市场化竞争逻辑的股份制企业应该主导技术创新、集成创新和终端产品市场生产制造销售环节，中小微企业应该瞄准具有原始创新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等领域的生产制造能力。

　　四、推进制造业升级对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支撑作用的重大改革突破口

　　首先，高度认识制造业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始终将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一体式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200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24.6%，中国只占5.9%，但到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占全球的近30%，特别是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加到了31.4万亿元。在此期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部门发生了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的重大现象。具体表现在，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由2012年的7.4和3.8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2.8和6.3万亿元。未来，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即按当前不变价达到4万美元左右），根基就在于稳住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水平的前提下，促进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全面转变。

　　我们迫切需要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系统性”方法，将之运用到主动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这四位一体式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具体的改革突破方向必须深刻体现和落实在：一是强化“科技创新”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体系。针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在承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突破能力不足的困局，中国首要的改革突破口是促进和强化制造业企业成为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的主体。要将培育制造业领域的具有全球技术创新垄断势力的本土跨国企业，而非金融企业或其他行政垄断企业，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政贯通式体系，以企业和产业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而非仅仅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作为核心牵头者。二是强化“现代金融”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体系。当前，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型体系以及过度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各类直接融资型金融机构，事实上难以匹配和适应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培育活动所产生的多重融资需求。为此，应尽快启动和实施针对银行机构逐步放开直接融资的法律限制，推动银行机构为企业或产业的全生命周期所蕴含的不同形式外部融资需求提供全周期链条式金融服务，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共同成长和共享利益的“互利共赢”新型机制，限制金融企业利用自身的行政垄断地位压榨和攫取实体经济正常利润的旧有机制。要将正在积极发展的各种形式股票市场，设定为制造业部门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提供培育、成长和发展的核心平台，合理限制其为虚拟部门企业服务的空间。三是强化“人力资源”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体系。无论是战略科学家层面，还是产业领军人才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层面，抑或是卓越工程师和专业化技能人才层面，中国均存在人才供给不足和人才激励机制过于僵化的顽疾。现行的院士及其他人才称号的评审考核制度也并不是以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或颠覆性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为选拔原则，存在“圈内人评圈内人”“非原创人才把控原创人才评审机制”的现象，严重削弱和阻碍中国利用人才优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我们首要进行深化改革的就是这种人才考核体制。同时，要将培育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各层次人才，作为北京、上海等重点地区率先打造“全球人才高地”的重要任务之一。利用北京、上海等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的全球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机会，提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和良好科研条件，制定以家庭为单位加入中国国籍的绿色通道制度，充分吸引和集聚全球战略科学家、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集聚全球高端产业领域的各层次人才。

　　其次，立足在制造业部门优先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构建“有为政府+有效政府”双重驱动的中国特色产业链政策体系。当前，在扶持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从中央主管机构部门到各地方政府都存在两大核心弊端。一是，中国高端产业发展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和遏制策略，其已经贯穿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的全创新链条的各核心环节，涉及从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工业设计、运行软件系统的全产业链条的各核心环节。而中国当前的顶层设计管理思维还存在各部门各机构独自为政的部门利益分割的现象，不适应基于全创新链全产业链的融合性、系统性新型产业政策发展需求。我们需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系统论方法论来重新构建中国的新型产业链政策体系。二是，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将招商引进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地方培育和发展高端产业的代表，不计代价地利用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竞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分散化、割裂化发展态势，产业链创新链的集聚效应、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受到严重抑制。更为严重的是，各地方政府的同质化招商引资竞争使得原本有限的创新扶持资金也发生了分散和碎片化，迫使正在实施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举国体制的激励作用大打折扣。

　　因此，必须构建和布局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和全创新链条导向的新型产业链政策，以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的全面封锁和遏制策略。一是，依据高端产业体系的内在运行和发展规律，高度重视对各级政府旧有的片段化、割裂式、个体利益主导型产业政策进行根本性革新。按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的融合性和系统性本质特征，在工信部和科技部内部设立部长或副部长牵头的针对半导体全产业链和全创新链发展任务的具有管理和协调机制的领导小组，解决中央层面对高端产业的产业政策片段化、割裂式问题。在国家层面设立国务院总理或副总理牵头的针对重点产业全产业链和全创新链发展任务的具有顶层设计和系统化职能领导小组，解决工信部和科技部将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对立割裂的部门利益发展思维困局，解决各地方政府在扶持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财政资金分散化、碎片化、同质化的重大弊端和财政资金重复浪费困局。二是，要尽快实施我国基础研究财政资金投入的“对抗计划”和“强基计划”，尽快将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额由2021年的1696亿元尽快提高到1万亿元甚至2万亿元层级。要突破固有思维，将应对经济下行的中国特色政府财政宽松计划重点瞄准基础研究领域，这不会带来通货膨胀问题，反而可带来经济长期潜在增速的稳定和提升。三是全面改变和扭转各级政府仅仅对产业链单个核心企业进行资助的扶持政策，在梳理全创新链条、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主动实施从全创新链条到全产业链条的资助和发展促进政策，实现系统性、一体化式的自主突破新格局。四是鼓励将全面布局和构建当前及未来技术水平的全创新链条、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体系，上升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优势、中国基础的高精尖产业体系的基础性攻关工作。尤其是，要强调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在全国各区域合理布局的极端重要性。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国有经济研究院教授；宋宜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1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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