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既有的政党中心论视角主要强调了党自上而下推进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组织能动性。广州D社工机构这一案例从行动和结构两个层面揭示了社工机构主动推进党建工作的内在逻辑。通过借力于党建，既夯实了社工机构的政治合法性，又增强了社工机构的资源聚合性。这一发现既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组织党建中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统一性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关于社会组织党建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党建持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之相应，社会组织党建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议题。从既有研究来看，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党与社会关系、中观层面的党与社会组织互动，还是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党建过程都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既有社会组织党建研究的政党中心论视角在相当程度上对社会组织能动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将社会组织党建简化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统合过程。社会组织党建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社会组织党建实践过程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一些社会组织积极主动地开展党建，而另一些社会组织仅仅满足于党建基本要求，甚至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回避党建工作。因此，社会组织党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双向互动的过程，除了从政党中心论视角来展开研究之外，还应立足于社会组织视角来展开讨论。立足于社会组织自身来思考社会组织党建，不仅有利于更精准地把脉社会组织党建过程，而且有利于更有效地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目标。
为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广州D社工机构为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社会组织如何积极开展党建工作？第二，社会组织为何会积极开展党建工作？第三，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党建工作意味着什么？案例研究中的一手资料来自于研究者持续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案例研究中的二手资料主要来自于相关政策文本、媒体报道、社工机构内部工作总结、学术研究文献等。
二、文献综述
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关切点，社会组织党建持续成为社会组织研究的焦点和热点议题。一方面，研究者立足于政党中心论来探讨社会组织党建。首先，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飞速发展给执政党带来了一定冲击和影响。这些冲击具体表现在社会性、政治性、行为方式和政党认同等方面。其次，有研究将社会组织党建理解为政党调适的具体方式。在对社会变化进行预判基础上，社会组织党建是党延续其使命所采取的政治整合策略。通过社会组织党建，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和价值传递作用，改变了传统的双重管理模式，而资源渠道的建立与政治吸纳使政党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统合。通过社会组织党建，中国共产党将社会组织“编织成组织化社会网络，形成统合性需求和供给信息资源系统。”最后，有研究还梳理了社会组织党建面临的困境，存在着党组织覆盖率提升与功能作用强化不同步现象，党组织虚置或空转等问题凸显。必须同时采用观念、机构和行动整合，或通过制度建构、策略转向、结构嵌合、业务嵌合和文化嵌合来构建“嵌合式”党建模式。
另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党建中的社会组织能动性。首先，有研究强调社会组织党建的学术认知不应囿于政党中心视角。有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表现为党建中的社会组织能动性。其次，有研究分析了社会组织对党建的差异化策略。有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采取了默许、妥协和回避三种策略，而这取决于社会组织与政党和国家体系的利益相关性。最后，有研究分析了社会组织主动开展党建的动因。有研究从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三个维度剖析了社会组织开展党建的动力。有研究将社会组织开展党建的动力归结为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耦合。有研究认为党建成为社会组织超越资源依赖、实现资源拓展的重要渠道，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则是制度契合和资源拓展。
毋庸置疑，既有研究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但最终依然回归加强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引导其正确政治发展方向等政党中心立场；有学者虽然意识到社会组织在党建中的能动性，但聚焦于党社互动过程中的资源依赖、政治嵌入对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影响的微观机制。总之，既有研究依然缺乏对社会组织主动开展党建的动因分析。因此，通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广州D社工机构何以主动开展党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案例描述：D机构主动开展党建工作
早在2004年，广州市就决定把社会组织党建纳入区域化管理，并于2010年成立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工委，2012年更名为“社会组织党委”。2013年6月，成立“两新”党工委，通过“红苗工程”和“红联共建”等工程，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20年1月，广州市登记8144家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1264个，管理党员14173名。市和各区均成立了社会组织党委，其中市社会组织党委直接管理党组织132个（包括3个行业党委），覆盖370个社会组织，管理党员741名。截至2020年12月，广州市共有社工机构336家，持证社工达2.1万人。其中现有在职党员720人，建立社工服务机构独立党支部88个，联合党支部28个，社工服务站党支部36个，开展党建服务项目203个，拥有广州社工红棉守护行动和广州社工红联共建行动两大党建品牌。D社工机构于2012年组建成立党支部，现有党员12名。该机构党支部因其党建工作方面的表现，于2019年被评为广州市先进党组织，2020年又被评为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具体而言，D社工机构采取了如下主要措施来积极开展党建工作。
1.强调社工机构与党建的“融合”。在社工机构中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主要路径。组织建设是党建工作的基础，也是实现党建有效覆盖的基石。在许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过程中常见的“重建党、轻党建”现象，在D社工机构中却是另一番景象。首先，D机构力求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机构发展同频共振。虽然机构创始人之一的L教授本身是民主党派人士，但身为理事长的她却提倡在机构中建设“红专能”社工队伍，将支部人才培养与机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在重视业务骨干培养的同时，高度重视抓好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作，仅在2021年就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2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D社工机构党支部牵头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员、职工等共12个项目。其次，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社工岗位职责有效结合。D社工机构重视党组织的活动开展、党员教育等，并为此积极搭建相应平台。机构设置有专门的党员活动室，依托“市社会组织党建展览馆”“红色教育基地”“学习强国”APP等平台线上线下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活动。推出机构自主的“党建·每日一学”活动，截至2021年7月，已开播共562期，并出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辑1期。支部书记、委员、党员多次参加了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委、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党委、荔湾区社会组织党委、西村街道党工委分别举办的各类党建相关的学习培训。最后，D社工机构着力于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的结合，以突出党建引领作用。社会工作虽然更侧重于个人能力建设，践行“助人自助”的理念，为基层社区居民提供相应的服务和资源。但也能搭建基层社区治理的平台，引导社区居民或“自组织”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将分散的社区资源聚合起来，为社区提供更多服务。这一特征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群众工作有很高的契合度。如D社工机构的社工站负责人C先生提及党建实现后的机构变化时，认为社工们提高了对基层群众工作的关注：“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社工从专业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强调居民需求、社区需求，然后去开展服务、开展项目。但自从有了党建引领之后，因为对机构要实行双向需求评估，机构目标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访谈纪录，GZ20201123）
2.突出党建引领作用。有研究发现社会组织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不强，日常生活中党员吸纳、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D社工机构则通过坚持突出党建引领作用，以化解这一困境。首先，突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由社工机构总干事兼任机构党支部书记。社会工作机构的内部结构并不像党组织结构那么严密，虽有完整的内部组织结构，却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虽有理事会，但实际机构的运营和管理却主要是由总干事负责。而且机构的运营通常以项目为主导，每个项目有相应的项目服务部，也有负责的项目主管，项目与项目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原本党支部与各个项目部并没有直接联系，但由总干事同时兼任党支部书记，由此间接为党支部与业务部门建立起联系通道，理顺社工业务与党建的关系。其次，突出党员社工的先锋模范作用。D社工机构通过设置党员社工先锋岗、党员联系群众等硬件和制度，在服务上坚持党员社工走在第一线，亮出党员身份，突出党员社工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社工服务队走进社区，使“红专能”队伍成为该机构的一大特色。如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中，D机构这支“红专能”队伍就发挥了很大作用。由党员带领机构其他社工投身疫情防控前线，参与“三人小组”行动，积极协助街道、村居全力做好核酸检测、入户扫楼、防疫资讯提供、隔离人员情绪安抚、生活物资保障、药物派送、困境人群送餐送物、危机个案跟进等，总服务人次达43万。特别是在高风险区N街道积极参与前线抗疫工作，这支“红专能”队伍得到N街道办事处高度认可，向机构颁发了纪念牌匾和感谢信。最后，突出党建的引领作用。D社工机构不仅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机构发展同频共振，由总干事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还将优秀党员吸纳进机构的管理层或理事会。现在机构管理层中有近三分之一人员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充分发挥好政党的组织优势，通过党员社工的示范带动，让党员干部成为促推机构发展的“领头羊”。机构管理层中党员比例的提高既突出了党员社工的先锋模范作用，也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在社工机构运营中的定位和作用，突出了党建引领作用。
3.不断探索党建新模式。D社工机构通过多年的实践，逐步在机构发展中探索出“127N”的党建工作模式。其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党建引领贯穿机构整体中心工作，在各个服务项目环节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其二是依托社工服务站及禁毒专项服务站为两类红色阵地，大力培育“红专能”社工队伍；其三是从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学习教育、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及作用发挥、专业品牌创新、党建带群建等七大方面狠抓落实，推进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其四是以N个社工服务项目为依托，搭建N个为民服务平台，发挥社会工作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困难人群兜底服务、社区治理、禁毒工作等中的专业优势作用。这一模式集中表现出D社工机构在行动上积极主动开展党建工作的能动性，不仅将党建嵌于机构建设中，还将党建嵌于机构的具体服务中。此外，在行动层面更强调与政党意志的一致性，紧跟基层党组织政策和文件要求，开展机构相应的活动。如2021年3月26日，D社工机构与C街道机关党支部、C街“两新”组织共同协办“学党史悟思想，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帮扶送温暖活动。同时，D社工机构提出社会组织“党建+”扶贫创新模式，以党建带动全体党员和社工投入脱贫攻坚服务中，并因此获得“广州市参与脱贫攻坚先进社会组织党组织”称号，获颁“广州社会组织脱贫攻坚捐资助力单位”牌匾。从该机构2021年的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机构落实党建工作要求的积极表现：充分发挥社工服务站党支部、禁毒专项服务站党小组两大红色阵地作用，把“党建引领为民解困”思想贯彻到为民服务全过程，积极参与国家民政部组织的“牵手计划”、广东社会组织支援“三区三州”建设专项行动、贵州毕节市结对帮扶、广州市特殊困难群体帮扶、从化乡村振兴等帮扶活动。
四、D社工机构为何主动开展党建
正是因为D社工机构通过将机构建设与党建融合、在日常运营中突出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党建新模式，所以D社工机构及其社工先后荣获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成为广州社会工作行业中党建的先进典型。那么，为何D社工机构会主动开展党建？D社工机构党建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一政治话语的具体反映。但是，基于社会组织能动性，D社工机构主动开展党建有其内在的实践逻辑。尽管社工机构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和各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强力推动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已经被党和政府纳入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制度框架和主流话语体系，但依然面临着合法性和资源匮乏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的认同隔阂、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整合失调、专业合法性与职业合法性的衔接脱节，导致社工机构因缺乏合法性而在运营中“悬浮”于社会之上。另一方面，社工机构也面临着资源缺乏的发展困境。资源短缺加剧了社工机构对政府的依附性，弱化了社工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不利于其良性发展。显然，要激发社工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活力和创造力，必须突破其所面临的双重发展困境。因此，对社工机构而言，借力于党建，是其在社会治理新格局中校正方向、找准定位和汇聚资源以实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通过将组织发展嵌入到党建之中，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通过党建引领下的资源整合，有利于缓解自身的资源困境。如图1所示，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工作体系，增强了资源整合能力，获得了机构发展中所需要的合法性和资源。
1.结构借力：夯实机构的合法性。众所周知，在中国现有制度环境下的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获取作为其在社会立足“通行证”的“合法性”。而要获得合法性身份，需要获得国家的“象征性符号”。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社会工作，从发展之初就面临着政治和社会的双重认同困境。政府和社会对作为一个职业和专业的社会工作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认可，甚至面临着社工机构的一些从业人员的“承认”困境，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都受到限制。
为此，一方面，D社工机构将机构建设与党建融合，为其获得了合法性的象征。对于D社工机构而言，获得合法的政治身份实质就是获得了进入政治体系的“通行证”。因此，D社工机构乐意在行动中突出党建引领作用，让社工党员走在第一线，并对亮明党员身份提出明确要求。更重要的是，D社工机构通过将机构发展与党建融合，为其获得了“准体制性身份”。这在相当程度上夯实了D社工机构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不仅有利于其在社区中争取来自居民、社区企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等主体的认同与信任，也有利于增进其工作人员的“承认”。
另一方面，借助于党建，提升了D社工机构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于是，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开始向“党—国家—社会”的三元框架转型。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有助于弱化此前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社工机构对政府部门的结构性依赖，有助于提升社工机构的重要性。在原有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社工机构经由政府购买服务进入基层社会治理之中。而通过积极开展党建，社工机构使专业社会工作主动整合基层党政资源、聚焦社区生活实践，重塑和优化了社区治理结构。在党建引领之下，D社工机构不仅实现了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而且更加注重“从居民中来到居民中去”。于是，D社工机构积极推进党建所引发的社区治理结构变化（如图2所示），不仅突破了其与政府职能部门单一联系的局面，而且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工机构不只是为自身生存而进入社区，而且能秉持“以服务社区居民为本”。这是因为，社工机构中的党组织通过链接和协调政府与社工机构间的关系，可以弥合政府部门与社工机构的合作因地位不平等所产生的缝隙。更重要的是，D社工机构在基层社区发展目标制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和聚合、社会化动员等诸多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伙伴”。因此，借力于党建，为社工机构赢得了更多机会空间，推动了其自主性成长，从而增进了社会认同。
2.行动借力：增强机构的资源聚合性。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资源依赖始终是一个突出问题。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在资金资源等方面对政府构成的必要性依赖，限制了其独立寻求治理空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资源依赖，这对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能力成长产生不利影响。当社会组织在获得最初的生存支持之后，会更多考虑如何增强多元资源聚合性以实现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拓展。而借力于党建，社会组织通过撬动其发展所需要的人、财、物等资源，不断增强自身资源拓展能力，无疑有助于缓解其“资源依赖压力”。这是因为，在积极开展党建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给予社会组织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不仅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而且有助于提升其资源聚合能力。
一方面，D社工机构利用专业化特点及优势，转化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通过党建平台链接新资源。具体而言，针对社区内不同群体的需求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使D社工机构成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因此，社区党委或相关行业党委会要求D社工机构能充分利用基层社区中的基层党组织，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促使社区党员参与社区建设。于是，D社工机构被塑造成为激发党员参与和引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平台。与此同时，在积极推进党建过程中，D社工机构因应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和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政策目标，不仅注重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而且更加注重居民需求及社区生活实践，这无疑拓展了D社工机构的发展空间。如利用“百梯万人”党旗红旧楼宇加装电梯项目，D社工机构充分发挥“区—街—社区—网格—楼宇”五级党组织和党员作用，成功破解了老旧楼宇电梯加装难题。而通过开展一系列回应社区居民诉求的具体服务项目，D社工机构既与基层党建工作和群众工作有机整合，也使其专业化服务得以有效实现。两者结合最终让D社工机构在具体项目行动上实现“借力于党建”，获得更多和更稳定的资源，为自身发展获得更大空间。
另一方面，D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实现与社区多元主体的联合，形成了强大的聚合力，能更好地汇聚资源。D社工机构积极开展党建工作，不断强化对社工机构的党建引领，使社工机构突破了以往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界限，与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基层政府、其他社区组织、社区居民间增加了新联结纽带。让社工机构不再囿于与某些政府部门的依赖关系，不必仅仅围绕着某个特定的政府机构而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也无需在政策和制度上更积极地依附于政府去获得所谓的“依附性自主”。作为广州市“红联共建”的试点机构之一，D社工机构充分利用党建平台，主动搭建共建平台，与社区内近30家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签订“红联共建”协议，成立“1+N”扶贫帮困联盟。以党建作为链接资源的新平台，充分发挥与共建对象各自专业优势，围绕困境家庭、留守儿童和长者、特殊人群的生计维持、疾病救助、就业增收、心理矫治、流浪救助、助学帮扶等共同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活动。既较好地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又增强了社工机构的资源聚合性。因此，D社工机构充分利用党建枢纽，把分散在社区的多元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这些分散在社区中的组织和个体或拥有社会地位与资金，或拥有人力与专业资源，党建引领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打造了资源整合平台，更好地提升了社工机构的组织力、服务力和影响力。
总之，D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赋予了社工机构以政治身份，提高了社工机构的政治地位，为社工机构嵌入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化渠道，缓解了其外部合法性不足的发展困境。D社工机构还借力于基层党建的系列组织活动，如三会一课、党员党情定期分析、民主评议党员、发展有政治觉悟的业务骨干、关爱机构成员等，不仅有助于通过机构成员之间的频繁互动交流提高社工机构内部的协作水平，而且有助于增进机构成员的组织认同度、参与度与归属感，从而巩固了社工机构的内部合法性。D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不断完善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社工机构的运作效能，最终不断增强社会资本、扩展社会网络，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空间。社工机构党建在强化党对基层社会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使社工机构反向性地嵌入到党的组织体系或者“体制”之中，借力于党建所带来的资源展现出了社工机构拓展行动空间和达成自我目标的自主性活力，有助于共同形塑一种基于互惠性关系纽带的共同体。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广州D社工机构将机构发展与党建融合、突出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党建模式来主动推进党建的案例回溯，发现了社会组织主动推进党建的借力逻辑。社工机构在面向社会提供专业化服务过程中，借力于党建引领，在积极回应党和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缓解了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合法性和资源困境。从结构来看，社工机构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由此获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源，夯实了机构的政治合法性，进而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能够更为充分地扮演“治理伙伴”的角色。从行动来看，社工机构落实党建工作要求并不只是基于特定政治压力下的反应，而是充分利用基层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注意力分配”，在项目和服务中突出党建元素，以在更大空间中拓展机构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不断提高其执行力、服务力和影响力。
上述发现意味着，一方面，有助于深化社会组织党建中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统一性研究。本文立足于社会组织视角，发现社工机构具有主动推进党建的内在动力，通过结构和行动的借力，使机构发展与党建同步，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促进了社工机构的专业化成长。社会组织党建既能够将社会组织塑造成为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战斗堡垒，确保了社会组织的正确发展方向，又能够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成长和活力释放。因此，社会组织党建能够实现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化社会组织党建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研究。政党中心视角的社会组织党建研究，不管是政党统合观点，或是“双向嵌入”、赋权增能观点，都突出了党组织“全覆盖”而忽略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能动性，无助于在当代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性制度环境中让社会组织原本受限的自主运作空间得以拓展。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社会组织能动性，通过增强社会组织组织力、行动力、影响力进而激发其活力与创造力来促使社会组织主动开展党建，无疑是提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质量的关键要素。为此，新时代的社会组织党建，必须在实现“全覆盖”和强化政治统合功能的基础上，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使其能在公共治理、政治整合、政治监督与民主协商等中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张紧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庄少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6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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