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生存理念和存在方式的选择，体现着合乎历史规律性与主体价值目的性的统一。就基本的样式而言，最能体现人类公共生活之深刻本质和典范形态的，无非是社群、社会以及政治国家等的实践理性建构。人类正是基于此种建构，并在持续地变革、优化和提升其结构性特质和范型的过程中，获得基于整体性意义上的历史、实践、文化、文明共同体生存的自觉。共同体正是以这样的超越个体性的优良属性和功能成就着人类。同时，人类在其文明创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以共同体的理念和文化—价值，自觉审视、矫正其理论与实践方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秉持“以文明看待生存”“以文明看待共同体”之前瞻性理念，理智地对待和全面地反思启蒙现代性理论和实践对于共同体的价值理性根基背离的现实，提出了“生存共依”“实践协同”“价值共契”以及“文明成果共享”的新的价值生存信念与规范，实现了人类文明境界的实质性提升。
一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史，首先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的进程。同时，不同历史时代之现实的历史主体的多样性、差异化的需要、愿望和目的的存在，客观上决定了价值理性介入以及发挥其建构、规制和引导性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在人类生存、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共同体的价值理性根基如何确立这一基础性问题上，囿于现实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民族国家之狭隘利益最大化的强势实践，人类理智陷入了激烈纷争与深度迷茫中。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建构和实践的客观的时代背景。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和全球范围内的推进，让全人类看到了一个有着关于未来之确定性承诺的文明性共存的曙光。
一、人类“命运”的历史辩证法：存在论、实践论以及价值论多重视角的介入
被正确理解和确当性地诠释了的“命运”，是人类历史的本体论前提、认识论依据、实践主体性逻辑，以及价值—意义论根基。在这个意义上，误解、误释人类的命运，就有可能误置人类存在的历史坐标，让本来就迷雾丛生的历史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命运”一词在人类以理性主义主导、主体性价值为根基的历史和实践性生存中，一直被当作一个贬义词使用。从人类历史的生存整体性、绵延不绝的长时段性和鲜明的价值承载性等角度审视，命运一词出现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与发展进步的实践中，成为长期困扰人类实践主体性存在的难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入对其分析和阐释之前，首先有必要做出如下理智的追问：命运对于一部波光诡异的人类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人类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真正认识、理解和主宰、征服了命运？命运之于人的存在、历史和人类的生活，是业已彻底消失，抑或如“幽灵”般时时在场？
命运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上，曾经以各种形态存在过。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命运往往表现为一种“未知”“无常”“非确定”或者不可变更的“先天注定”，是一种外在于人而且人无法认识和控制的巨大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显得非常渺小、非常软弱无力，只能匍匐在命运的脚下，听任其玩弄和摆布。所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似乎人的本分就是“听天由命”，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被命运主宰、受命运支配，把自己交给自然、全能的上帝或某种权威，其实并非人的心甘情愿。个体的存在和力量是有限的，人在进化中出于自保和种的延续的目的，自然地选择了合群性生存，这给了人类战胜命运的极大的信心。一部人类历史给我们展示的，恰恰就是人类充分发挥其社群性的主观能动性，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改天换地，与命运顽强抗争，并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进入文明化时代以来，人类和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次“反转”，人类依靠后天获得的知识、理性、技术，依靠群体性的制度化实践的建制，逐渐破解了笼罩在自然宇宙、社会历史以及人之为人等之上的许多奥秘和神秘现象，获得了战胜、支配各种命运的能力。人类发现，所谓命运不过是未被人类认识和掌握的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存在的各种“必然性”和“规律”。命运变得不再神秘，人类于是不再屈服于命运，而是愈来愈成为命运的主人。人类似乎已经无所不能，似乎已经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类之所以不再惧怕命运，敢于与各种命运、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素的威胁相抗衡，从而越来越自信、自主，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在自己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进化与发展中，逐渐摆脱了自然性的动物本能，由原来的“群居”生活进入一种有明确的、自觉目的的“社会性”的生存共同体之中。国家作为共同体的诞生，完全取代、超越了以往自发的、初级的、不成熟的共同体形态。国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建制，几乎满足了现代社会、现代个体有关生存安全、发展权利以及价值实现的一切方面的需要。依托国家这一共同体，个体、社会获得了一种新的归属和认同。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历史、社会、现实中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反常的”“例外的”“偶然的”“随机的”事件，使国际社会陷入“风险”与危机不断加剧的场域，尤其是民族国家之间基于狭隘的生存利益所展开的世界范围内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戳穿和击垮了“人是自己命运主人”的神话。人类开始觉醒，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哲学和价值论信念，发现命运的存在是复杂的，本质上充满了冲突和张力，是认识与不可认识、改变与不可改变、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支配性与不可支配性等的矛盾统一体。如果命运并不意味着必然性、规律，以及各种或然性、概率性等理性根本无法解释的现象也会参与其中的话，那么，人类基于“人类中心论的狭隘视界”“有限的单一理性知识论逻辑”“残缺不全的逐利性生存实践”和“漏洞百出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制度理性”等所展开的人的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就根本不值得自夸，人类也没法以充分的自信宣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
二、基于启蒙现代性理念的“全球共同政治”理想的衰落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其最强大的直接推动力但同时也是最大的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全球社会的政治现实——政治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和自主性变革。自进入现代性理智规划的当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以来，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本身以及政治的实践，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权力—权利的博弈。这其中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技术、资本、道德等的力量几乎同时参与了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自我建构实践，并且成为其获得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资质的基本要素。
当代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法国大革命抨击了既往的追求优良治理、社会秩序和权利平等的传统政治的缺陷，提出了致力于实现人的幸福和提升人的价值的政治理念。但是从19世纪起，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人道主义遭到了标榜更全面地囊括人的问题和彻底地质疑现世的人的生活的观念的批判。上述现象的出现，“使努力思索下述问题的人犹豫不决：在什么程度上政治服从于道德和在什么程度上道德服从于政治？在什么程度上人类的规划可不被历史进程变换的格局所打乱、歪曲？在什么程度上人类能够改造世界的现实和他自身的现实？在什么程度上世界现实发生的变化不会使人产生疑虑？”莫兰指出，一个“统一的和平的世界共同体”的梦想，持续遭遇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其一是“孕育中的世界性：技术文明”的悖论。其具体表现就是，“正在走向同质化、统一化和更有组织性的世界，同时又在走向异质化、解体、冲突和危机。在我们的星球上撒开它的统一之网的力量亦即技术发展，本身又是引起现有的动荡的力量。必须重复指出，技术不是一种实质，它是把科学和经济联系起来的东西，又是文明的一个酵素和基座。”技术发展，这是第一个伟大的、普遍的逻各斯，推动了整个人类探险向前挺进。在什么意义上，直到什么程度，一个技术文明才形成了？依莫兰之见，技术指导下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都致力于社会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文明的统一趋向也显示出来”。其二是破碎的世界性：民族存在及其所涉及的问题。莫兰指出：当今世界，同一个发展在经济方面推动着世界的统一，而在另一方面又引起世界分裂为许多民族存在。“民族存在的形成有着不可抵御的逻辑性，因为在那些地方，过去存在着部落、王国、种族以至宗教。民族存在可以在任意的基础上结晶形成，这表明民族性的要求是深刻的、富于感染力的。”其三是作为“西方的逻辑”的衰败气象尽显。在当今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人们所能看到的，文明的进程已呈现了一个新的态势。生产的人从属于消费的人，消费的人从属于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而后者从属于愈来愈强大和愈来愈难以控制的人欲的力量（资本主义盈利和消费的欲望彼此相互刺激）。资本主义文明从散文性过渡到人欲性，结果，“一场巨大的危机可能正在酝酿，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深刻危机、文明的危机。‘垮掉的一代’已经在他们对美式舒适的自愿拒绝中揭露了福利制度的不适，‘奢华生活’一词对于有钱人家已经变成了忧郁的同义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兰提出了要对所谓“全球政治”的理念模型与实践方案，做出慎思明辨意义上的分析和诠释。莫兰指出，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面对巨大的悖论：世界性——也就是所有地球上现象的相互依存——越是成为现实，世界的统一就越是成为空想。但是使全球政治沦为空想的世界的分裂状态，却又矛盾地把这种政治作为需要假定。全球政治并不仅是由于欠缺而产生的空想，这个空想是建立在许多引起世界化的现实力量的基础上的。
显然，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一种基于全球政治的共同体的吁求，充满了理智上的、实践上的困境。这种共同体并非一种纯粹的经济生活共同体，更非一种基于人道理想的文化—价值共同体，而是一种尊重人类生存与制度生活差异性的危机性生存共同体，此处所谓“危机”，即“底线共同体”抑或“自我拯救的共同体”。它不是一种健全型态的成熟的实然，而是一种面向人类整体、面向未来的文明共同体的探索性应然。
三、共同体的理想与人类之确定性未来的理性期许
失去了共同体，人类就像无根的浮萍，对于自己所由何来、所欲何往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迷茫和无着的状态。莫兰指出，做出世纪末总结的时钟敲响了。科学不是只有起释疑作用的一面，它在其特有的探险中也是盲目的，以致它的探险脱离了它的控制和它的意识；它结出来的果实同时也带来了善和恶。技术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野蛮状态——以操纵事物为乐。理性一词不是只包含能够进行自我批评的合理性，它还包含追求逻辑和谐性和合理化的狂热病，后者对具体的事物和生动的现实茫然不见。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以为是人类意识进展的东西曾经是和仍然是被强大的无意识力量所控制的。
环顾当今社会风险、危机和非确定性丛生的人类生存处境，既定的现状改变的无望，使得人类看不到美好社会之希望的曙光，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乐观主义遭遇到了重创。进步不被任何历史规律所自动地保障。变动并不必然是发展。未来在今后的名字是不确定性。“我们同时生活在过去的危机、未来的危机、变动的危机之中。而未来的危机和变动的危机则把现代性置于危机之中。”
（一）新基础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智之短绌
在莫兰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失去了进步的确定性和美好未来信仰的危机，它引起了两种反应。第一种是新基础主义。这是自我重新溯源和扎根到失去传统的原则上去的意志。新基础主义有时采取宗教的形式，有时采取民族文化的形式，有时采取种族亲缘关系的形式，它在兼具种族亲缘性、民族文化性和宗教性的情况下变得最具感染力。新基础主义企图与变动的探险决裂，而返回被过去所控制的周期性循环的时间进程中。但是，它实际上利用了技术、工业和现代的武装，因而参与了它与之斗争的现代社会的变动及其向未知世界的迈进。第二种是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对不间断的和被预先决定的进步的幻想，后现代主义则是觉悟到新的东西并不必然高于在它之前的东西。但是当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都是被讲到过的，一切都是重复，没有新东西发生，也不再有历史和变化时，它是盲目的。“历史既没有到达其停滞的终点站，也没有稳操胜券地走向美好的未来。它被投入到未知的探险之中。”
（二）共同体中的人：恢复、建立人与对象世界的真实性联系和关系
当代美国后现代哲学家小约翰·科布深刻批判了现代经济理论有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实质及其危害，即把崇尚自我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结果，忽视了自然界的存在价值：自然界被简单地视为单一物质，即被人类使用的客体。为此，他提出了建设性的“后现代共同体”理论。科布倾向于用“共同体”来表达人类群体，主张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依存。他指出：“人是由自身与肉体以及更广泛的自然界、特别是和他人的内在关系构成的，除了这些关系以外，他们就根本不存在。”依科布之见，人与对象世界以及自我的关系形成并成长于人类共同体中，正是在共同体中并通过共同体，他们达到了真正的个性和人格。如果我们认为共同体存在独立的个体的话，我们可能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一个人类共同体如果不是一个人的共同体，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但是同样地，离开共同体的人也不存在。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实践，人类的一切文明性创造，本质上是依托于特定共同体才得以展开的。常态化的情形是，文明实践的每一次深入和一切积极成果的取得，都必然意味着作为共同体化之主体，深刻洞悉客体性逻辑与主体性逻辑的关系真谛，遵循集体行动的共识性逻辑，确立、形成与对象世界关系问题上的系统整体性、内在有机性基础上的实践主体性、价值自主性智慧与方略。而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类共同体之公共价值的累量增进，其所增进的是人类心智的不断健全、全面改善以及生存质量、境界的不断提升。
四、一种关于全球社会公共性优存的新文明叙事
上已述及，启蒙现代性的叙事逻辑，是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主导下，资本逻辑、技术理性、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非共同体化”的叙事。民族国家对于共同体的取代和绝对优先性地位的确立，使人类被一种反共同体化生存的“丛林法则”所统治。共同体价值的退场，扭曲了人类生存的本真，分离、对抗、冲突、战争等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
（一）以文明看待共同体：直面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生存价值观之病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了对于以往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启蒙现代性文明叙事方式全面深刻反思的新的理论主题。人类进入启蒙现代性三四百年以来，依托“市场经济文明”“技术文明”“资本文明”等，创造了足以令自身眼花缭乱的财富神话和“生存奇迹”，但同时也产生了人类必须面对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的一系列“病症”：生态失衡、社会危机、核恐怖、战争威胁以及未来的非确定性与风险等。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根源在于一直遭到严厉抨击的“欧洲中心论”思维的神话。
依“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之见：“无可置疑，如果社会科学要在21世纪取得任何进步，它必须克服业已扭曲其处理当代世界之问题的分析能力的欧洲中心论的构成。”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主义表现在：“一是它的历史研究方法；二是其普遍主义的偏狭性；三是其关于（西方）文明的假定；四是其东方学及其推行进步论的企图。”经历了欧洲中心论主导下“非文明性生存”的痛定思痛后的反思，人类对其不堪的历史过往，以及并不如意、美好的当下境遇有了理性权衡以后的“代价思维”意识。人们希望以自己的智慧，通过制定新的方略，彻底变革、告别旧的恶习，获得新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关于“文明史”的分析视野和立场，对于认识上述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布罗代尔主张将“文明”纳入人类历史的长时段，做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意义上的综合性辨析、判断和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说到文明就等于说到历史”。因为，文明史无疑是一个广阔无垠、难以划界的历史领域，根据不同的时代和国家，根据不同的史学家和评论家，它的内容曾不断有所变更，并且继续在演变中。“文明一词有单数和复数之分……文化同样也有单数和复数之分。充当修饰词的‘文化’历来模棱两可，既可做文化讲（由其词源所规定），又有文明的含义（因‘文明’没有单独的修饰词）。我们或许可以说，文明是文化特征和文化现象的总和。”基于对“文明”与“文化关系”之复杂性的理解，布罗代尔坚定地主张，在民族国家作为形式上最高的“共同体”（政治意义）存在的当代世界，“同一性和多样性在世界中永远存在”。布罗代尔并据此提醒人们，鉴于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虚假的世界“同一性”的幻象，千万不可陷入混淆“抽象文明”和“具体文明”的危险之中。进步在展示人类广阔前景的同时，扩大了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如果进步停止，所有的参赛者就会重新集合，虽然情况看来并不果然如此。其实，只是有竞争力的文明和经济才真正参加竞赛。“正是这些具体文明在进行竞赛，它们肩负着进步的重托，决定这进步的方向。……抽象文明的胜利决不意味着具体文明的失败。抽象文明和具体文明互相对话，互为补充，但它们并不相同，有时不用费劲和单凭肉眼就能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二）文明的本质是人类依托优良制度共同体对合理化生存方式的不懈追求
人类是一种文明（追求、实践、确证）的存在物。人类的一切思想理论和历史实践活动的目的，在其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是基于一种文明的理想，努力将人类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锻造成为一种优质的“文明体”的过程。“文明”就其本质而言，表征的是人作为主体，对其与对象世界以及人类自身之间关系有机性、共生进化性、主客同构性、命运一体性等关系真谛的一种理性自觉与呵护。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指出：“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到文明的本质上来，因为人们怀疑文明是否具有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的价值。……文明这个词是指所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的动物祖先的生活的成就和规则的总和，它们具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
可见，作为一种人类学意义的价值修辞，文明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能表达人性合乎自然的演化水平，最能充分反映人类实践主体性生存品质和超越性文化价值境界的词汇。沃勒斯坦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西方逻辑，对文明概念的历史沿革做出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在他看来，文明指的是与原始性或野蛮性截然不同的一系列社会特征。现代欧洲认为自己不仅是几种文明中的一种，而且是（独一无二或至少特别地）“文明开化的”。这种文明开化状态的特征何在，即使在欧洲人中间也尚无明确的共识。“对某些人来说，文明涵盖于‘现代性’中，也就是说，不仅是在于存在的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文化信念，而且在于科技的发达和生产力的提高。另一些人看来，面对所有其他的社会角色，诸如家庭、社区、国家、教会，文明意味着‘个人’自主性的提高。对其他人来说，文明就是日常生活中不粗野的行为，最广义的社会规矩。还有一些人认为，文明意味着缩小合法暴力的范围与扩大反人道的定义。当然，许多人认为，文明就是把几个或所有的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
理想形态的理性人的思想和实践行为，本质上所遵循的应该是文明叙事的逻辑。人类的历史伴随着人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形象的刻画与塑造。现代社会需要培养自由心智、实践理智兼备，集高尚、善良、诚实、正直、公正、无私无畏等优秀品质于一身的现代文明主体。在现代性的观念中，科学、技术、理性的进步是相互证明的，并共同印证了不可逆转的伟大法则。“孔多塞宣布了人类精神无限进步的原则。拉马克和达尔文揭示了生物进化不断上升的含义。奥古斯特·孔德提出了人类精神和社会演化的三阶段规律，证明人类最终达到理性时代。法国哲学家勒南预言科学将阐明宇宙中的种种神秘并把它的惠泽撒布到全世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后者决定了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终将来临。”
文明是引领、指导人类生存与生活不断趋达新高度的价值罗盘。人类历史的演进、生存方式的变革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文明形态的创生是其中最直接的动因。一种新的文明——理念、方案和实践行动逻辑的产生，往往会带来、造就甚或开启一种新的历史时代，促使人们立足于整体性视野对自身与历史、对象世界以及自我的关系做出一种全面、深刻的审视，自觉矫正以往的世界观、历史观逻辑，在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定位生存的坐标，重新规划人类的实践方案与蓝图，并以卓有成效的具有远见性的行动，展开旨在改变人类生存境遇的革命性变革。以此为契机，人类存在的新气象得以开显。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文明性生存的实践—价值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意义，就在于提出、贡献了系统整体性意义上的有关文明、文明观因素构成以及文明价值实践的新的解释。它表明，处于历史新转折点上的当今人类，不满意启蒙现代性文明有关“共同体”“社会”，以及“国家”之本质的理解和建构方式，试图依照“被正确理解了的文明”——以新“文明”的方式，开启并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价值引领下的生存共同体，即“文明型共同体”新叙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初次提出，经过国际社会、国际知识界，尤其是中国政府、中国知识界的不断努力，其理念愈来愈严谨，实践逻辑愈来愈完备，行动方略愈来愈具有切实可行性，未来远景愈来愈明晰。一言以蔽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时代人类关于自身存在、发展和进步实践的“文明叙事”自觉的标志，是共同体形态演进的最高阶段，具备了从根本上超越旧的现代性叙事，开始进入现代“新文明叙事”的一切要素。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共同体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范式，力图遵循“自然”“历史”“制度”“实践”等一体化逻辑，重新定位人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基础上创富实践的价值观及其坐标方位，立足于人类总体重新描绘世界观的地图，重新确定人类学意义上历史思维的逻辑起点以及生存合理性模型。其原创性的思想贡献及其世界性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核心理念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依循的是“并生”“共在”“共创”“共享”的人类公共性生存的价值理念，旗帜鲜明地反对启蒙现代性所强调和推崇的对于自然生态、民族国家以及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所持的支配、强制以及霸权逻辑。其所关涉、关切的，一方面是现代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生态整体性。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理论，就是对宇宙大道的深刻体认和觉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思想，所表达的就是中国政府、中国社会有关这一问题的立场、智慧和方案。另一方面，共生、并在不仅仅是宇宙存在物的本质特征，同样适应于以多样性、异质性、差异性和冲突化为特质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制度性实践。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更为现实的指向，在于强调人类群体性、社会性生存实践中，以团结合作、博弈共赢为基础的共同利益本位的公共价值逻辑。
第二，就所依循的价值观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价值观是一切形式的人类共同体所以可能的内在性指针，是文明引领下的共同体实践的灵魂，而不是抽象的口号和空洞的符号。全人类共同价值六个方面中的每一个，都有确定的能指和所指，作为基于人类历史、文化和制度实践的规范理性，无一例外，指向的都是对于一种新的生存理念、生存秩序与愿景的期许。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关于一种人类较高层次、较高质量、较高境界的优存模式的理性设计纲领。
第三，就现实的实践方略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福祉的公共治理逻辑的出场。后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国际关系中的“单极—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的强势在场，其所引发和导致的愈演愈烈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激烈冲突，及其面向未来和平发展的诸多困境、陷阱、风险和危机，根源在于缺少一个基于人类整体利益至上的优良的制度共同体的顶层设计，以此为鉴，应该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有效地策划不同民族国家集体行动能力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并实际遵循的，是现代治理和善治理论所推崇的兼顾国际社会巨型、复杂的“多领域”“多中心”“多主体”格局的合理关切。其反对并强烈抵制为了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地区、民族国家的利益的强盗式做法，强调的是摒弃偏见，寻求更多、更大、更广范围的包容性共识，重新规划人类合作性、集体性行动的方案、蓝图，以及强调人类福祉最大化逻辑的始终在场和价值引领。
第四，就国际社会和人类所描绘、承诺的美好社会的价值目标和美丽世界的远景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逻辑。正是基于对共同体实践的充分认肯，对于共同体化生存立场的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明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着眼于文明和共同体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共同体演进的文明型阶段，意味着被正确理解和实践了的人类文明，是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一切对于文明价值偏离、背叛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对共同体的疏离。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文明实践逻辑的变革，也都不同程度上相应地为特定共同体提供了赖以更新和变革的新的质素和动因。这两方面的合力，推进人类不断向着更加人性化、人道化的目标勇毅攀升和前行。
综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人类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之最具有代表性、最具独创性的人文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话语，其对于人类生存实践模式的形塑，对于既定的制度与思想文化逻辑的变革，对于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的重构等，提出了有别于从根本上变革以往旧的人类组织方式的带有革命性的全新的使命和任务。作为一项关系到国际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宏伟事业和浩大复杂的社会工程，其任务的艰巨性、目标的长远性等决定了其实践的过程一定会充满艰难曲折，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共同的努力。
（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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