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媒介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不断加深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媒介依赖症”成为一种现代病。人与媒介的“难分难舍”往往引发人的情感迷失、认知偏差、心理焦虑。媒介的人性化发展不断满足了人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沉浸体验，但也可能弱化人的主体性意识，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过度依赖媒介。人要实现自我救赎，就必须超越媒介，增强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提升“反连接”能力和“反沉浸”能力，避免在媒介使用中成为电子化、扁平化的人。
以5G、智能技术、物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深度媒介化（deepmediatization）的到来，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人们通过智能手机定位和支付，实时追踪物流、车流、订单；与熟人、陌生人随时交流和分享；藉由可穿戴设备记录、发布地理位置、睡眠模式、健身数据；在虚拟试衣间创建个人数字模特……从日常琐事到国家大事，所有信息、数据都被纳入一个庞大的网络,无孔不入的数字化信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媒介的功能性依赖与精神性依赖都变得更加突出。
一、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社会风险
数字媒介越来越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媒介不再仅仅是受制于社会结构的一个子系统，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成为建构社会的基本动力”。与此同时，人的情感、认知与心理也不断被数字媒介所渗透和建构。
（一）情感空虚与群体性孤独
媒介嵌入日常生活的各种缝隙与空当，在生活中扮演着忠实“伙伴”的角色。人们可以方便地建立网络交往、促进沟通，在丰富多样的网络世界中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但是，过度依赖媒介却可能使“陪伴”显得虚无、空洞。
首先，媒介的个性化“陪伴”貌似充实了人们的生活，却产生了“空洞的人”。媒介的移动化使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构和节奏的掌控者。碎片化的场景成为展开个性化媒介连接的网络时场，人们得以随时随处沉浸在媒介个性化内容带来的“沉浸式信息流投喂”和媒介建构的社会情境之中，日常实践中“后情感”（postemotion）体验愈加浮现。所谓后情感，是由媒介等操纵而产生的虚拟、非本真的情感，具有感性化、碎片化、快餐化等特点。在流量驱动下，做饭、收纳等私人活动皆成为“沉浸式”短视频的奇特图景。这实质是媒介基于商品和消费逻辑操纵用户的情感以谋取利益，沉浸其中的人们看似获得“慰藉”，逃避了现实情境中的百无聊赖和工作机械感，实则是在进行时间的消磨和异化的休闲，遮蔽了主体对价值失焦、意义丧失的反思能力。
其次，过多依赖媒介的“亲密陪伴”而忽视人际交往，容易产生情感孤独。置身于人际场景中却“无视”交流对象而“与网络独处”，这种境况蚕食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和活动空间，也阻碍了现实的交往、有效的对话和深入的情感交流，从而导致情感的淡漠甚至是现实关系的冲突。雪莉·特克尔通过多年“实地研究”和“临床诊断”人与智能手机、社交机器人等媒介的亲密关系发现，媒介导致的情感性孤独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并称之为“群体性孤独”：人试图从无生命技术物、虚拟的网络空间寻求亲密关系，不断强化对技术与媒介的依赖和网络人际关系的紧密联系，却变得越来越孤独。例如，社交机器人尽管可以根据设定的程序识别人的动作或话语背后的情感状态并做出人性化的回应，但是人与社交机器人的亲密关系缺乏“真实性”，后者难以具有人类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越会对社交机器人产生依赖，这种依赖会加深用户的孤独感。网络的使用虽然降低了因边缘化、没有归属感导致的社会性孤独，但却增强了因缺乏真实的亲密关系导致的情感性孤独。在网络空间中建构的亲密关系具有虚拟性、脆弱性甚至是欺骗性，比如网络情感诈骗者在婚恋网站、交友APP等社交平台上以“爱”之名布置“甜蜜”陷阱、建立“亲密”关系，一旦得逞即“失踪”。
（二）数字媒介依赖的认知偏差
作为专业和社会化的信息系统，媒介既是人们认知活动的内容提供者，也是重要的介质。然而，过度的媒介依赖也会产生认知方面的风险。
首先，依赖算法的个性化推荐容易导致认知偏差。媒介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往往具有选择性和偏向性。在传统媒介时代，专业的新闻机构和工作者遵循新闻的价值选择标准，提供高质量、具有公共价值关怀的媒介内容。依赖算法技术的新闻分发和信息获取的数字媒介，从后台获得大量关于用户网络行为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为用户持续提供与其兴趣相符的信息。长此以往，人们形成个人化的“信息饮食习惯”，长期困于“信息茧房”中。如果用户不主动改变信息选择路径，就容易固化已有的认知偏见。从算法推荐的逻辑来看，基于内容的算法推荐更倾向于取悦、迎合用户，而非教育或引导用户；基于时序流行度的算法推荐不可避免地走向“热度导向”的误区，追求感官刺激的耸动新闻比严肃新闻有更大的概率获得推荐。如果一个人长期不自觉地沉陷于娱乐化、庸俗化的信息内容之中，其文化认知标准和价值取向就可能在无形中被扭曲。
其次，媒介代理的认知容易让人形成浅层的认知。信息加工是通过信息作为电子信号由神经腱在神经元之间传输，数字媒体催生对信息的简单搜索、略读、非直接接触等表面化处理方式，减少神经元和神经腱的参与数量，大脑加工停留在水平、表层的面向，这反过来影响对信息全面、深度的理解。依赖新媒介获取信息或知识在当下日益普遍，这使得表面化、浅层次的大脑加工方式日益泛滥。特别是在“视频化生存”模式下，无论是藉由视频呈现自身的生活还是通过视频围观他人的生活，视觉感官都沦为“消极的观看”。在媒介碎片化、移动化的逻辑支配下，有声阅读成为社会新潮流，人们“听书”虽然可以在忙碌之余保持学习，但是长期沉浸在这种浅阅读中，却容易惰化人的思维能力。
最后，智能手机、电脑、应用程序、网络、云端等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标配”，人愈发依赖它们进行记录、储存、记忆、分析等，自身的相关能力由于没有持续使用挖掘而面临退化的风险。与此同时，由于人与媒介之间“难分难舍”的畸异关系，人们同时处理日常活动与媒介活动的多任务行为（如边吃饭边刷手机）已然成为常态，这也使得注意力碎片化的病态演化为广泛的社会症候，呈现“慢性的和弥散性的认知层面的注意力分散”。媒介依赖还对身体等方面造成不良影响，如，可能使人产生入睡困难的抑郁情绪，出现失眠或者在白日活动中疲劳嗜睡，使个体因注意力分散或记忆的提取失败产生频繁的认知失败。
（三）数字媒介依赖的心理焦虑
人们依赖于媒介建构了便捷的互动平台和生活助手，但是被媒介过度渗透也容易引发心理焦虑、信息焦虑、隐私焦虑等。伴随媒介的移动化和智能化，信息的传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们无意识地、反复地使用社交媒介等接触过量的信息，不仅在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的信息形态中转换，更是在新闻、广告、朋友零碎的日常分享等信息内容之间“跳跃”，陷入被信息汪洋围困的境地，导致信息负载大大超过自身所能接受和消化的程度。长此以往，“大量信息无法消化理解，大脑皮层活动受到抑制，超过机体的承受能力，就会出现……紧张、不确定、无助、挫败、烦躁易怒，由此便会造成一系列的自我强迫和紧张”。社会化、即时性的信息生产不断提高信息更新速度，人们通过媒介获得丰富的网络关系连接，但是也在不知不觉中始终在“追赶”加速的信息洪流，产生无法与快速的信息更新和巨量的信息增长保持同步的无力感和焦虑感。长期试图“跟上”信息流，又导致人无法忍受信息更新的缓慢或者信息通道的偶然堵塞，一旦出现网络“崩溃”、图片加载不出来等情况便会引发新的焦虑。尤其是在依赖社交媒介、智能手机等媒介的过程中，人形成碎片化、分散化的信息行为习惯，日益激增的信息量与日益浅表化的信息处理能力之间加剧的矛盾又使人陷入焦虑循环的怪圈。
在数字化日常生活网络中，人们往往对在注册、认证、支付等媒介使用环节中输入身份信息、电话号码、生物特征信息（如人脸信息）、绑定银行卡、提供位置信息等心存焦虑，但是为了顺利获取社会服务和满足生活需要又不得不“罔顾”焦虑，从而在两种拉力牵扯中陷入隐私焦虑。同时，人们在过度的媒介使用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数据足迹”，当这些“足迹”被关联起来时，则家庭住址、审美偏好、情感状态、生活开销、消费习惯等方面，甚至连同不欲为人所知的“秘密”都可能遭到窥探。人们在享受媒介提供的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因成为透明的“数字自我”而不安、担忧、焦虑。
二、数字媒介的人性化趋势与人的主体性消解
旧媒介的改进和新媒介作为补救性媒介出现，都是对人类需求的回应和满足。媒介不断进化以契合人们的需求，人越来越依赖媒介；媒介的人性化发展也逐渐强化媒介对人的支配和控制。
（一）媒介延伸对人的双重作用
媒介人性化趋势就是“媒介在朝着高度复制前技术时代的传播而进化”。媒介发展的进程，就是试图复制模仿前技术的“内容”（颜色、声音等）和“程序”（同步性、互动性、及时性等），不断提高再现前技术环境的水平的过程。例如，彩色媒介、声音媒介模仿眼睛接收颜色、耳朵收听声音的自然状态；广播、电视、表情符号等试图还原面对面方式中的语调、神情、即时反馈、动作等；多人视频通话等重现多感官、多人互动的表达通道；移动手机、智能手表等媒介复制“走路说话”的自然模式。在媒介进化的过程中，人的感官知觉也不断被延伸，从延伸“部分感官”到延伸人的“总体知觉”，人借助媒介实现同步交流、情境化交互，获得真实的感观体验。
媒介在延伸“总体知觉”的过程中，也不断造成人的某种“自我意识的截除”。在媒介延伸感官的过程中，人的既有感知平衡被打破。媒介以人察觉不到的方式塑造了人的无意识状态，使人“温顺”地接受媒介带来的感官体验和行为影响，人的主体意识在不自觉中被截除了。每一种新的媒介并非仅仅延伸了人的感觉，还造成了感官“断裂”，进而遮蔽人的身体存在之维和人类主体性地位。比如微信虽然以多媒体的技术手段实现了感官的“全面延伸”，但又使人沉溺于感官延伸的便捷和快速。媒介进化不断延伸人的感官，给人带来丰富的感官体验，但也使人沉浸在媒介延伸的快感中，忽视媒介对人的主体性截除的风险，从而丧失对媒介活动的反思意识。
数字媒介不断延伸人的肢体、感官、中枢神经系统，使人获得更灵活的“移动”能力、更丰富的信息，但也使人将反思能力交付给“媒介大脑”。人在享受不断进化的媒介带来的功能延伸的同时，也作为被截除者受媒介支配，其最深层的支配在于它产生“一种迫使人需要它的威力”，使人依赖媒介而自愿放弃自身机能。简言之，数字媒介不断延伸人体也不断截除人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能力，人难以意识到对物（甚至包括自身）的“主人”身份，人越来越媒介化。
（二）媒介拟人化与人的媒介化
媒介在适应人之需求的人性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具有人的属性。它典型地体现为媒介的发展以人的身体作为参照物和模仿对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媒介在形象、外观上具有人的外貌（仿生机器人）、声音（语音助手、人工智能音箱）等物理特征。第二，媒介具有人类独特的意识和心理能力，能够“深入人心”而“揣摩”“懂得”人的所思所想，并通过连接各种场景、接口来满足人的所思所想。算法媒介不仅“知道”人的兴趣和行为习惯，并且可以基于人际关系、兴趣关联为人提供特定的需求。第三，媒介还具有人的情感和思维能力，如社交机器人可以与人进行情感交流、对人进行情绪安慰。拟人化发展的媒介具有更加强大的功能，更加符合人的心理特点、使用习惯和审美追求，能够个性化、高准确度地满足人的多元需求。
媒介的拟人化也是人（身体）不断媒介化的过程，身体自身的逻辑让位于媒介技术的逻辑，人不断被物化。“物化”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阐发的概念，它包括两层含义：首先，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即“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其次，人通过劳动所创造的物反过来控制着人。抛开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背景，媒介拟人化对人的物化有着类似的逻辑。一方面，人的各种社会关系转化为符号之间的关系。人类的特征、意识、心理、兴趣等方面被以电子化、数字化等符号编码，人被抽象化、符号化。另一方面，“媒介的物质属性结构和符号形式具有规定性的作用，对信息的编码、传输、解码、储存产生影响……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解码”。人通过媒介来满足自身需求，媒介的规则决定着符号的编码方式，重构、规训甚至宰制人的身体形态和生活样貌。人的主体性被部分遮蔽，甚至完全消逝。
媒介拟人化的基础在于人及其身体和生活的“数据化”（datafication）。人的行为和活动变成可以进行收集、拆解、跟踪、分析、量化的计算机数据，人的各种活动轨迹和各类社会关系也被数据逻辑宰制。尤其是在流量、商业驱动下，“人是数据”的逻辑取代“人是谁”的逻辑，一切活动都要转变为数据；人类的情绪、行为、社交关系等依据数据的相关性来进行计算；数据的价值成为判定人的价值的重要方面。媒介记录、分析人的网络行为数据，预测人的兴趣爱好，为个体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但这也成为资本精准投放广告的重要手段，购买和销售私人数据成为重要的商业活动，人也成了数据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但是，这些数据却被商业巨头垄断，个体既无法获得、掌握、运用庞大的数据，也不清楚自己的数据是如何被组合、量化、分析的。人时刻暴露于“第三只眼”的监视之下，困于“超级全景监狱”，被媒介逻辑与商业逻辑合谋和操控。研究发现，智能手表、手环等可穿戴健身设备通过收集人的体重、睡眠等数据引导“运动—健康”实践，并提供相应的饮食、健身方案，其遵循的“数据化、自动化、可视化”的媒介逻辑，并通过传感器测量技术所形成的数据健康指示，导致了技术主导的知识权威和技术依赖。媒介数据化逻辑“深入人心”，资本也借媒介逻辑实现了对人的操控。
三、超越媒介：人的自我救赎
媒介技术的进化不断顺应人的新需求而对原有媒介提供功能补偿。从过去的电视“沙发土豆”到当前随处可见的“低头族”，媒介使用已经从“娱乐功能”走向“生活功能”，媒介依赖成为一种常态。人类要自觉脱离媒介依赖与媒介控制，进行自我救赎。
（一）强化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
媒介人性化发展满足了人的个性化需求，但也弱化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反思。因此，需要时刻警惕媒介“对人的形塑”、对身体的“机械化拆解”和“对社会的结构作用”，保持对媒介的批判性认识，有限度地使用媒介，避免成为电子化、扁平化的人。
人在日常媒介实践中需要强化反思意识。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反思作为媒介实践主体对自身的注意和思考，是人消除昏迷状态的最直接方法。基于此，人破除作为“媒介使用者”的无意识状态，反身成为对自身媒介行为、媒介影响进行主体性反思的“审视者”。作为媒介审视者，人不仅需要对已有媒介实践进行反思，而且应当立足于反思的结果，在后继的媒介活动之前和过程中对其进行意义赋予和持续性思考，由此形成“事后—事前—事中”的循环反思链条。借助这种链条，人得以敏感地预想到媒介依赖可能带来的情感空虚、心理焦虑和认知偏差等“失调的情境”，自觉地调整媒介实践的错误、失当方向，并做出符合人长远发展的明智决定。
人在媒介化生存中需要强化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的培养。批判性思维“包括对信息特别是人们所信以为真的陈述或命题进行分析与评估的心理过程。这是一个涉及反思陈述之意义，审查提出证据和推理，并做出关于事实、真相之判断的过程”。在新技术环境下，媒介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构成和动力要素，在底层逻辑层面形塑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经济活动等方面。然而媒介性质并非中性的，“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而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尤其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媒介往往通过手机的纵向阅读模式、手指上下滑动的自然切换、沉浸信息流投喂等方式使得用户“上瘾”，或者通过娱乐化的方式呈现信息取悦用户，以最大程度地吸引其注意力，达到向其推广和销售商业产品和服务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媒介使用者更容易遭受媒介逻辑的主宰和驱使而过于依赖媒介。因此，人应当深化对社交媒介、算法媒介、移动媒介、虚拟现实媒介等具体媒介性质的质疑和批判性认知，清醒意识到商业资本等社会因素对媒介性质的隐蔽性利用，警惕媒介的注意力攫取方式，反观自问其“用了什么方法来吸引我注意这条信息并让我保持兴趣？在选择报道主题及其中的元素时，作者是如何利用受众对魅力、八卦、矛盾、暴力和悲剧的兴趣来吸引他们的？”等问题。而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需要不断提高对媒介的分析、评价、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等批判性智力技能。增强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既需要个体在这些方面的自我提升，也应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建立有效的培育机制和系统的思维训练体系，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合作教育来实现。
（二）提升“反连接”能力
社交媒介、移动媒介等多样化形态的媒介日益渗入日常生活，人们超越传统简单的面对面连接，形成了语音、视频等多种连接方式并存、随时随处进行连接、连接规模剧增的“超连接”（hyperconnected）状态。这种连接扩展现实生活中的人类互动，使人们容易获得社会支持，但也更可能导致网络沉迷等行为。在媒介实践过程中，“人—媒介”之间始终是“主体—客体”关系，媒介是人类用以弥补自身不足、满足自身需求的工具，而人作为“自由主体”“目的主体”“责任主体”的统一体，需要不断提升主宰工具使用的“反连接”能力。“反连接”是媒介使用者依据具体的情境、特定的动机自愿自觉断开或减少不必要的数字媒介连接。虽然它看似是对数字化生活的消极选择，但它并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一种准病态、反常的行为，而是媒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际上，断开数字连接有利于身心健康、个人效率和人的存在。尤其是人在“超连接”状态中无法避免过度依赖媒介的情况下，反连接是人保持独立与自主性的基础。借助反连接，使用者成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负责主体，基于发展目的和责任意识来平衡线上线下连接、主动进行“数字排毒”（digitaldetox），摆脱媒介规则对身体的规训、对人的物化，避免成为媒介不断续航的“电池”般的工具，让媒介成为拓展人的认知广度和深度、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充盈人的心灵世界的得力助手，积极寻求更有意义的休闲和真正的社交联系。也就是说，反连接实质是重构媒介连接的方式和结构，以进行更有益的媒介连接。
对媒介依赖者而言，断开数字连接是一项需要积极调动自身能力的任务，尤其需要使用者提升个人自我意识和自制力，通过强化对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来掌握媒介连接的控制权。选择性地利用媒介和控制媒介使用的时间长度，增加线下互动等线下活动的时间；使用游戏或抖音短视频等沉浸式媒介时能有意识地主动断开网络、卸掉应用程序或删除账户等；在进行网络学习时能保持专注力，抵制注意力分散。防止现代人的数字困境，就要在嘈杂的世界中选择专注的生活，做个数字极简主义者（DigitalMinimalism）。这种技术使用理念，指的是将网络在线时间集中在少数被筛选的信息内容和优化后的活动上，愉快地屏蔽掉其他与你的价值观不一致的线上信息或活动。反连接能力需要建立在深入了解媒介技术及其运作过程的基础上。在反连接商品化的情况下，商业资本利用人们“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压力和焦虑，提供越来越多号称可以将人从压力和焦虑中解放出来的媒介，使人们面对眼花缭乱的媒介选择时手无足措，也可能反过来深化人们对媒介的过度依赖。
（三）增强数字情感素养，强化“反沉浸”意识
数字媒介日益延伸人的多种感官、贴合人的使用习惯，不断增强媒介使用的易用性、交互性、临场感等，日益增强人在媒介使用中的沉浸体验。沉浸体验是个体完全投入到正在从事的活动时的状态，注意力高度集中、存在时间扭曲感等，甚至丧失自我意识，这种体验往往强化了用户的媒介依赖。沉浸体验将用户留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上。当算法媒介持续提供内容不同但符合个人兴趣的信息流时，用户就会获得更强烈的沉浸体验，如抖音等短视频APP大大提升了用户的沉浸的快感，使其上瘾。沉浸体验是一种玩乐性（playful）和探索性的体验，人们很容易从中获得愉悦的享受。在新技术环境下，社交媒介往往通过提供一些刺激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增加用户黏性。这种享受感更多是一种短暂的注意力碎片的快速切换和瞬间参与，人的感官和意识沉浸在媒介提供的一个又一个刺激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过度依赖中的沉浸体验往往是一种快感式、感性化的情感沉浸，这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得到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人的数字情感素养尤为重要。所谓数字情感素养（digitalemotional literacy），是指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感知、理解和管理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情感的能力。借用美国学术、社交和情感学习协作组织（Collaborative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CASEL）提出的框架，这种素养具体包括理解自身情绪的自我意识、有效调节情绪的自我管理、与个人和群体建立和维持健康关系的技能、基于行为后果的现实评估以及基于自我和他人福祉而负责任地做出决定等方面。作为媒介实践主体，人应当通过沉思等途径识别自身的媒介沉浸体验及其情感感受，管理和控制在媒介使用过程中肤浅的享乐冲动，增加媒介实践中情感体验的理性因素，避免被媒介操纵而形成“情感沉浸—过度依赖”的不良循环，摆脱对媒介的情感畸恋，构建人与媒介的健康和有益关系，实现人对媒介的“反规训”。
四、结语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媒介形态迭代更新，“一种以媒介为动力的新型社会结构正逐步到来”。媒介人性化发展形塑了强大的媒介功能，不断适应和满足人类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使人过度依赖于日益渗入日常生活的媒介，进而损害人的认知能力、反思能力、情感交往和心理健康。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还将进入全新的虚实相融的媒介化阶段，媒介的连接能力更强，技术对人和社会结构的塑造更强，因此更要增强主体性意识和反思批判能力，保持对媒介性质的清醒认识、以人为本的媒介实践，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林爱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艳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5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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