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老年人群因具有高疾病易感性和严重性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点人群，但理解中老年人群作为主体的防疫行为逻辑及其风险应对策略的研究却是“缺失的”。通过对35位不同背景的中老年人的访深度访谈发现，中老年人的风险感知在多重媒介信息深度嵌入生活后得以强化。中老年人的风险判断依赖于一些观念里的重要信号，而防疫行为的采纳是一场与他们以往的一些思维习惯和行为惯性的博弈。代际健康劝服在家庭共同体的背景下充满着权力层面的张力和形式上的妥协。熟人社会的逻辑浸透到风险感知与应对中，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也嵌套在家庭层面的拜年过程中。中老年人在防疫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和应对策略能启示针对中老年人的健康传播干预，为中国特色健康传播理论路径的发展做铺垫，并有助于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健康不平等”框架下个人层面的健康信念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层面的健康资源保障差异凸显出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老年人感染率较高，尤其是危重症和病逝患者较多，使其成为疫情防控的重点人群。然而，与疾病高风险相反的是，中老年人对此类新发传染性疾病预防行为的采纳程度却明显偏低。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微博和微信上曾出现了一系列热门话题，其中“如何劝爸妈戴口罩”引发不少网友的认同。微博话题#说什么也不愿意戴口罩的固执长辈#阅读量高达4.5亿，讨论量达18.4万。与互联网铺天盖地的年轻人叙事以及“全民抗疫”对比鲜明的是，中老年人的防疫话语和行为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是缺失的、隐形的。中老年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何独特性？他们的防疫行为是否有其特定的心理图式和实践逻辑？如何开展针对中老年人群体的健康传播干预策略才能行之有效？理解作为健康弱势群体的中老年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风险应对方式，探究其健康行为和疾病预防措施采纳的内在动机与行为逻辑，是全面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应对的重要部分，也将为后续的中老年人群健康传播策略和干预活动提供参照。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中老年人健康行为逻辑
（一）人口结构变化与健康问题焦点转移下的中老年防疫行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由新发传染病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引发。因其具备影响大、防控难的显著特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动员整个社会力量予以共同抗衡。中老年人群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护中的薄弱环节，呈现出高风险而低防范的特征，须予以着重关注。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中老年群体成为总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口数为4.4亿，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当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及健康传播研究中，针对老年群体开展的研究较少，而关注中老年群体的研究则更少。一般来说，人在45岁以后便会出现老年前期特征，并开始步入老年阶段。从中年过渡到老年的“衰老”阶段已经体现出健康状态的改变，关注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健康状态是全球化的重要命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所指出的，随着婴儿与儿童的死亡已经变得罕见，而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人类健康问题的焦点已经从婴儿转向了中年人和老年人。基于此，本文将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健康认知与行为策略。
庞大的中老年人群体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逻辑值得关注。以往的研究发现，中老年人在疾病风险评估上容易出现常见的风险感知偏差。他们往往有着一定程度的乐观偏见，对未知的突发公共卫生风险持有乐观态度。即便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他们也可能抱持侥幸心理，不愿意采纳自我保护行为。因而在应对策略上，他们要么主观忽略这些风险，要么推迟行为采纳，或将自我的健康决策交由他人决定。此外，中老年人固有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惯性会阻碍其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预防行为采纳。例如，H1N1流感期间部分香港老人认为戴口罩是“怪异”的行为，有损个人形象，因而对该措施的采纳意愿较低。
（二）他人依赖模式下中老年人健康行为主体性的缺失
尽管健康“自我负责”是社会的主流叙事，但中老年人因种种原因进入“健康依赖他人”模式。中老年人群随着其躯体老化和生理机能的衰退，视力和听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健康保障和医疗服务越来越依赖其子女及社会组织机构的支持。同时，中老年人群在信息时代也遭遇到大量的认知挑战，信息处理能力、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下降使得他们较难处理复杂的信息，认知负荷也较低。中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健康信息获取和辨析能力令人担忧。中老年人是健康素养最低的群体，其健康素养往往远低于我国人口的平均水平。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健康信息本身良莠不齐、真假难辨，中老年人很容易被虚假健康信息误导。中老年人未能被数字技术“赋能”强化健康素养，反而成为了“伪健康信息”传播的温床，削弱了他们的健康行为主体性。此外，除了认知能力减弱，中老年人在健康行为上也更容易表现出“知行不一”。以经验和阅历为傲的中老年人群被认为是“顽固”（stubborn）、“不顺从”（non-compliance）群体之一，尝试改变他们行为的努力容易功亏一篑。他们对健康风险行为的态度往往是坚持不改（insistence）和反抗改变（resistance）。这让中老年人的健康在不依赖他人的情况下可能呈现出糟糕的境遇。虽然中老年人关注健康，但在健康依赖他人的现实中，中老年人的健康主体性也逐渐呈现出“缺位的”状态；再加上中老年人在网络环境中的话语不具有主动权，因而整体呈现出在抗疫话语场的“失声”状态。
（三）本文的核心关注及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访谈时间为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2020年1月31日至2月6日期间，访谈对象为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访谈对象以目标人群寻找和“滚雪球”方式获得，访谈的具体开展是研究人员委托给对受访者较为熟悉的青年人，以方言方式进行，其目的是使受访者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深度访谈以半结构式方法展开，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新冠肺炎的知识知晓情况、信息来源及信任程度、防疫态度和行为的采纳及原因等。大部分访谈一次性完成，时长约为1小时；一小部分受访谈对象的时间和精力限制，采用多时段方式完成访谈。对于中老年受访者在知识部分存在的误区，研究者要求访谈者对受访者进行讲解，以同时提高他们的健康知识素养。本文最终访谈了35位中老年人，由21位青年访谈者完成。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55岁，其中最小为46岁，最大为76岁。男性受访者18名，女性受访者17名，男女比例相当。受访者的整体学历水平偏低，其中，10名受访者仅有小学学历，6名受访者具有初中学历，11名受访者具有高中学历，5人具有大专学历，3人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受访者以退休人员、暂无职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主，其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受访者有16名。受访者覆盖广东、湖南、河南、山东、四川、江苏等不同地域的省市，其中一、二线城市受访者3名，三、四线城市居民15名，城镇居民5名，农村受访者12名。受访者在下文中以1—35号顺序排列。
本文对中老年人群的基本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行了初步的内容分析，以了解其状态，然后结合扎根理论方法对文本材料进行了多轮内容编码。在开放式编码中，研究者通过对受访者的原始表达进行逐句分析与编码，初步提取了30余个影响预防行为采纳的因素。随后在主轴编码中，研究者通过持续比较和辨析相关因素的内涵与所属范畴，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归类与整合。在选择性编码阶段，研究者对各个核心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围绕相互关联的主要因素形成了4个关键主题。最后，研究者对35份文本材料再次进行了审阅和评估，力求提炼出的主题能够涵盖所有受访者的重要话语表述。
三、个体、家庭和社会多维影响下的中老年人防疫逻辑与应对策略
（一）“电视、微信与大喇叭”：多重媒介图景下的中老年人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和评估是实施风险应对行为的逻辑基础。中老年人的风险感知整体滞后于青年人群。当中老年人觉得疫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时，他们与疫情的心理距离较远，也往往出现更大的乐观偏差。在中老年人缩小心理距离、强化风险感知的过程中，对不同媒介的反复接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少中老年群体提到其所了解的疫情信息来源于电视。在网络社交媒体崛起的时代，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挑战，丧失了昔日作为家庭媒介“统治者”的威风。但电视作为中老年人熟悉的媒介形态，无论是出于对媒介使用习惯的依赖，还是出于对媒介权威的信任，仍受到不少中老年人的青睐，“主要还是看电视。”（14）大多中老年人表示比较信任传统媒体，尤其是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表现出高度信任。电视新闻中疫情信息的高频次出现以及其声画带来的强刺激，对中老年人的风险感知带来较大的影响。“看电视上怎么说”（5）是中老年人判断疫情风险的常用来源。在电视新闻轰炸式的“涵化”作用下，一部分中老年人感知到了风险的严重程度，因而也逐渐加强了一些防护行为。
除了传统媒体，不少中老年采访对象提到微信（尤其是微信群）是其接触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访谈到的中老年人大部分都有通过网络获取疫情信息；但相较而言，中老年群体主动寻找疫情信息的比例较低，而是较多采用通过微信群这种被动但有效的方式接触疫情信息。被动信息接触可能在信息的内容和质量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会影响信息获取的系统性。但相比电视上严肃的疫情新闻，微信上有不少生动活泼的民间防控信息让中老年人印象深刻，如“群里说，我去你家你紧张，你来我家我心慌，暂不来往。”（1）等。微信群中的调侃视频和一些亲民的顺口溜话语比较容易被中老年人记住，进而影响其行为。此外，中老年人在解读微信中发来的疫情信息时，也会习惯性地将信息内容与传播者链接起来，让新闻信息的传播加上了人际关系的砝码，进而一定程度上放大信息的重要性和价值。中老年人有时记不住信息的具体内容，但对于这个信息的传播者印象深刻，如“我看到好多朋友转发的，有关那个武汉病人的情况，感觉实际严重很多，我比较相信朋友发的信息。”（2）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网络话语铺天盖地涌来之际，中老年人通过微信中多个群组，链入网络疫情防控中，逐步强化了自身的风险感知。
此外，在基层中老年人群的信息接受中，“村里的大喇叭”多次被中老年人提及具有很好的震慑效果。沉寂已久、最近频繁活跃的大喇叭成了最有效的提高中老年人风险感知的方式，“村里的大喇叭很久都没响过了”，“最近大喇叭天天广播，才觉得严重了，才开始戴口罩。”（16）高音喇叭在其出现之初，便是国家权力的隐喻；同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发挥着国家动员作用。这些高音喇叭在这个媒介丰富的年代虽然逐渐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画外音”，但其设备和功能一直存在，在部分地区也沿用至今，在农村和社区中完成着各类政策信息发布和政治宣传任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音喇叭利用其感染性强、受众面广、没有文字障碍等优点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高音喇叭以“国家的象征”这一姿态出现，加上中老年人对高音喇叭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集体记忆”，使得他们对这一形式的接受程度很高。尤其是对于农村中老年人来说，“大喇叭”这种他们曾经熟悉的媒介形态的再次现身，给他们带来的震慑作用较大，增加了他们对事件严重性的判断和风险感知。
“大喇叭”、电视和微信群，似乎是当下媒介情境中的“老中青”三代，疫情期间都在中老年人的疫情信息接触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相比疫情最早期，疫情信息只是在部分渠道发布，中老年人对风险感知不足，以及预防行为上的延缓；后期多渠道信息“包围”并“嵌入”了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增加了中老年群体对风险的感知，缩短了他们与疾病的心理距离，因而也正面影响了他们的健康防疫行为。
（二）“知行不一”：多元信息竞争框架下的中老年人信念与行为博弈
中老年人群在防疫初期表现出认知和行为上不一致的情况，即对于关键的疾病预防行为知识，如戴口罩、勤洗手以及宅在家等，掌握情况良好（n=24），但也存在诸多不戴口罩、串门、不常洗手等行为。中老年人固有的认知系统中有不少核心信念和底层思维逻辑，这些信念和逻辑一旦与某些健康行为推崇的理念有所悖离，便会呈现出一种信念之间的博弈，这也是导致“知行不一”的原因。
中老年人的生活阅历和已然自成体系的健康意识和习惯可能成为防疫障碍。经历过“非典”的中老年人倾向于参照过去的经验来应对，“（非典期间）当时就该吃吃该喝喝，人多的地方、聚会也没少去。”（2）中老年人一方面借助“非典记忆”来判断疫情的严重程度；一方面由此来决定自身的防疫行为。在非典事件中未受到直接影响的中老年人认为，此次新冠疫情，自己不采纳相关防疫措施，同样也能扛过去。过往的经验以及行为惯性能提供给中老年人安全感，让他们感觉自己有更强的控制感。除了过往经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俗语及习惯也构成了中老年人群的底层逻辑。这些底层健康逻辑久经考验，已经固化在中老年人的思维逻辑中，与这些底层信念相冲突的其他健康行为框架较难被中老年人接受。正如费孝通所说，“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中老年人的丰富经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成为了阻碍因素，反而使他们在实践行为上呈现出滞后性。
此外，中老年人的一些“面子诉求”也可能阻碍他们的健康行为采纳。处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中老年人对“面子”以及想象中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十分在意。如中老年人表达说，“我这么大年纪，这么高的个头，戴个口罩尽出洋相。”（15）“别人会嘲笑我，说我怕死、胆小鬼、假惺惺，所以不想戴。”（26）周围人如何看待其戴口罩以及周围人是否戴口罩这两种社会规范是其行为决策中重要的一环。居住在农村或小城镇的中老年人觉得“戴口罩没面子，如果别人都不戴口罩，（我戴）有点害羞。”（34）在他们看来，戴口罩不是一个防范感染的行为，戴口罩展示的是一种脆弱或讲究的生活方式，这与农民强悍或朴素的文化氛围有些格格不入。如果戴口罩的行为会让他们丢面子，那么维护面子关乎着自己的“晚节”，则可能是更直接更重要的事情。
此外，与防疫保护行为存在竞争性的框架还包括一些更宏观的人生信念。在一些中老年人看来，“人各有命，该来的总会来。”（26）“而且各人头上一片天，轮到自己都是命中注定的。”（22）在中老年人身体趋于老化的过程中，老化心态出现了明显的积极和消极的分野。积极老化的中老年人会改变一些认知，“以前看别人戴口罩，觉得太讲究了；现在不戴口罩反而是没跟上趟了。”（1）而消极老化的人，则会维持自身观点，“年轻人爱干净洗手很正常，老年人没关系，而且习惯了。”（25）面对处于消极老化心态的中老年人，这些人生信条难以撼动，也使得诸多健康促进方案难以在中老年人群中发挥效应。
在中老年人戴口罩这一行为上，与之相悖的认知框架和行为逻辑诸多，这些都成为了阻碍中老年人戴口罩的因素，也成了中老年人被认为是“顽固一族”的主要原因。这些相竞争的框架，如面子和宿命论，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但相关的健康传播干预活动往往以单一视角看待某一健康议题，而忽略了人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中老年人的认知和信念系统可能更为稳固，如若新的健康应对方案难以与其本身的认知和信念系统和谐共生，而是存在一定的冲突，那么其有效性以及在整个健康系统中被重视的程度将大打折扣。
（三）“顺从与妥协”：家庭内代际互动与博弈下的中老年人行为逻辑
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并非只涉及个人，而是关乎一家人。在“养儿防老”和“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文化中，子代反哺亲代，在中老年人年弱体衰时履行照顾义务是晚辈的应尽之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年轻人会向其父母长辈“科普”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并叮嘱其遵循戴口罩等防疫行为。青年一代介入中老年人健康的过程，绝大部分老年人是认同的，他们认为子女的健康知识储备和健康信息鉴别能力更强，也愿意听从儿女的建议。但在实践过程中，青年一代与中老年一代在防疫行为采纳上，呈现了一个博弈过程。这主要体现为四种形态：全面顺从、妥协式顺从、妥协式不从和微观反抗。
在“全面顺从”的中老年人看来，子代在健康问题上提供信息支持是一种信息反哺，是孝道的体现。一些中老年人认可这种劝说行为，明白这是子女或晚辈关心自己，“他们都是为了我好，我也很理解。”（1）这种顺从不仅表现为信息上的认同，更是一种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中老年人在防疫行为上表现为“妥协式顺从”。中老年人的行为采纳，是因为感受到来自家庭层面的压力和行为规范，“开始觉得戴不戴无所谓，被（孩子）劝了，塞口罩到手里，还是戴上了。”（35）在一些中老年人看来，青年一代一方面占据着“为你的健康着想”的道德高地，另一方面依靠掌握更多疫情“科学知识”的加持，占据着强势的话语地位，进而也只得表现出支持性的妥协话语，“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个看得很重，我们理解，也想跟着他说的做。”（4）
在博弈过程中，“妥协式不从”也是中老年人的姿态。虽然在口头上认可子代的劝服，但行为上却并不改变，“孩子有劝过我，我觉得很对。但是该出门还是出门。”（2）一些中老年人不否认子代劝服的意义，但同时遵循自己的行为习惯，两者之间权衡，进而采取一种折中妥协的方案。比如不少中老年人会强调，“还是要出门去散步的，只是散步的时候注意点，不去人多的地方。”（2）当然，也有不少中老年人表示对青年一代的劝说不满意，表现出轻微程度的意识反抗。“年轻人劝我们戴口罩，是小题大做。”（7，12）甚至“（对于晚辈的劝说）脑壳疼，想躲，害怕晚辈劝说。”（26）子代的反哺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带来了压力，但中老年一代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方式去强力抵抗这种劝服，最终以充耳不闻的轻微反抗方式呈现出来。
这四种不同形态展示了代际反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健康传播过程中的多元性。在健康反哺范畴上，目前处于基本健康状态的中老年人面对青年一代的健康反哺，却并非是一个“乐于接受”的状态。中老年人与青年一代对于疾病风险存在认知上的明显差别：在中老年人看来，青年人没有阅历，遇到事情容易“大惊小怪”；而在青年人看来，中老年人迷信经验，“顽固不化”。中老年人在风险评估上倾向于弱化和低估，保持乐观的心态；而青年人群倾向于强化和高估，尽可能防范风险。健康代际支持的张力表现在代际之间家庭内权力的博弈。青年一代的健康反哺过程，在中老年人看来是一个彰显权力的过程，他们试图以反哺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实力，获得更多的权力，从而稀释和解构长辈的权威。而对于青年一代这一“夺权”的过程，中老年人并非是欣然接受的。这表现在，在劝服中老年人过程中，青年一代的话语会让中老年一代产生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其劝服也就失去了效果。代际之间的健康劝服呈现出家庭或家族的内部动态，以中老年人的顺从和妥协为主轴，导向防疫行为的加强。代际劝服呈现出的动态博弈和妥协，整体也体现出“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家里有一个病人就毁了。谁（因为我们）得了这病，咱心理都不得劲，对吧。”（14）在特殊时期，家庭之间和代际之间表现出像合作社一样运行的方式，以家庭的整体利益为导向，中老年人以妥协退让的方式，共同维护家庭这一共同体的稳定与健康。
（四）亲疏、风险与协商：熟人社会背景下的中老年人防疫行为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正逢中国的农历春节，防疫政策要求的不聚集与中老年人长年的过年走家串户惯习存在一定的冲突，而这也使得中老年人在聚集或串门存在的潜在风险与熟人社会人情来往之间权衡时存在着张力。对此，中老年人的微调行为是根据亲疏关系来划分交往人员的风险等级。基于直觉上的了解和信任，他们将熟识的亲朋好友和邻里乡亲评估为低风险人群，进而认为无需采取防疫措施。而对于不够熟悉的陌生人则划分为高风险人群，相应地启动防疫措施。“见亲朋好友不用戴口罩，知根知底，见陌生人需要，因为不清楚他们和谁接触过。”（26）中老年人觉得对于自己熟悉的人或事物，拥有更高的掌控感，进而也转移到对风险的掌控上。此外，中老年人还会根据地理位置趋近度来进行风险评估。他们按照距离自家位置的远近，划分安全免疫区域与危险易感区域。越是距离自己熟悉的地方较近的区域，风险越小；而越是地理位置远的地方，风险越大。“村里不戴口罩，但是到隔壁村会戴口罩。”（22）费孝通指出，处于熟人社会中，人们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开展社会交往；而这样一种亲疏有别的观念也成为了中老年人防疫过程中的一大逻辑。中老年人以熟识情况、地理位置和情感关系作为标准来判断人群的潜在风险。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微调体现了差序格局的理念在健康防疫中的呈现：以自我为最安全的核心，往外推开，亲朋好友等近距离的人是安全的，而越往外推，越危险。对于疫情风险的差序格局认知，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也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决定着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
此外，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也交织在社会网络之中，并非由自我意志决定。正如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尽管社会整体定下了“少出门”的基调，但每家每户的安排仍然存在一个协商的过程。拜年是一张网络，往往并非能由其中的某个人（网络中的一个点）来决定网络的动态。拜年的具体路径有多种。比较简单的是家中最老资格的长辈主动发话要求不要聚集团年，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这个家族的拜年氛围。而其他的情况下，防疫下的“疏离”和情感关系的“聚集”需要在一个家族中进行多种形式的协商。一些情况下，子女辈强势介入提出不聚集需求，进而逐步在家族内部形成共识，最后使得中老年人也接受以防疫为主的计划。而一些中老年人即便自身在如何过年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若仍有更大长辈在世，则需要获得更大长辈的允许才能取消聚会，以尽到必要的“礼数”。这样协商的主要目的是在传统“礼数”和科学防疫之间实现两者兼顾。而实在遇到不受控制的访客到访，中老年人则执行着兼顾疫情防控和过年习俗两者的逻辑，在遵从与违背之间寻找合适的尺度。“有少量亲戚朋友来串门过，但既然他们来了，不可能让他们走，会接待的。”（21）
中老年人的拜年逻辑和协商也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习俗不断流变。数字化时代，人们对于串门式拜年的热情也下降了许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耦合了疫情防控下的社交隔离政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亲戚之间的经济、地位和工作差异使得家庭从“亲密关系”走向“半亲密关系”。以往的“大家庭”模式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开始向“核心家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过年和防疫之间，中老年人也普遍认为防疫更为重要，这也让他们对于不聚餐的协商更加顺畅。因此，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嵌套在家庭协商和共识中，甚至是更大环境下社会协商的成果，而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
四、结语：亟待关注的“老龄化”健康传播
本文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高风险但低防范的中老年人群，他们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人群，但却在防疫过程中处于缺席失声的状态。通过对35名不同背景的中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本文呈现了在大喇叭、电视和微信为主体构成的多重媒介图景下，中老年人逐步增强了对疫情感知程度和自我易感程度的风险感知；在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本文解释了中老年人在防疫上出现“知行不一”的原因以及防疫信念与其他信念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博弈。在个人视角之外，本文也将关注点延展到家庭内部，展示了面对青年一代的代际健康劝服，中老年人如何顺从或妥协地予以回应；最后本文将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放置到疫情大背景下探讨在过节和防疫之间，亲疏关系和过年习俗如何影响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以及一些防疫行为共识是如何达成的。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维度讨论了中老年人健康行为采纳背后行为逻辑和动态博弈，还原了中老年人的主体性，对认识和理解中老年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行为采纳有所裨益。
本文以理解中老年人群在公共卫生危机中行为逻辑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情境下针对中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传播和健康行为促进开展有所启发。我国所面临的中老年人健康挑战是巨大的。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人均平均寿命不断增长，中老年人群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发展“老龄化”健康传播，保障中老年人的健康，提供相应的疾病照护服务，将很快成为社会的一大重要任务。目前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大多较为注重个人层面的实践和效果模型，本文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深入揭示了中老年人的健康行为实践是如何嵌套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社会系统中。本文尤其呈现了家庭因素对于中老年人的健康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单元，也是中老年人健康生活保障的基本单位。家庭作为老年支持的重要提供者，能够对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与福利产生关键影响，家里一个老人的疾病往往影响一家人的生活节奏和步调。调动家庭因素进行健康传播研究和实践，具有明确而显要的社会意义。后续研究须注重强化从家庭层面关照健康信息传播与健康行为促进。此外，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心理在健康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在本文中，熟人社会和面子逻辑也渗透在中老年人的健康行为决策中。与中国文化心理共生的一些健康行为社会规范可能带给人们荣耀感，而与之相悖的行为则可能引发羞耻感。“戴口罩”这一行为是被理解为“身体虚弱，怕死出丑”还是“为人为己，健康第一”，人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中对这一行为的主流见解深深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我国民众往往从他人对自己的要求来进行自我行为设计，并将个人的社会角色置于首位，这些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将为中国特色的健康传播干预策略和方案提供诸多可能性。
本文亦能在更大层面上启示健康传播干预策略的未来发展路径。健康传播研究有时容易陷入健康中心论的陷阱，一厢情愿地在某一特定健康议题范畴内对人们进行劝服，甚至认为健康理所当然是人们行为逻辑中的重要准则。有效的健康传播需要将传播对象即每一个个人看成一个整体，将传播的健康信息放置到其整个认知逻辑和行为框架中，与其他信念和行为发生互动，寻找到相互冲突的信念和行为框架，从而去解决这样的冲突框架，才能达到有效的健康行为劝服效果。与健康诉求相冲突的框架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而且大量的都是人们的底层框架。若要回应和解决健康传播中的“知行不一”问题以及人群顽固难以劝服的困境，探索这些相冲突的信念和行为框架至关重要。此外，本文启示理解人们的健康行为需要充分考虑其动态，将其放置到大的环境背景中，同时关注其行为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抛弃简约化的方式理解健康行为采纳，将人群的健康放到大系统中去思考看待，是真正从特定人群的视角开展有效健康传播的重要路径。人们的健康行为可能是嵌入在一个大环境下协商的成果。在理解特定人群的健康行为逻辑时，对其行为主动性和被动性有充足的认识，可能找到健康行为促进的关键点之所在。
本文同时提醒应该摒弃对某一特定人群的固定成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理解目标人群的传播心理及技术手段对特定人群的影响。中老年人常被视为“数字难民”，在互联网时代存在数字排斥的现象。但不少研究发现，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互联网（尤其是微信）。而且，中老年人一旦接入网络，呈现出更加痴迷网络的逻辑。随着中老年人更深度地卷入互联网，网络给中老年人健康同时带来了技术赋权和技术困境。互联网也给中老年人带来了很多的“数字机遇”，健康传播研究应注重中老年群体的主体性，超越对中老年人的模糊印象或刻板印象；借助中老年人对网络的使用和依赖，更积极地使用互联网对中老年人的健康行为提供更多合适的干预。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应更积极地回应一部分中老年人在技术接入之后的信息困境，思考如何在信息丰富和技术不断拓展的时代，培养中老年人的电子健康信息素养，致力于缩小中老年人群在技术进步时代可能愈发强化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曹博林，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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