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粤港澳大湾区是跨境区域和跨制度合作区，面临不同区域、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磨合以及多核心城市协调等社会治理难题。基于该区域社会的复杂性及公共领域合作的困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需要建立起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本文以协作治理为理论视角，将Y青年总会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着重从领导体制、协作机制以及会务活动三方面对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实践进行考察。研究表明，Y青年总会在参与大湾区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在凝聚、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粤港澳三地交流与融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港澳青年国家意识以及维护区域稳定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一、问题的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是典型的跨境治理与跨制度合作区域，面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制度环境与空间格局。粤港澳之间社会差异和制度的多样性，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制度合作治理的特色和优势。但与此同时，一国之下横跨不同区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关税区以及多核心城市的特点，无疑也给大湾区的发展建设与治理运作带来了诸多制度障碍以及协调成本。为此，如何逐步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治理亟待破解的问题。目前，在中央层面，国家于2018年8月正式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这表明国家层面给予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大的推进力度与政策支持。与此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粤港澳三地政府也相继成立了直接对接和负责大湾区事务的领导机构。首先，2018年11月，澳门特区政府为紧密配合中央总体部署，设立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澳门特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短、中、长期总体设计和工作部署，推动展开相关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并监督落实，并就拟开展的活动订定方针及发出指引。该工作委员会隶属行政长官运作，并由其担任主席。其次，2019年2月28日，广东省正式成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统筹协调工作机制，负责协调推进相关重点领域专项工作；并制定广东省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系列配套文件，系统推进规划贯彻实施。最后，2020年11月23日，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宣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正式成立，专责协调国家相关部委、广东省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和部门，以加强推动和协调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大湾区建设的工作。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已经逐步建立了以“议事协调机构+联席会议+专责小组”为政策导向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但目前粤港澳三地合作治理机制及其运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指向仍局限于粤港或粤澳双方，粤港澳三方协调力度小；二是粤港澳三地区域规划和地市层面参与协作治理受到法律制度的制约明显；三是粤港澳三地专责小组之间横向协调不足，纵向传导为主的治理机制难以适应联动性网络化治理的要求。
由此可见，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治理，仅靠现有的中央与粤港澳三地府际之间建立的协调机制是不够的，还要积极构建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社会协作机制，即要建立三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层次社会协作机制，将各级政府、市场、公共机构、社会组织与公众等纳入粤港澳大湾区治理结构之中，并有效发挥社会组织等各协作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跨区域协作治理正是基于社会的复杂性及公共领域合作困境而提出来的。
纵观既有相关研究文献，目前学界对粤港澳跨区域协作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府际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以及政府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上，较少从社会组织视角来探讨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协作问题；而且已有研究偏重理论分析，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跨区域治理的问题，并以协作治理理论为指导，运用个案研究方法，集中回答下述问题：社会组织为何要参与跨区域协作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的意义何在？其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协作治理实践中有何具体表现？已在大湾区协作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取得哪些成效？
二、社会组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克服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固有的局限性。一般来说，社会组织有着不同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优势：一是具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使它们愿意进入营利性组织一般不愿涉足的领域，如社会服务、公益、慈善、环保等；二是具有沟通性，表现为社会组织具有深入社会基层、贴近民众的优势，其成员一般既能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民众中间，又能同政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三是低成本，社会组织通常由同质人员组成，提供的是无偿服务。可见，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固有缺陷，为良性政社关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二，有利于发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治理主体之一，已经承担起政府部分转移的公共管理以及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中观和微观管理层面，政府不方便以及没有足够精力和财力做得好的事情上。即是说，社会组织能够承担起部分的群众性、社会性和公益性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贡献力量。事实上，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世界三大湾区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现象，已经从理论和政策探讨层面转化为形式多样的现实行动。因此，社会组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除了能够促进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协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发挥其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与作用。
第三，有利于推动区域公共治理资源的整合。社会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方式，行动者协作是建立在信任、忠诚和互惠基础上的互补力量。这种网络治理结构更容易吸引不易通过公共权力渠道整合的分散的治理力量，从而将零星的、分散的却又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个体整合为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治理主体。作为自愿的聚合体，社会组织一般都有自己的服务专长，特别是在政府调动社会资源的能量有限时，社会组织将在公共治理资源整合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即是说，作为综合管治机构的政府在某些特定类别的治理资源整合方面也有不及社会组织有效和便利之处。
第四，有利于维护区域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组织的地域广泛性、利益多元性以及组合的灵活性都有助于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表达、利益竞争、利益妥协和利益合作，有助于形成各利益群体均可接受的社会需求，从而实现区域公共治理价值的区域化而非地方化。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发展、舒缓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是社会组织特有的功能与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内存在跨区域多方利益博弈，在协调其多方利益冲突与制度藩篱问题上，单靠政府层面的沟通协调难以满足全方位的跨区域发展需求，而单靠市场调节又容易引发同质化的恶性竞争，阻碍粤港澳大湾区的良性发展。因此，引入民间社会力量，促使社会组织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中来，充分发挥其特点优势以及平衡多方利益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独特功能，有利于维护粤港澳大湾区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发展。
三、青年总会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实践创新
Y青年总会（简称“青年总会”）是2017年9月在我国香港地区注册成立的非牟利社团组织，旨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广泛团结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促进三地青年友好互信、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关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青年总会重点凝聚创新科技、金融、航运、贸易、法律、地产、旅游等领域杰出青年，构建跨地区、跨专业交流机制。与此同时，青年总会围绕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组织会务活动，为会员提供最新政策分析、创新创业辅导、粤港澳三地社会经济情况介绍及实地考察机会。青年总会还在粤港澳各地设立分区，冀以联动机制鼓励各地区青年加入大湾区建设。
（一）体制创新：多元任职首长制+分区召集人制度
1.采用多元任职首长制。青年总会尽管是在我国香港地区登记注册的，但实质上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的社团组织，其领导架构分为荣誉架构和执行架构两大部分。其中，荣誉赞助人由中联办C副主任担任，荣誉顾问由中联办青年工作部C部长、中联办协调部S部长以及30多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组成。从青年总会的任职构成来看，其领袖、首长和顾问基本都具有政商社界多元任职的情况。例如青年总会的主席及执行主席WXM，其个人身份既是香港JD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又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广东外商工会常务副主席兼青委会常务副主任；荣誉主席CJZ不仅是我国香港地区知名青年企业家，同时担任内地多省市政协委员以及数个慈善机构与社团的首长。青年总会的领导层成员基本上都有交叉任职的背景，即领导者既是企业家，又有在体制内以及社团任职的情况。如此的领导层布局，使青年总会能够集聚更多具有多元背景或交叉任职的青年精英，增强其自身能力建设以及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粤港澳三地商界、政界与社会组织的融合与发展，有利于构建粤港澳跨区域治理的社会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有利于吸引港澳青年参与到大湾区建设中来，有利于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社会资源动员、调配和整合的能力，同时保持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合作关系，发挥社会组织的协作治理作用。
2.实行分区召集人制度。青年总会分别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设立分区，每个分区的主席都是邀请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杰出青年担任，他们一般都是政界、商界、科技、教育、文化界等领域或跨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分区主席既是分区召集人，同时也是执委会成员，一方面直接接受青年总会的指导和管理；另一方面负责在分区开展和对接各种会务工作。可见，分区召集人制度使青年总会在组织架构上形成联动体制，使青年总会拥有强大的动员与组织能力，有利于及时加强青年总会与其他各城市的联系，有利于充分发动粤港澳各地区青年加入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
（二）机制创新：内部运作机制+多方联动的协作共治机制
1.内部运作机制：董事会、理事会与执行委员会制。青年总会主要通过董事会决策机制及理事会日常管理机制保持自身正常运作。首先，青年总会决策机制的核心是董事会。董事会由创会主席、当选的主席和至少2位副主席及以上职位人士组成，当选的主席出任董事会主席，在商讨重大会务安排时，由主席主持进行，决策形式以表决及主席同意来决定会议议程。其次，青年总会日常管理机制的运作主要通过理事会，即理事会是青年总会会务的执行机构，享有及承担董事会不时授权的一切权力及职责，并执行会员大会及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各项会务。最后，青年总会还创新性推行执行委员会制。由于青年总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组织，很多会务工作和活动必须横跨粤港澳三地多个城市来开展。因此，为了保障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提高办事效率，青年总会设立了执行委员会，专门负责大型活动的筹备与开展。执行委员主要来自会员内部的招募，由有志服务青年工作的会员自愿参加。执行委员会设置7个部门，分别是秘书部、文案部、翻译部、媒体部、摄影部、公关部、后勤部。
2.多方联动的协作共治机制：青年总会与政府、社会组织及公众的协作机制。首先，青年总会与地方政府的协作机制。青年总会与政府的协作体现在基于目标一致的平台搭建方面，由政府进行资金投入，青年总会承办活动进行参与。青年总会除了在我国香港地区设置总部之外，于2019年先后在佛山、江门成立青年总会联络处，负责处理青年总会与内地地方政府的合作及其众多项目的筹备工作，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提供创新创业服务以及各种就业帮助。青年总会不仅与内地政府合作创建创业创新基地与平台，还以大型考察团的形式，多次召集和组织大批港澳青年到内地进行参观访问，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推动港澳青年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之中。与此同时，青年总会还主动与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等部门建立联系与沟通机制。
其次，青年总会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协作机制。粤港澳地区有着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发达的经济基础、多元的社会氛围，各种社会组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发展很快，对促进跨区域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总会注重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协作，形成了良好的友会关系。主要通过与友会互相邀请参与或协办活动的形式建立起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协作机制。例如青年总会每年一度的万人活动——大型招聘“国际人才嘉年华”，就由青年总会领衔与一带一路科技金融协会、港漂圈、香港菁英汇、大湾区共同家园青年公益基金等社会组织联合主办。再如在青年总会的就职典礼暨首个青年实习计划启动仪式上，就邀请到香港大学联合会、香港理工大学联合会、香港青年文化协会等80多个大湾区青年及学生组织参与活动，不同团体间通力合作，为日后更多合作互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后，青年总会与公众的协作机制。青年总会主要以对话和座谈会的形式建立起与社会公众间的“宣传—反馈”协作机制。青年总会举办了全港首个有关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青年座谈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半个月内，青年总会举办了“大湾区规划精神及便民措施解读”座谈会，向市民详析便民政策。座谈会一共举办了5场，分别在广州、港岛、九龙等地举行，一方面，通过座谈会的举办向广大市民宣传国家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与会者的讨论、交流，收集青年人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期望及意见，并就我国香港地区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政策提供意见，反馈至政府决策部门。除此之外，青年总会通过邀请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与青年进行对话分享的形式，举办了主题为“全国人大政协两会·青年分享会”的对谈会，青年总会借此传达政府政策，为会员及广大港澳青年传递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会与信号。
（三）会务创新：举办各种创意活动，推动粤港澳青年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
一是创办“国际人才嘉年华”招聘活动，吸引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创业就业。创业和就业是青年关心的两大重点问题，青年总会通过举办大规模招聘活动，吸引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创业就业。“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华”是青年总会的重点大型活动之一，每年举行一次。2018年4月28日，由青年总会主办的首届“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华”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揭幕，主要通过招聘、论坛以及工作坊等方式为企业与青年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与此同时，青年总会也举办线上招聘活动，有上千家企业进驻。首届“国际人才嘉年华”线上与线下共发布10000个职位，完成了7000多个职位匹配，为吸引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创业就业做出了积极回应，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
二是开展“香港青年内地实习计划”，促进港澳青年和大湾区企业融合与交流。2018年7月青年总会通过开展“香港青年内地实习计划”，为港澳青年提供了与大湾区企业融合与交流的机会，分别成立了“深圳金融机遇实习计划”和“侨乡江门青年机遇实习计划”两个实习考察团。实习考察团由香港民政事务局、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提供交通、住宿方面的赞助，广东省以及深圳市、江门市的工商业联合会则提供落地支持。“香港青年内地实习计划”从报名的500人中精选组成100人的实习考察团，实习公司包括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腾讯、中国首控集团、广东金匠律师事务所、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中信产业基金控股企业、李锦记集团、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广东嘉士利集团有限公司等60所知名企业。实习计划的推动，加深了我国香港地区青年对内地情况的了解，加强了我国香港地区青年与大湾区企业的交流与融合。
三是举行“万人青年文化节”，增强港澳青年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青年则是文化交流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青年总会通过牵头举办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书法课以及争取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的港澳承办权，加深港澳青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青年总会主办文化青年节，旨在增进港澳青年对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的了解，感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促进粤港澳青年的交流合作与共融。此外，《一站到底》是内地一个具有广泛知名度、弘扬社会正能量的知识问答比赛电视节目，在青年总会的争取下获得了其港澳承办权，该节目在港澳地区举办比赛，吸引了大量港澳青年参与和观看，这加强了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增强了港澳青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
四是主办“我和我的祖国”大型庆典，提升我国香港地区青年国民意识和爱国热情。青年总会注重爱国主义教育，通过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大型庆典及多样化的活动，旨在提升我国香港地区青年国民意识和爱国热情。青年总会于2019年9月21—22日主办我国香港地区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大湾区青年考察团，4500多名粤港澳青年齐聚佛山、江门、广州三地，通过实地参访与了解祖国经济发展成果，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内地人文美景，切实提升了我国香港地区青年国民意识和爱国热情。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青年总会组织约3000名粤港澳青年在广州白云会议中心广场以快闪的新颖形式拼出“祖国好”三个大字矩阵，并高唱国歌，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期间，还由6名粤港澳优秀青年代表带领全场青年宣读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年胸怀祖国，投身大湾区建设。此次“4500大湾区青年大型考察团”活动引发了媒体广泛报道，两天内总浏览人次超4亿。
五是参与“反暴力，守护香港”集会，发挥维护“一国两制”的前线作用。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青年总会的创会宗旨，我国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不仅关乎我国香港地区的长治久安，还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是对我国统一战线的巩固起到重要作用。青年总会通过举行“反暴力，救香港”集会、“撑警集会”、“守护香港”集会、“爱港爱讲爱唱”音乐集会、慰问警署等活动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维护我国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
四、青年总会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初步成效
提升治理效能，丰富治理内涵。社会组织是区别于政府、市场的第三部门，在协作治理框架之下，仅靠政府管治和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全方位的跨区域发展需要，社会组织应成为跨区域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明确赋予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格局建设的重要角色。因此，引入民间社会力量，促使社会组织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协作治理中来，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有利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青年总会等社会组织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积极参与，通过各种实践创新活动，提供多种社会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协作治理中初步展示了社会力量参与大湾区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活力，有利于节约行政成本，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丰富跨区域协作治理内涵。
架起政府与市场的链接，推动政企良性互动。青年总会通过搭建青年交流合作平台，提供咨询服务，架起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链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很多港澳青年人不了解大湾区的发展政策，政府又非常希望吸引广大港澳地区的年轻人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来，由此产生了信息的不对称和需求的匹配偏差。而青年总会对政府的政策走向动态把握比较及时全面，同时又与市场关系主体拥有较多接触，能够洞察双方的需求，便自然而然地扮演着连接政府与市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角色，发挥了促进信息交流与沟通、推动政企良性互动的功能与作用。这能够有效缩小市场主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分歧，减少由于沟通不畅导致的社会摩擦，实现社会的健康稳定和繁荣发展。
发挥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能力，优化资源配置。首先，在社会动员方面，社会组织拥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常常动员民众参与公共事务。青年总会主要朝着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回应国家政策方向去开展活动，比如举办学习论坛、实习交流、内地考察团等。对港澳青年而言，到内地就业相对陌生。即便中央及粤港澳三地政府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依然难以打消港澳青年心中的顾虑。为方便港澳青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就业，2019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通过八项便利港澳居民的政策，青年总会随即举办“大湾区规划精神及便民措施解读”座谈会，向市民详析便民政策。青年总会通过传达政府政策，与政府官员进行对话，参与政策的互动。其次，在资源整合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也变得更加多元。多元社会带来的是多元的公共需求，在差异化的需求中，政府只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服务，而社会组织在应对差异化的服务需求时就显示出其行业性、专业性、服务对接直接性的特点。青年总会内部成员比较年轻，在接触青年方面减少了距离感和疏远感，开展的活动也更加符合当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的实际需求，更容易被广大青年人所接受和认可，能够对政府与市场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更好地为粤港澳青年提供服务。最后，在优化配置方面，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时，青年总会能够积极响应，号召广大市民参与。2020年5月13日，青年总会在九龙湾启业邨社区进行第四轮同心抗疫行动，向长者派发口罩及防疫中药挂包。自2020年1月起，青年总会不断举行募捐活动以及采购各类医疗物资，免费捐赠派发予各前线及基层有需要人士，在3周时间内，已向市民免费派发近2万个口罩。青年总会通过各种途径呼吁广大民众科学防疫、配合政府、坚定信心，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购买防疫物资，大力支援前线医务人员，体现了社会组织行动迅速、协调到位、灵活机动的特点，与政府抗疫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合作，使得抗疫物资流通更加迅速，为社会传递了正能量。
吸收港澳青年就业，促进大湾区融合与发展。就业是民生最基本的环节之一，就业的落实是维护社会有序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港澳地区资源有限，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有无限发展空间。青年总会通过领衔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人才嘉年华，为我国香港地区广大青年提供求职岗位和就业机会。每年一度的“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华”，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和求职青年参加，已成为我国香港地区少有的万人规模的大型社团活动，初步形成了香港驱动、惠及大湾区的品牌效应。青年总会致力于为广大粤港澳青年和企业提供交流平台与机会，为吸收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贡献了青年团体的力量。
回应国家战略，发挥维护统一的前线作用。首先，青年总会创会宗旨就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在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青年总会召集粤港澳三地青年，以晚会、集会等多样化的形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回应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支持，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其次，青年总会致力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勇于做统一战线的拥护者、建设者和宣传者。2019年11月13—15日，青年总会参与举办“江门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暨粤港澳青年文化创意发展大会”，其作为大会唯一非政府团体参与了组织活动。该会主席向粤港澳青年发出倡议：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的拥护者；二是主动参与创业创新，做华侨华人文化交流重要平台的建设者；三是主动搭建沟通桥梁，做好华侨华人重要文化平台的宣传者。青年总会向世界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发出了加强联系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号召。最后，青年总会始终坚持爱国爱港政治立场，发挥着维护统一战线的前线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青年总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中的典型个案，成立四年多来，因地制宜开展多元会务活动，服务青年群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并开始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协作治理中崭露头角，初步凸显其与政府和市场不同的独特作用与成效。
协作治理强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协作治理理论为传统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新的范式，也为我国复杂公共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思路。粤港澳大湾区由于跨境跨域，涉及了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多方治理主体，仅仅关注政府的组织变革或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是不够的，其治理发展和变革的主流方向应该是：强调央地政府伙伴关系的构建,采取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合行动策略，注重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 鼓励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社会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来。可见，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协作治理为解释跨区域公共治理运作的逻辑提供了新角度，也为社会组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基于跨区域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协作治理能在有限的成本控制下最大化实现协作中多元主体的效益，这将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治理发展的新走向。
那么，社会组织如何寻求多方力量支持，增强其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作治理中的效能呢？这除了要健全大湾区的领导与管理体制，完善其法律保障机制、弥合三地法律制度差异，增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及其自身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之外，当务之急，是要构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多层次协同发展机制。首先是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在治理发展中必须借助多方力量，加快建立起三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层次社会协同机制。例如建立由骨干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等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咨询委员会”，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向中央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建言献策；同时建立“粤港澳三地商会、协会联席会议制度”等，广泛吸纳行业及社会意见。其次是促进社团领袖、企业家、专家等主体参与大湾区跨区域协作治理。构建三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协作治理机制，离不开社团领袖、企业家、专家等不同社会主体的参与。社团领袖和企业家是区域合作的重要主体，专家是提出理论建议与总结实践的先导，而社会组织则是跨区域治理的共同体之一，发挥协同政府和市场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社会组织有蓬勃发展之势，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类似于青年总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增强其社会服务供给的能力，扩展其业务提供的范围和深度，扩大其交往“朋友圈”，不断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与认可，形成大湾区协作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优秀代表，能够为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粤港澳跨区域协作治理中来提供经验和借鉴。
（吴巧瑜，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颖，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主管。）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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