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破解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价值的宰制，实现了“真正的人”的中国式生成。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引领，对人的主体性、统一性、自然性、联动性和公平性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人的异化、物化的根本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高扬人民至上的价值旗帜，彰显了真正的人的价值，从而使人进入了理性的、自然的、和谐的、自由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建设一个真正属人的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向度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真正关照，是其之所以能够在道义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从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推进与中国式“现代人”的生成、发展和塑造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最终，在人创造社会与社会塑造人的辩证统一中，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向着“人的解放的最终完成”的共产主义社会稳步推进。
一、“真正的人”的历史生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人类哲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人成为自己的过程；人类在漫长历史中走过的路，就是通向自己的路。然而，以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标志的回归人自身价值的始觉，并未真正开启属于人的历史。“人”从宗教的众神统摄下逃离，却又跌入了“物化”“异化”的沼泽地，愈加做生存挣扎，愈加被资本束缚，这一切应当归咎于神的逻辑被资本的逻辑所替代的“原罪”。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西方现代化实践，将社会的主体——人，从一个属神的旧世界带入了一个属物的新世界，人始终未能以“真正的人”的面貌存在。也就是说，西欧社会经历了包括启蒙宗教思想、反正统神学思想、人本主义思潮、泛神论思潮、启蒙运动，直到19世纪青年黑格尔派发动的宗教批判运动在内的宗教解放历程，实现了从神回归于人而确立人在哲学上的地位的突破。然而，在确立了“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认识后，人并未以其真正的面貌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生成，而是成为物的奴隶、“单向度的人”。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对人的“物化”“异化”等的破解与摒弃，让“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众灵之长，真正地站立在大地之上并着手开始了属人的生活，创造出属人的历史。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真正的人”生成的根源性阻碍。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从其探索初期，就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定，破解了资本对人的统摄，构建起生成、发展和塑造“真正的人”的理论蓝图和道路趋向，从而实现了“蒙昧人”向“理性的、自然的、和谐的、自由发展的、人文的‘人’”的转向，“真正的人”逐渐生成。正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行进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一样，“人的生成”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探索、确立，最终达到自觉主动塑造的过程。
具体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处于探索阶段，人的生成同样也处于探索之中。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真正的人”的生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人们第一次以“主人”的姿态投身于生产生活实践中，人的价值的至上性不仅在国家制度层面得以确立，也在个人实践层面得到证实。西方现代化道路中，“真正的人”的生成缺乏基本的条件，人彻底沦为物质生产的机器，取而代之的是物化的人、异化的人，是缺乏丰富性与超越性，以及未能实现自我价值觉醒的“蒙昧人”；而中国式现代化从其探索伊始，就已经从国家制度层面彰显出推进“真正的人”的生成与发展、凸显人的价值的人学意蕴。这就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从国家制度层面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既定的“人”的观念，以最终实现一个破除外在束缚，能够推进“真正的人”生成与发展，并由“真正的人”创造和享有、体现人的类本质的理想社会作为奋斗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概念，人的生成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难免会经历曲折，甚至出现错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后期阶段，人的生成实践走了弯路，导致人的生成仍缺乏必备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支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有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机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人的生成路径也逐渐明朗起来。物质需求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对既有全部财富的继承，是“真正的人”生成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人复归于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历时态”的关系。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坚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积极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既应答了在“共时态”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既不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基础的积累等前提性条件，从而保证“真正的人”生成、发展的基本需要能够得以满足的现实之问；又充分继承和发展了既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从而避免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生产的劳动成果被社会极少数人所占有，绝大部分人沦为附属于资本家并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物品”，人的属人性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的属物性消弭的问题。最终，明确地走出了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能促进“真正的人”生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生成、发展与塑造实践以一种崭新的、自觉主动的姿态呈现出来。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的发展同时又塑造人本身。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积累，“真正的人”的生成、发展所必需的各方面条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暴露出来并亟待解决，这也直接关系并影响到“真正的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生成、发展与塑造。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取得质的发展与飞跃。尤其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使得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人，逐渐成为具备中国视野、中国意识和中国主体性、自觉澄明的“真正的人”，并基于既有的制度优势、必备的物质基础等现实条件，在现代化语境中开始了属人的历史的自觉主动创造。
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根源性地破解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真正的人”的生成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将真正的、完整的人逐渐生成出来并继续向前推进。人在中国大地上，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摆脱了物性化、抽象化的窠臼，逐渐以饱满而完整的姿态生存、发展，并开始了真正凸显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尊严的属人的历史的创造。
二、“现代人”的全面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引领
劳动不仅使人超脱于动物界，也塑造着人自身，人就是自己劳动的产物与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基于“真正的人”的生成，以极具人学意蕴的新发展理念，引领着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形成的“异化”“物化”“资本化”的人的超越，从而在物质生产实践中逐渐塑造出具有主体性、统一性、自然性、联动性和公平性的中国式“现代人”。
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中，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是一个热点问题。诚然，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发展阶段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比较最为引人注目。但当我们基于“人”这一哲学发展史上最大议题的视角来分析时，会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超越性，根本而集中地体现在它所塑造的“人”对西方现代化所塑造的“人”具有何种超越性上。正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阐述的，只有执行与运用现代化制度的人民实现了向现代化的转变，并具备了赋予现代化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心理基础，现代化才不至于畸形发展或以失败告终。现代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范型等层面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当然，从生成逻辑来看，“真正的人”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并不存在，“无”与“有”的比较显然也是荒谬而不成立的。但作为自然人而言，西方现代化实践同样会对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进行塑造，这也是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具有比较可能性的基础所在。同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正是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塑造着自身。因此，基于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且极具人学意蕴的新发展理念，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丰富的、立体的和全面的中国式“现代人”的塑造，不仅能够更好地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具有的超越性，也能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向度和人本关怀。
（一）创新：对人的主体性的塑造
对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的叩问与追寻，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本应作为主体的人，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或是以血缘关系和家庭为纽带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共同体成为社会的主体，或是人取得了独立自主性，但仍旧受制于异化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人不得不继续成为商品化、货币化、物化的社会关系的附属物，人及人的活动依旧无法逃脱人自身不作为主体、主体异化的状态。当然，先哲们追求主体性自觉澄明的脚步未曾停止，从古希腊的实体主体到近代的认知主体，再到现代的生命主体，主体性理论逐步向前发展、推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正确认识主体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和指导方法。当我们继续追问，人的主体性何以能实现时，不难发现，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主体，从其根源而言，在于人能够从事具有创造性、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从而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生成并塑造着自身主体性的实质内容。也就是说，在人的实践中，人必须摒弃对外在力量的依赖性，又基于这一外在力量，自由而超越地发挥出人所独有的能动创造性，使得主体活动回归人作为主体在场的状态，我们方能说人作为主体，实现了主体性的自觉澄明。基于此，以创新为发展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真正的人”的生成逐步实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塑造，促进了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澄明和对外在世界更加积极主动的状态的生成。
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创新理念进一步破解了人的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主客不统一、相对立的矛盾。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人取得了独立自主性，以原子化、孤立化的形态存在，实现了个体与类的分化，从而在自然关系上，成为实际意义的自觉主体。但当个体的人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生活实践时，却又无法避免在资本主义异化的劳动中，沦为物化的人、异化的人，只能机械地完成被分配的工作，无法“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进行让自己身心愉悦的创造性劳动。这就使得在社会关系中，人不仅受制于物，人的主体性也实现了物性转化。最终，人在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中，处于主客体不统一的状态。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以独具创新性的发展理念为引导，在发展的过程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积极实现治国理政智慧向现实实效的转化，以自觉的、以人为目的的创新引领，引导在国家制度层面得以保证，同时又具备一定生成物质条件的“真正的人”自由、自主地发挥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使得人的自由个性能够得到充分发展，实现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主体性统一，人在自然关系中、在社会关系中，都作为主体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创新实践，塑造着更具能动性的实践主体。主体是一个价值关系的范畴，人一旦失去了能动性，尽管还是人，却无法称之为主体。而实践本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这种创造性的实践中，人将外在世界改造为具有价值意义的属人的世界，使得外在世界或者自然从属于人。也正是在这种实践中，人才成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此，以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既结合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活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人本、民本思想，为人的主体回归、人的主体性自觉澄明注入了中华文明特有的独特基因；又推动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这就使我们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以“物”“利益”为唯一目的的为物属性的超越，并以依靠人、彰显人、为了人的创新实践，充分而全面地塑造出并继续塑造着真正主体性自觉澄明的、自主活动的人。
（二）协调：对人的统一性的塑造
中国式现代化以塑造丰富的、多样的和全面的“立体人”为目标，既从根源上促进了“真正的人”的生成，也自觉地否定了“单向度的人”、干瘪的人的塑造。当然，这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面临一个内生性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好构成人的统一性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协调性，避免人的统一性塑造出现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以便趋于圆满、自洽和可持续。
中国式现代化对协调性发展的价值追求，促进了人的统一性塑造。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中，存在过误解、忽视人的统一性塑造的问题。“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这些发展困境体现在人的发展与塑造上，表现为人的需求满足的不协调、不平衡，包括物质需求得到普遍满足，但精神需求的满足有待提升；经济发展需求得到普遍满足，但“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且尚未满足等，最终导致人的统一性塑造极不协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对人的统一性塑造的新理念、新思想。例如，“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以及“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并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基于此，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为导向，以具有协调性的发展理念，促进人的统一性塑造，使得生存、发展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人更具立体性和丰富性特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开始逐渐协调、平衡，并逐步实现以人为主体和依托的统一化、和谐化。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协调性特征，保证了人的统一性的可持续发展。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地动态变化的个人，人的发展与塑造，也并非静止的，而是一种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历史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塑造的具有丰富性和立体性的人，内蕴着多方面的质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始终保持各质素之间的协调性，从而确保人的统一性的可持续发展，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价值理念，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方方面面都要强起来为追求，从而以强有力的价值引领和目标追求，不断保持和完善现代化实践中人的统一性在场，实现人的统一性与实践协调性的良性循环，也确保了人的统一性的可持续发展。
（三）绿色：对人的自然性的塑造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将自然界作为自身的“无机的身体”。人的自然性是人天然具有的属性，人必须基于这种自然性而生存、繁衍，从而确立起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有生命个体的存在。然而，仅仅从这一方面来理解人的自然性，是片面的。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人能够超越自我的生物属性，具备作为人所独有的主观能动性，并基于此对自然界进行有意识的改造，“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也就构成了人的自然性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所塑造的人呈现出人的生物属性受制于资本、物以及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等外在非自然因素，而使得人的自然性沦为物的、异化的自然性；同时，在资本无限积累剩余价值并向全世界扩张的冲动下，对自然的改造实践呈现出异常粗暴、滥取和短视的特征。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人所具有的自然性，是低级的、粗暴的、“自戕式”的自然性。对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以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追求目标，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科学地保护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中国式现代化坚定推进绿色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从而以更加科学、生态的方式进行着“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人的自然性有了更加诗意的体现，人不仅将自然界作为自己“无机的身体”，也开始自觉善待它，在彼此的良性互动中和谐共生。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逐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赋予人的自然性更加友好、可持续的特征。“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化、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人与自然，不仅能够和谐共生，也能够永续发展。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人所彰显出的自然性，是和谐的、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性。
（四）开放：对人的联动性的塑造
随着农业生产力向工业生产力的转变，历史也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资本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随着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开疆扩土”，形成了一整套剥削和寄生机制，将吸取剩余价值的触手和根须向全球延伸，人的联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在资本推动下生成的人的联动性，是建立在以商品、物的交换为核心，以剩余价值的获得为目的基础上的联动性，在这种“资本化”“物化”的联动生态中，世界历史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而不是全人类共享文明发展成果的世界历史。人在这种“主体异化状态”中所形成的联动性，既无法满足自身从社会交往、文明互鉴中实现身心愉悦的需求，也使得人、国家在联动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关系呈现出敌对、算计、“他人是狼”的状态。显然，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所塑造的联动性，无法满足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与他人彼此和谐联动的内在需求，也无法满足以国家为单位，在彼此的联动中，增强学习互鉴，促进国家发展、人类进步的现实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破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对人的联动性塑造的窠臼，实现了人的联动性向以人为主体和目的的回归，塑造出符合人自身全面发展需求、世界各国现实发展需要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联动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塑造的是以人为主体和目的，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动性。与以资本驱动、剩余价值获得为动力和目标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相比，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塑造的人的联动性，是以人为主体，借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实现全体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属人的联动性。人是交流、互动的主体，也是彼此联动的目的。在这种联动性发展中，人感受到的不再是“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而是在自由的交往互动中，彼此成就，身心得到宁静、愉悦与满足。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所塑造的是以良性竞争、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的联动性。“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联动性不仅是人所不可缺少的自然需求，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它带来的本应是在联动的发展中，合作共赢，共同进步，而不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零和游戏等，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正是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追求，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为世界各国人民谋福祉。
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中人的联动性“物化”“异化”“冲突化”的窠臼，实现了对敌对型和侵略性的国家联动关系的否定，在世界各国的交往、互动中积极构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人类根本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搞单边主义、赢者通吃等伎俩，而是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也从个体、国家和人类层面推动了以人为主体和目的的联动性的塑造。
（五）共享：对人的公平性的塑造
公平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不懈追求，是人所特有的彰显自身区别于动物的自觉与灵性，是在人将世界二重化，即分化为事实的世界和属人的世界后，创造的独属于人所特有的价值概念。同时，公平又是维系属人的世界稳定运转的古老密码。在事实的世界中，自然万物都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无所谓公平性，生存是第一需求，也是唯一需要。但在属人的世界中，人类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比较而产生了对公平的需求，只有在公平具有普遍性，至少让双方或者多方在感性价值判断上，感受到被公平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才不会发生，社会方能稳定运转。可见，人是公平的前提，公平又是人的现实需要和理想追求。正如恩格斯所言，公平是“各社会中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公平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公平是不存在的，他们只需要也只能够如机器一般每天重复地生产出剩余价值，苟且地活着，作为彰显人所特有的自觉与灵性的公平性，始终处于蒙昧而未觉醒的状态。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所有改革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人的公平性被压抑、蒙蔽的超越。
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共享理念促进发展的公平性，与人对公平性的天然追求内在契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共享发展理念是以“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为内涵的。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实现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其最终目标就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充分地彰显出对公平性的坚持与追求。同时，这不仅与人作为能够进行理性的价值思考、比较，并天然地对公平性具有内在追求冲动的心理融洽统一，也避免了人对自身进行价值的自我审视时步入极端利己主义的误区。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进一步推动人的公平意识的培养与塑造。人是实践的主体，同时实践也塑造着人本身。在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对公平性的推崇也进一步培育着人的公平意识，强化着对人的公平性塑造。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也更加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人们所自觉践行的价值理念。
三、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始终保持着对人的价值的考量，始终坚持着人在现代化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基于“真正的人”的生成与中国式“现代人”的塑造，中国式现代化以积极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追求，并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彰显出其价值追求的人本关怀与人类关照。
第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导向。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剖析，在继承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世界中心的人，必然要打破抽象化的、原子化的个人形式，以一种完全的、自觉的和在继承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形式，实现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可以看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个性与社会性、个体化与社会化高度统一的人的生成与塑造，是马克思应答“我到哪里去”这一哲学经典之问的答案所在。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价值选择，践行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构想。
具体而言，一方面，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作为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见标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对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追求做出了新的完善和概述，“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可以说，这一目标的制定，是基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尤其是“真正的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生成、发展的客观情况，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而做出的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的战略安排。这也就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和领域的，人民性充分彰显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理念遵循。新发展理念是对人的主体性、统一性、自然性、联动性和公平性塑造的科学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将其作为发展的重要价值遵循，最终目的就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从而使得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在推动社会发展、确证自身存在的过程中，促进自身丰富性的塑造，在人的价值的觉醒中，在与世界的联动中，发现并确证世界与自身的丰富性。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本逻辑世界性构建。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具体表现为资本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在这种共同体中，人必然呈现出异化、物化的特征，本应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也必然被“单向度的人”所替代。因此，实现人的价值超越物、资本等外在因素制约的第二次飞跃，使得人的价值向自身回归，最终实现人以“真正的共同体”的状态而存在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以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本逻辑世界性构建的目标追求，超越了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的老路。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内驱力，以剩余价值的全球攫取为目标追求的资本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超越，而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人本逻辑的共同体建构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意蕴赋予了人类关怀和世界意义，也从人的价值回归与破解现实问题的角度，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归根结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逻辑宰制的破解，进而逐渐促成“真正的人”的生成，到对人的异化的否定而对人的全面塑造，再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并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无不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根本追寻与叩问，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意蕴和人学向度。
（王虎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凌伟强，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1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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