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基本背景下，分析和研究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的战略意义、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强大市场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比较优势，也是我们在新时代可以充分有效利用的重大战略资源，既可以用来服务于经济全球化战略的转换，也可以用于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还可以作为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利用和培育好我国国内市场，前提条件是推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需要撬动存量利益，如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改革资本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平等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条件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新时代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发展的巨大比较优势，也是我们可以充分有效利用的重大战略资源，可以用来作为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过去，在围绕发展问题的经济分析中，形成国内强大市场或者形成超级国内市场规模，是经常被人忽视的问题、现象和概念。这导致我们在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中，难以从战略上看清未来国家能力的作用、作为以及经济演化趋势。本文基于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基本背景，研究在我国发展战略转换中国内强大市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种超级市场规模因素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能不能把国内强大市场概念充分理论化变成分析我国国家能力、国家竞争优势或促进经济演化的框架和基本工具，以及如何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和政策取向问题。
一、形成国内强大市场：新时代中国的战略资源和比较优势
形成国内强大市场或超级国内市场规模，指的是在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升级市场结构、完善市场秩序、改革市场机制等优化市场环境的办法，来推进国内市场容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疆域广阔和人口众多是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的两个必要条件，另外还需要加上不断提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或消费能力这个充分条件。因为前者只是超大规模国家的特征，并不一定具有超级国内市场规模，而后者是一个与支付能力有关的经济概念，必须具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这个充分条件才能成立。
与超大规模国家及其负荷往往会给国家治理带来复杂严峻的挑战不同，超级国内市场规模虽然对国家的基础设施、流通组织、市场秩序等条件提出许多挑战，但是它却可以实现许多小国经济体系无法达到的巨大、正向的经济功能。
一是使支撑现代经济成长的动力更强。经济成长的直接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扩张。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的过程就是现代经济不断成长的过程。没有需求的不断成长，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基本的支撑，这时供给增长得越快，产能过剩问题就会越发严重。这种因市场无法同步扩张而形成的产能过剩问题的长期累积，就可能导致周期性的、破坏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是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高。亚当·斯密在关于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的定律中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对某一产业的需求规模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工序或生产环节才能从原来的混合经营中独立出来。分工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低成本又进一步刺激了需求的不断扩大和生产的不断扩张，刺激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三是虹吸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技术等先进要素。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构建高水平的需求平台，在国际要素和资源流动的竞争中，就如万有引力定律中揭示的那样，引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需求平台高、规模大的一方由于可以为先进要素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可以获取更多的高级要素和资源，从而有利于在开放经济氛围中为我国创新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供给，有效地驱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在当前纠正重大经济结构失衡、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国内强大市场的建设具有的特殊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可以给实体经济以强大的需求信号和盈利激励，从而吸引各种资源和要素积聚于实体经济，增加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抑制虚拟经济过火过旺的不良局面，平衡虚实经济关系，纠正重大经济结构失衡，防止其可能带来的重大经济风险发生。
第二，可以从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抑制当前和未来经济的下行趋势，实现更充分的就业，从而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供动力，适应居民消费提档升级趋势，满足居民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可以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大市场创造更多的机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强大市场的建设将有利于保持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为稳定世界经济做出新的贡献。
尽管当前逆全球化盛行，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背靠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那么对于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稳操胜券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国内强大市场对于发展战略的实施来说，具有三项特性。
第一，它是战略行动中的最可靠的战略资源。真正的战略资源不是物质等有形状态的资源，而是能产生战略性影响、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形资源，如制度、声誉、意识形态、文化、国内强大市场容量等。有效实施发展战略，除了要有战略行动，最基本的是要有足够的有形和无形的战略资源。行动与资源匹配、基于资源而行动，才是最可靠的战略实施。
第二，它是新型的可以绝对依靠的比较优势。我国在发展中的比较优势，过去是低成本生产要素，现在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我国的低要素成本的优势不再明显和显著。除了继续拥有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优势外，随着发展程度的提升，在超大规模国家基础上，我们逐步形成了国内强大市场的比较优势。这种超级市场规模将进一步衍生出规模化低成本、精细化专业分工、自主创新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第三，它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超级国内市场规模的存在，将助力突破发展的制约条件和上限阈值，我们基于此优势，可以实现几乎所有可行的发展战略目标。巨大的需求不仅能成为具体经济目标实现的工具和手段，如区域经济一体化、规模经济等，更重要的是可以与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经济结合，成为拉动或推动重大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社会演化的主要力量，助力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基本现代化。
二、依托国内强大市场升级我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1992年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全球化所依托的战略资源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亟需把依靠世界市场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转换为以基于国内强大市场吸纳全球创新要素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首先，目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结构调整和“逆全球化”浪潮的迅速兴起，封杀了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导向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由此从外部压力方面迫使中国迅速启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
第二，经过长期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与世界市场的新进入者相比，过去的低价竞争不复存在，中国已经在很多行业丧失了国际代工的比较优势。建立新的动态比较优势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需要来自国内市场壮大的支持，否则中国将无法维持更无法壮大制造大国的地位。这是中国必须尽快扬弃出口导向战略的内在动力。
第三，中国从高速度经济转向高质量经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求我们把重视投资推动的传统经济转向注重消费拉动的现代经济，培育和利用国内市场问题被放到了经济工作的主要位置上。
第四，当今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具备了利用国内市场支撑新时代增长的一切条件。目前在我国近100万亿元的GDP中，仅消费这一项的内需就达到了50—60万亿元，与美国等国家消费占GDP70%以上的情况相比较，增长的潜力巨大。
总之，随着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中国过去以依托廉价生产要素进行加工制造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趋于尾声，而以依托国内市场战略资源吸纳全球创新要素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到来。
以内需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新现象和新模式。对于超级规模国家来说，由于其内需规模大，因此即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必然会演化为主要依靠内需发展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对那些小的经济体来说，如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和地区，因其内部市场容量小，无法支撑企业达到规模经济的产量，因此自然会培育和发展出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众所周知，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以内需为主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民众收入高、购买力强，3亿多人口就使其内需规模处于全球第一的地位。第二个特点是美国强大的内需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如强大的军事、科技能力等，塑造了全球强势美元的地位。这又诱使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美国可通过世界货币地位长期获得低成本的生产要素、产品和资源。第三个特点是美国国内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带来了众多成功机会，也使美国成为全球吸收FDI和顶尖人才最多的国家。
以内需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除了实施的前提条件不同、市场需求方向不同、机遇创造的主动性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还有两点是根本性不同的。
第一，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是国内收入水平低、市场狭小，无法形成工业化起飞所必需的基础而不得不采取的被动战略措施。这个时候本国内部的比较优势在于要素价格低廉，因此发展战略的最优特征，应该是既可以充分发挥本国低端要素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有效地利用别国的市场。显然，这时在本国加工制造再出口导向，无疑是最好的战略抉择。以内需为基础的全球化战略，是经济成长后的必然逻辑：随着人均收入迈上10000美元的新台阶，国内市场不断强大，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别国的市场，但是我们可以利用高水平开放经济体系来更新自己的经济结构，获取高级生产要素。因此此时我们自己主动的战略选择和作为，就是利用本国的市场虹吸国外的高级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
第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其主要手段是利用优惠政策创造局部优化的环境，以各种开放区来招商引资、加工生产、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时，FDI企业会成为本国出口、进口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以内需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中，政策优化的重点为创造吸引技术和人才的环境，目的是鼓励其创新创业，具体的方式主要是：（1）去海外设厂，或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以资本控制力争夺人才、技术、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2）运用逆向外包手段，吸收国外高级要素为我所用。运用这一手段的基础在于国内市场具有巨大吸引力；（3）搭建各种内需平台，以全球宜居城市为基础广泛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
借鉴发达国家过往的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转变要在下列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扬弃出口导向战略，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总部经济平台，以此吸引全球高级要素尤其是各类高级人才。过去，全球市场都是我们企业驰骋的战场；现在，中国的内需是我们吸收全球创新要素的磁场。开放性内需平台建设的具体方向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把过去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的发展方式，转型为沿“一带一路”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方式。中国企业沿“一带一路”走哪儿去？国内丰富的有竞争力的产能怎么才能转移出去？投资和贸易活动与谁联系？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要沿着“一带一路”的大城市建设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建设价值链总部（平台）与转移出去的工厂之间的治理机制。二是相类似的，要沿着长江经济带构造国内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带动国内市场的开放和产业转移，缩小东中西发展差距。这同样要求主要在长三角地区建设总部经济平台。
第二，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努力使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消费现代化的新台阶。基于内需拉动经济成长，难点在于结构性改革和存量的利益结构调整。如果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垄断利益团体的既有格局不打破，社会公共福利无法均等化，中等收入阶层没有被培育和厚植，那么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点就被虚置。结构性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基本前提，它决定了中国现实市场的规模和潜力，从而决定了中国吸收全球高级生产要素战略的具体实现。结构性改革也是进一步开放的前提，深度的对内改革或对内开放是深度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力量。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向，是要培育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因此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重大改革。
第三，要鼓励民营企业在新一轮全球化舞台上做主角。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组织形式和主要运作载体。上一轮全球化的主角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新的经济全球化战略，需要有中国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企业来承担，要让其在全球创新链上占据一席地位。为此，关键是要在微观基础上放手让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兼并重组，使其成为具有一定控制力的产业组织，以便为充分放开国内市场做好准备；还要鼓励民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联合起来走出去，把中国在过去发展中的经验运用起来，如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设立各种经济技术开放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实现以产权融合和资产重组为基础的实质性的一体化、集团化、跨国化的发展。
第四，聚集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可以利用各方面优势的高端人力资本，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重点。引进和培养人才我国过去做的较多，而“利用”这篇文章可做的空间很大。其一是指可以利用西方各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机遇，收购它们有技术、品牌或人才的上市公司。可以依靠我们国内的市场来盘活其资产、用活其高级人才资源，如利用它们的高级技能员工培训中国的工人，让它们的高级科技人员为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进行研发和设计。其二是指可以依托中国市场对外国先进企业进行“逆向”的高级生产性服务外包，让其竞争来自中国的订单，让外国的人才为中国创新服务，使中国企业在“干中学”，在学习中模仿、创新和提高。其三是指可以以建设“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为契机，以中国市场发展提供的众多机会为基础，吸收全球一流人才到中国生活、工作、创业和创新。
三、基于国内强大市场建设创新驱动新国家
利用好我国国内市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问题是如何依托于这一重要的比较优势发展创新经济，尽快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型国家。
为什么自主创新难以依靠外需而必须基于内需？回答这一问题并不难。因为，在依靠别国市场出口导向支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本国企业做的都是跨国公司事先研发和设计好的订单，这种国际代工虽然可以让本国企业避开风险很大的前期研发投入阶段，但是从长期看却抑制了本国企业独立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当企业主动去竞争国内市场的时候，自有品牌和自主技术就成为抢占市场份额、取得高额附加价值的决定性因素。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强国，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品牌和先进科技是在出口导向中培育出来的，而常见的现象是：它们首先在国内市场中被培育和成长起来，发展出本地著名品牌后，再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市场开拓，从而逐步成为世界品牌。
强调利用国内强大市场来发展创新经济，并不是说市场向内化了，创新也要向内化。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企业关起门来搞自力更生，反对搞过去那种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进口替代。要提倡以中国超级规模的内需为磁场，把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引进来，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他们在我国进行创新和创业；同时，要鼓励基于超级规模的内需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找和利用所在国家的先进生产要素，服务于我国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需要。
技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既有可能是发明者或生产者的兴趣驱使，更有可能是市场需求信息和盈利信号的激励。市场需求拉动技术创新，需要是发明之母，就是指需方对产品和技术提出明确或潜在的要求, 通过发明和创新活动，创造出适合这一需求倾向的适销产品。统计研究发现，有22%的创新是由为技术推动引起的，而由需求因素引起的创新占78%。因此可以推论，把这种新型的高水平的开放经济的发展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在这一环境下必将会培育出我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动态优势。基于内需的全球化与自主创新战略之间的机制性联系，总结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大的内需将创造无数的商业成功的机会，高强度地吸引全球知识、技术和人才向本国流动。我国不断释放和起飞的内需，不仅对于一般的传统企业，而且对于科技创新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全球人才来说即意味着高水平的就业岗位和巨大的创业机会。在这个比较优势的激励下，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地推进世界宜居城市建设战略，以优化制度环境为根本，以全球化企业为主体，大力虹吸全球先进的科技、智慧、知识和人才，中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一定可以迅速取得成就。为此我们要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创业创新环境，让全球具有新理念、新思考、新思想、新知识的人才到中国发展，与中国本土知识、人才和企业交流，与国内创业创新的热情、政策和平台等因素充分地对接，这必将激发国内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激发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的空间和动力。
二是强大的内需将支持中国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一是可以吸收本地的人才和技术；二是可以避开贸易壁垒进行全球竞争。这至少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第一，推动我国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企业转移产能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在这方面，我国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已经完全具备走向世界、向新兴市场延伸的能力。第二，依托强大国内市场的“母市场效应”，除了提升产业国际分工和出口结构的水平外，还可以据此向发达国家企业外包知识性服务业，借助全球化网络利用国外各类人才的脑力，服务于国内企业竞争国际市场的需要，或为国内企业提升研发设计能力服务。第三，可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扩大和增强在国外的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发利用稀缺资源，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控制力。第四，我国企业可以有效利用资本纽带，全面嵌入全球创新链，成为这个链条中知识创新的一员，在相互学习中提升国内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
三是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将倒逼全方位对外对内开放，由此促进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第一，形成强大的内需倒逼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对外贸、外资、外经、外智、外包等都形成了超大规模的需求，这些方面的开放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内需市场作用的发挥，而且也制约着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提升。第二，形成强大的内需将倒逼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促进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内需不足是国内开放和改革不够导致的。扩大内需的各种举措倒逼政府改革，使其加快简政放权、负面清单改革，同时给民营企业松绑，给予其平等的发展机会。第三，如果强大国内市场可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就会起到更大的促进国内开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例如，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形成国内统一的区域市场格局，打通上海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载体之间的联系，形成浦东面向世界与浦西面向国内的联动格局。为此要在长三角交汇处尽快启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并把其定位于为上海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从而在对外开放中成为上海对内开放的新高地。
总之，我国新一轮全球化战略，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施创新驱动。这就要把过去在出口导向中的“模仿学习”方式转变为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的创业创新。创新驱动中的第一资源是人力资源，实质上是受制于人才驱动。全球智慧和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在国内强大市场的背景下，提升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就是要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努力促进创新创业型人才、技术、知识向我国集聚、集中、集结，增强他们在中国扎根的意愿，让他们的创新创业活力在国内形成社会氛围，激发国内全民创新创业热潮，这是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首要政策目标。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力资源虽然是生产力中最积极主动的要素，但是其有一种特殊性就是可移动性差。由于受国境线、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等限制，国际人力资源跨国移动性相对不足。国际经济学认为，这种较差的可移动性是国家之间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如果人力资本可以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快速、低成本地移动，那么国家之间就不会存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生产率鸿沟和收入差距也很快就会填平。由此可知，中美贸易战的核心不在于贸易，也不在于金融，而在于全球科技和人才的争夺。阻止技术、人才进入中国市场并为中国创新经济服务，才是美国压制中国崛起的直接手段和目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内需优势千方百计推进全球优秀人才向中国市场移动，就能够快速提升我国生产率，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收入和福利水平上的差距。这一点应该成为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中发育和壮大国内强大市场、支撑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主要政策目标。
四、以制度创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主要建议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此方案从促进汽车消费、补足城镇消费供给短板、促进农村消费、带动新品消费、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优化消费市场环境等六个方面全面细化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措施。我们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具体政策实施方案已经十分细致。本文则侧重于从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一些更为本质性的政策取向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关键问题在于供给端，在于提高要素生产率。因为只有生产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收入扩大了，市场规模才能扩大，需求结构才能升级。但壮大国内市场除了要考察促进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因素外，我们还需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制度创新问题。
第一，以强化竞争和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来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引入竞争制度和强化市场导向的改革，消除区域市场的行政壁垒，放大被市场非一体化压抑的潜在市场能量，形成超级市场规模效应。
潜在市场规模不等于现实市场规模。对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说，中国的超级市场规模对它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或环境，它要获取的是自己所在产业中能利用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市场是分割的，那么即使产业加总的需求规模很大，但是支持企业达到最小最佳规模的市场需求条件也不一定会被满足。中外企业普遍认为，中国的市场性状是理论上计算的市场规模大，但现实市场规模小。除了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限制外，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市场并不是统一市场，不是充分一体化的市场，而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区域分割的市场，局部的区域市场经常不足以体现超级市场规模的优越性。这一状况与我国地方政府的长期深入地干预市场活动、不惜代价地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企业的本位行为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经济实践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持续坚定地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以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思路建设全国统一协调市场、放大超级市场规模效应。经济理论分析证明，在大国经济中，只有坚决地拆除地方政府出于本位利益动机而建构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行政壁垒，逐步减少其经济职能，防止其过度干预市场交易活动，鼓励企业充分竞争，才能在这种区域经济相互开放和一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强大国内市场是由超级大规模和结构上的复杂性两大因素构成的。其中，结构上的复杂性，就是指市场要素之间不是呈现为各自的独立性（如在行政分割的市场中，市场要素之间就是没有多少联系的），而是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有机联系，即市场秩序。因此，只有大规模的市场还不是国内强大市场，形成国内强大市场还必须加上有效率的市场秩序这个不可忽略的硬条件。
有效率的市场秩序往往通过三个途径来创造。一是明确地界定市场竞争领域与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职能，以及各自发挥作用的区间，最理想的条件是形成政府在公共领域强势，以及企业在市场竞争领域强势的“双强”体制机制；二是在市场竞争领域强调相互开放和竞争，以竞争政策作为基本准则或根本大法，作为协调和统领其他经济政策的基础，防止其他的经济政策有损市场的公平竞争；三是在公共领域强调政府有所作为，强调地区间制度建设上的协调、协商和协同，强调政府要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坚决贯彻“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一体化机制和原则。
第二，以收入分配制度创新和改革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改善我国不断恶化的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比率，承认人力资本的剩余索取权，让民众分享国家发展成果，提高民众的支付能力。
目前我国消费类市场规模的扩张能力主要受制于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等格局。收入高的阶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收入低的阶层虽然消费的欲望高，却无支付能力，因此扩大消费性的内需，关键在于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改善低收入者需求扩张的基本条件。中国在从温饱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就超过警戒线0.4。2003年至今，该系数从未低于0.46，2015—2017年由0.462升至0.467。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与市场秩序不够完善，城乡差距一直没有缩小、分配政策不力等都有直接的关系，但缺乏对财产收入与工资收入不对称的纠偏机制是其中基础的制度性原因。
其实，世界各国发达程度差别很大，但是往往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会相差很悬殊。如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1/6，但是这个工资占比却都在50%上下。不过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其相对收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如中国现在仅占3%，而美国达到25%。这个比率的低下，必然导致中国居民总收入占GDP比重要比美国低很多。由此决定了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要大大低于美国。
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不仅居民消费占GDP比例较低，而且从中长期看还一直处于下降通道。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这一比例2000年时为46.9%，到了2017年只有38.4%。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普遍在60%上下，如美国为68.8%，日本为55.7%，法国为54.1%，德国为53.1%。过去在高速度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的内需增长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的高积累率，即主要来自每年新增加的投资量。当前和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因地产泡沫、金融系统债务、产能严重过剩等因素制约，政府的投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继续依靠政府投资扩张内需的边际能力已非常有限。
因此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应该由投资转化为消费，让消费壮大和消费结构升级作为驱动内需增长的主导力量。把中国经济从出口大国、投资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必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的空间。为此，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升居民消费在整个GDP中的比重。其中最根本的在于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
一是在理论上承认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根据马克思主义价值创造理论，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物质资本只转移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因此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参与所创造的价值的分配，就不能从理论上实现逻辑自洽。
二是在实践中必须打破只有物质资本才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现状，让人力资本也适当地参与利润的分配。这不仅可以缩小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可以实现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缓解劳资对立的尖锐矛盾。
三是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体系要进行重大调整。过去强调生产要讲效率，分配要讲公平；现阶段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以公平促效率。这就要求不仅再分配要作为公平调节的手段，在初次分配阶段也要讲究公平，尤其是要形成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基础。当前，初次分配阶段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环境的不公平，是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要大力完善居民增加财产收入的主要机制。现在居民理财的主要渠道是房地产。居民主要收入都集中到这一渠道，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居民财富和国民经济将受到重大损失。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建设资本市场强国将有助于完成居民财富积累的任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四十年，已经到了让人们分享发展的巨大成果的时候了。为此要尽快扭转资本市场单一的融资功能，以增加居民财产收入为中心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其内在功能和外在运行形式。
第三，以平等各类所有制企业竞争条件为重点，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这是扩大内需、壮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措施。目前在投资需求方面，下降最快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问题的根源是各类所有制企业竞争条件不均等的情况日益严重，民营企业发展遇到了空前的困难。破除各种针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是扩大投资性内需的正确选择。
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产业间的收益率严重失衡。2009—2018年，我国工业的平均毛利率一直维持在12%—15%左右，房地产业在30%—40%之间，金融业2009—2014年在18%—25%左右。2014年之后，其毛利率从22%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60%左右，目前在50%左右。中国从事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普遍在3—6%，这种资本收益率甚至连银行贷款利率也难以弥补。因此，实体经济投资不足、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产业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部门长期存在着超额的资本收益率，那么这个部门一定存在着严重垄断因素阻碍要素流入，如牌照管制会成为金融进入的高障碍因素，使其获取高利润。或者，产业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本退出壁垒，如国有企业云集的煤炭、钢铁、水泥、电力等部门，因企业无法在供给过度的市场中正常退出，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严重亏损的问题。因此，平等企业进入和退出条件，就是缓解产业非均衡状态、提高企业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需要考虑的政策重点。
一是要树立按中国法律注册、在中国境内经营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的现代观念，取消按所有制分类管理企业的落后做法，平等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竞争条件，打破某些主体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促进利润率趋向平均化的市场信号出现。
二是要加大对内开放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开放的力度。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针对民营企业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都是对内开放不足的主要表现。长期对内开放不足，已经影响了对外开放的深入进行，如对外资与本土企业之间开放的严重不均等将抑制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力。民营企业长期长不大，不仅在打开国门后无法形成与外资企业的竞争态势，而且也难以有能力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不仅限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也抑制了利用这种内需虹吸外国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科技人才、技术的可能性。打破这些限制，让民营企业能按照盈利信号主动进入需求有前景的产业，实现进入退出市场的自由，将极大地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
三是宏观上不仅要加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管理，更要加强资产需求和资产供给之间的均衡管理。当代的中国经济宏观上的特点表现为：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将长期呈现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的态势；宏观管理的重点已经从对商品和服务供求关系的调节转向了对资产供求的调节。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将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并危害实体经济的生存。例如，居民理财上的“资产荒”，导致居民集中投资于房地产。这一行为偏向，一方面广泛地虹吸和压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导致对其他部门的需求一蹶不振；另一方面引发以房价持续过高为特点的房地产泡沫，并引诱实体经济企业纷纷放弃实业投资于房地产。为此需要注重资产供应的管理，加大对居民理财行为的引导，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为社会提供足够的优质资产供应，以此来平抑社会对资产的旺盛需求。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要高度重视对以房地产炒作、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活动的调节，防止其在资产短缺时代出现价格过高的泡沫经济状态。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10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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