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长期以来被淹没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之中而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一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涉及或论及这个问题，我国学者或理论家直接阐释过这个问题，这些给予了学界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的思想依据。习近平的《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判断”，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首次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断定，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所沉淀的本质内含。今天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的思想依据

　　人们通常意义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实际上隐含了“马克思主义本质”，只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质”概念的认识一直不那么自觉，或者说，没有系统地由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或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而“不是什么”的追问发展为一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

　　其实，恩格斯晚年多次在致别人的信中提到他和马克思对欧洲那些市面上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屑一顾或公开予以“责备”。马克思本人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 年初）中关于该书的一段摘录涉及“马克思主义者”一语。马克思在《给维 · 伊 · 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二稿》中提出，“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便发生了。美国学者胡克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一词，并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的理论的真理性以阶级斗争的存在为条件，假如能够卓有成效地非难阶级斗争的事实，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结构就会彻底崩溃。”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在深层次的意义上也指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形态在既有的人类精神文化库中众多思想形态之间所拥有的“竞争性”或“优胜性”。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在话语形式上直接言说或提及“马克思主义本质”命题，但他们在分析、论述各种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论及了“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列宁曾强调马克思理论的“全部价值”是它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性质，其中的“革命性”是指其“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并且“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上不仅优先突出其“革命性”，而且断定“科学性”同“革命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即马克思主义拥有“竞争性”或“优胜性”之所在。可以说，他在思维方式方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包含“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之实践功能。斯大林以下“定义”形式直接论述过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这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他还从思维方式侧面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质在于“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比喻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并着重从思维方式重申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或“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论断，突出“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战斗力问题。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的一场深刻的自觉认识过程。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既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本身肯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很朴实的东西”“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又从思维方式侧面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管用”性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突出党的思想路线建设“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竞争性”或“优胜性”特质。江泽民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命题，并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胡锦涛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若干本质属性，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我国学者即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做出了直接的阐释，甚至明确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命题对这个问题做过系统分析。张宇便追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试金石。张新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概念与“基本特征”概念加以区分，提出“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对于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认为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一文“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四个方面的本质规定性”。 田心铭提出马克思主义属于“一个多样性统一的丰富的整体”“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 张雷声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作家以及一些学者或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些相关论述或观点阐释是十分可贵的，无疑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铺下了“路基”或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质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的论述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的阐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这一论域可谓写下了精彩一笔。尽管“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四个“判断”在话语形式上没有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本质”一词，但已不驻足于以往习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特征”范畴，实际上是首次在中共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即马克思主义本质做出了一个科学的全面阐明。

　　其一，“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判断，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科学一样同属于“科学”范畴。从内容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制定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范畴或理论硬核，客观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与历史规律，预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趋向，这个学说与历史上出现过的“道德”式共产主义学说有本质区别。这一“科学的理论”突出地体现为马克思为世人留下的“资本批判”（译成中文达 7600 多页的《资本论》及其手稿），远远超过康 德的三大“批判”。这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所构建的一个系统而巨型的资本理论体系，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载体的精神体系，不是依托什么抽象思辨或逻辑演绎，也不是依托什么文化史或思想史，更不是什么零敲碎打或小打小闹，这个“载体”在整个思想史上都是罕见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 2版《跋》的话说，对于他的资本批判（理论），应该准确理解为他对资本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资本的“否定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特别是《资本论》大量手稿中对资本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充分的肯定性批判：资本把各种生产要素凝成一种社会劳动生产力——用《资本论》的话说即资本是“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胜于小生产或封建生产方式——用《资本论》的话说即资本使“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资本推动人类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用马克思的话说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本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用《资本论》手稿的话说即“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资本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创建提供物质基础与动力——用《资本论》手稿的话说即“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不是简单“抹黑”资本世界，而是客观、科学地分析资本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肯定它的革命作用，又无情地揭示其历史的边界性、局限性，认为“资本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而“把资本推向解体”。

　　其二，“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判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现代劳动者谋求自由与幸福的圣经。一部《资本论》为全世界作为掌握了现代生产技能的“生产者”，即为资本的主人提供剩余劳动或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道明了其社会价值。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群众超出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劳动而劳动的时间，这一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同时物化为剩余产品，并且这种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经挑明大不列颠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他们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带来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 尽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许多西方学说依托着现代文明成果而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进步性，但毕竟价值观上以优胜劣汰、赢者通吃为核心理念——代表资本的成功者说话、代表少数富贵说话。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及其酿出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全球性生态危机就是其直接表露。由此不难理解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论断之深远蕴含。

　　其三，“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判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当代价值功能，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库众多思想形态之间所呈现的“战斗力”或“优胜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所反作用的社会存在间的关系而言，它是反思近现代社会历史事实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结晶，属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批判，是对现代商品、现代资本以及现代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性现象的科学批判。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源自中国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经验，以农耕文明为质料，其意境限于个人的道德范畴或对社会上层统治者劝勉的政治伦理范畴，涉及的社会实践空间或社会交往层次非常有限，带来的社会进步效果总体上“软”而“弱”，而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特定时空的中国人民实践的影响或贡献，至少给人们这么两个直接的“感触”。一是启发了中国仁人志士认清近代中国命运的现实出路，即只有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才能建立拥有国家和人民主权的民族国家，否则现代中国人民就只能在少数资本主义列强的控制下延续鸦片战争以来“被资本主义”的苦难史。从陈独秀当年以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即物质生产方式理论阐明中国“抗日战争”必要性的经济学根据中，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近代中国的“实践性”之一斑：“日本广田曾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他这几句话，正是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日本民族永远过工业的光荣生活，中国民族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大城市，炸毁我们的工厂，正是因为要消灭我们的城市工业；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与之抗战，也正是不甘心做他们的农奴，而力争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受她的束缚。”“此次战 [争] 本身的中心意义，即是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可以说，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理论这把“锁钥”而不是其他“学说”或“主义”才捅开了苦难的近代中国这把“锁”。二是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关于世界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商品、资本、劳动、科学、自由等现代性现象批判成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认清本国封建生产方式或小生产的历史局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性认识少数成功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美国家（包括日本）的合理性、进步性与边界性（有限性）、风险性或残酷性提供了理论向导或“批判的武器”，从而为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奠定了丰厚的精神依据或抗击各种干扰的“尚方宝剑”。用邓小平当年的话说即“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可以说，正是而且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不是任何别的“学说”或“主义”给中国人民现代革命斗争“送来”了理论根据，也正是而且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给当代中国人民“准备”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

　　其四，“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判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所处时代或其他思想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一个极为重大的品质，即它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而“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  或“追求体系的完满”。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成果不仅是书斋里“问学”的成果，即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批判、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法国社会主义批判，还是“马克思对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现实经济问题与理论的探讨”。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因其与时代或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而在不断进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化成果存在批判的扬弃关系，和古希腊以来西方古代文明之间存在肯定性的扬弃关系，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互鉴关系。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实际上是一部对人类文化知识成果的积累积淀史。马克思主义的始祖——马克思本人就对人类文化历史成果做了系统的学习与吸纳。正如一些学者所评价的，“马克思毕生致力的事业 , 不是要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经典，而是不断地把凡是有助于他去发现社会进程内在联系的新因素加以汲取、结合：既关心自然科学有关新学说的发展，如进化论，也关心新科学的发展。”

　　三、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非同小可

　　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拥有的这些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品质，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地位、坚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灌输）的基本依据，是已诞生 7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持续昌盛”的精神密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首要根据或内在根据。因而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问题非同小可。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这一重要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某个集团中某些“次品”现象而“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遮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或道义性，不要因为国际共产主义实践史中某个具体运行“模式”所出现的变故而对马克思主义灰心。因为“本质”概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一般指的是事物现象赖以呈现的内在根据，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性质、本质特性或带决定意义的属性而非事物的外在“特征”。判别某事物的“本质”是什么的关键在于抓住该事物相较于其他事物所拥有的竞争性或优胜性，即“强点”，而非拘泥其一个个“细节”甚至“弱点”。“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学者刘文英对待“中华民族精神”的态度在这方面“树”了一个好“例子”。他认为，“‘民族精神’概念结构中的‘精神’一词 , 同我们常说的‘时代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等概念中的‘精神’一词一样 , 都是指的一种肯定的精神内容和精神价值。一个时代无疑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现象，进步的与落后的 , 积极的与消极的。如果统统把它们都作为‘时代精神’的内涵，那‘时代精神’怎么还能表示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和作为推动一个时代的精神力量呢 ?‘白求恩精神’和‘张思德精神’也不是白求恩、张思德全部精神活动的总和，而主要是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布热津斯基曾说：“把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移民知识分子在大英博物馆公共阅览室苦思冥想出来的、一种基本属于西欧的思想，移植到一个相当遥远的欧亚帝国的准东方的专制传统之中，再由一个专会写小册子的俄国革命者来充当历史的外科手术师，其结果必然是荒唐不经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现象已经接近尾声”“它在全世界已成为一种声名狼藉的意识形态”。西方这些观点的出场，在思维方式上就是缘于其专攻马克思主义实践过程中某一“暂时”现象或个别现象而否定其“本质”；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视为包医百病的“药方”，因其在某个“病症”上“失灵”便全盘否定之，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当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不排除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本质”概念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层次，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范畴。学术界或舆论宣传界、思想教育界尤其是教科书以往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特征”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研究与阐释、传播工作，这是一道必要的“工序”。然而，面对像维托 · 坦茨曾明确提出“ 《资本论》奠定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或指令经济的基础”这类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责难，那种驻足于“马克思主义特征”层面的“研究”范式、“宣传”范式、“教育”范式难免无奈。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这个层次则不然，它既意指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各个原理、观点或思想赋含之间的联系性或整体性，又意指其过程性或发展性；它既摄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也摄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视角；它既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特色即“马克思主义精髓”层面，也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或价值功能，和盘托出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品质或内在价值，即“‘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学说的本质。”所以，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范畴就必定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社会或“现代世界”的“劳动者圣经”，应该崇敬这部新“圣经”，即在将这部“劳动者圣经”与实践（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为它“添砖加瓦”或“铺路搭桥”。否则，要么是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具体观点当作包医百病的“圣丹妙药”——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既有结论或定论上“坐享其成”，而在客观效果上遗失或阉割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开放性等本质规定性，要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具体结论的相对性或适用的条件性而囫囵蔑视或遮蔽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社会科学成果，结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或扮演“有眼不识泰山”的“侍仆”角色。由此不难看出，确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意识，对于广大人民尤其是本专业领域之外的普通民众理性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党魂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与中国化实践，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价值。

　　（张定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吴宝林，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