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与诗格、诗法等都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的重要文献。诗话之体，始创于北宋欧阳修《诗话》，自此以后，历代著述，汗牛充栋。古人早已注意到地域性诗话与诗学之关系。比如，早在明清时期郭子章《豫章诗话》、曹学佺《蜀中诗话》、郑方坤《全闽诗话》、陶文藻《全浙诗话》、杭世骏《榕城诗话》、梁章钜《长乐诗话》、民国屈向邦《粤东诗话》等，即以一地或一省为题介绍地方风雅，虽非一地一省的诗话专著汇编，但地域诗歌批评意识相当鲜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汇编地域（省）诗话文献的丛书及相关理论已做过一些工作。90年代初中山大学黄国声已倡议编纂《岭南诗话汇编》，拟出版三十种广东人所撰的诗话，并于1995、1996年先后出版岭南诗话两种，其后因经费问题，汇编工作戛然而止。1995年，黄山书社出版由贾文昭主编的《皖人诗话八种》。前人筚路蓝缕，虽未竟全功，然已揭示地域诗话整理对研究地方诗歌的重要意义。不过，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汇编地域（省）诗话文献丛书尚未有足够的重视。

　　广东，地处五岭之南，古称南越、粤、粤东、岭南。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岭南文化和诗歌诗学的发展，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阶段性。汉唐时期，民风纯朴，人文风气未盛，唐代除张九龄以诗闻名外，只有晚唐邵谒、陈陶一二人而已；宋代则余靖、崔与之、李昴英、赵必等人物外，杰出者寥寥可数。直至明代，广东经济腾飞，海上交流频繁，人文风气云兴霞蔚。明代孙蕡《广州歌》云：“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巍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经济富庶带动人文风气的发展，诗歌创作蔚然成风，大家名流辈出，指不胜屈。岭南的诗社与诗派勃然而兴，声名远播。其中南园诗社的影响最大，社友孙蕡、赵介、王佐、李德、黄哲五人号称“南园五先生”，其后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亦以诗名，时称“南园后五先生”，梁有誉更名列明“后七子”之一；再加黄佐、陈献章、邱濬、邝露、黎遂球、陈邦彦等名家辈出，遂形成有明一代的岭南诗派，颉颃中原，广受重视。明胡应麟《诗薮》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胡应麟标举岭南与吴、越、闽、江右为明初五大诗派，备受肯定。清初王士禛《渔洋诗话》也用“粤东诗派”称许广东诗歌。有清一代，广东诗坛大盛，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颉颃北方的江左三大家；自乾嘉以来，黎简、宋湘、冯敏昌、黄培芳、张维屏、谭康侯、黄钊、李黼平、陈澧、李长荣、黄遵宪、梁鼎芬、康有为、潘飞声、邱逢甲、黄节、陈融等，均是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广东诗歌的兴盛带动一部部的地域诗歌总集如黄登《岭南五朝诗选》、梁善长《广东诗粹》、温汝能《粤东诗海》、刘彬华《岭南群雅》、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张其淦《东莞诗录》等纷纷编成，影响深远。90年代末，中山大学陈永正主编《全粤诗》，整理历代广东诗歌，实乃此领域集大成的文献，大量成果已经陆续印行。除了《全台诗》外，《全粤诗》是目前国内唯一以省为主题的地区诗歌大型汇编计划，可谓开学术风气之先。与粤诗有密切关系的粤诗话文献，早年虽有黄国声主编《岭南诗话汇编》之计划，但未克实现，至为可惜。2014年我们发起编纂《全粤诗话》计划，收入现存1949年以前广东人所撰诗话，《全粤诗话》近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将为研究岭南诗学提供比较重要的文献资源。

　　实事求是地说，岭南诗话的遗存情况并不理想，其中可能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一般而言，地域诗话之编写或汇编，与地域诗歌之兴盛是相辅相成的。但岭南诗话的情况颇为特殊，就现存文献而言，和岭南诗歌相比，数量与规模都不相匹配。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广东诗话起步较晚，现存最早诗话为晚明东莞邓云霄《冷邸小言》，而邻近福建省早在宋代已有大量诗话，广东诗话相对要落后很多。如果不把广西蒋冕《琼台诗话》（此书乃记其师海南邱濬之诗事）计算在内的话，《冷邸小言》应是现存明代广东的惟一诗话，这对于明代诗家辈出的广东诗坛来说，简直不成比例。虽然据《广州府志·艺文略》所载，明代广东尚有新会黄淳《李杜或问》、南海卢龙云《谈诗类要》、南海熊一源《熊子濬诗话》三种，但以数量来说，仍然偏少。宋元广东没有诗话遗存，而明代诗话遗存也极少，这种情况与宋元明粤诗的发展颇不相符。推其原因，有诸种可能：第一，或有地域文化与气候之原因。岭南地域上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文化发展稍迟，且不甚受到重视。传统粤人注重实行，不尚议论，作多而论少，诗话撰作风气不盛，数量偏少。或粤人不重浮名，生平著述往往撰而不刊，自悦者多，流播者少。由于交通不便，与中原交流较少，文献外传不广。加之粤地气候潮湿闷热，书籍之发霉虫害，极为普遍，故纸质文献之流传与保存难度很大。凌扬藻《岭海诗钞·凡例》云：“岭海士习喜实行，耻浮名，故有著作等身、褎然成集者，亦取自怡悦，未尝辄付剞劂以问世，若篇什无几，积经岁月，必耗蠹而不可复留，居恒矻矻孳孳，而身后抱不言之痛者，比比矣。”确实如此，广东方志所著录不少诗话及今都散佚不传，现存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香石诗说》、李长荣《柳堂诗话》、胡曦《湛此心斋诗话》等亦均为作者生前未刊，或以稿钞本流传，或身故数十年后始印，俱可见一斑。第二，或有诗学传统原因。这可能与明代粤地宗唐诗家刻意刊落宋元之作有关。清人黄子高《粤诗蒐逸·自序》曾云：“有明诸君，口谈唐律，遇宋元人作，辄行刊落，以故两代篇什，流传日尠。”虽论明代粤地宋元诗流传情况，粤地宋元诗话之阙如，理应相似。第三，或因兵火之灾。如清兵入粤摧毁大量书籍文献也可能影响诗话的流传，陈恭尹《番禺黎氏存诗汇选序》云：“吾粤著作之家，有明一代为多，而皆萃于广州。家有赐书，世承明德文章之士，每以风节相高，虽或散处外乡，而藏书之所，必归省会。予犹及睹其盛。及庚寅一屠，而竹帛烟销，与百万生灵俱烬矣。”广东各地文献皆集中于省城广州，顺治七年（1650）清兵再次攻入广州屠城，生灵涂炭，大量文献散佚无存，焚毁书中很可能就有宋元明诗话。

　　二、岭南诗话发展概述

　　岭南诗学是中国诗学有独特价值的一部分。尽管现存岭南诗话尤其早期诗话只是遗存的部分文献，然吉光片羽，对于研究岭南诗学仍弥足珍贵。《全粤诗话》大致可以反映出明清以来岭南诗学的一些问题及发展线索。

　　邓云霄《冷邸小言》作为现存最早的广东诗话，明显受到明代复古诗风影响，其推崇汉魏盛唐风格，标举严羽禅悟诗论，宗唐抑宋，时代色彩相当分明。邓氏虽为粤人，但诗话不谈粤诗，没有地域色彩。清代以来，广东诗话有长足的发展，各于诗话文体、题材、广东诗歌、清代诗学、地域风俗等有深入的论述，影响渐大。

　　清初易代，岭南学术文化较为沉寂，但诗坛郁起，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鼎立天南，不务前明复古习尚，独抒性情，揭开广东雄直诗风之帷幕。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一名《舂山诗话》），凡十八则，刊于康熙十七年（1678），为现存清代广东最早的诗话。《广东新语·诗语》篇幅虽少，但专论粤诗，意义则大。康熙末北方惠栋南来督学，重振学术，成就很大，粤人奉祀配享韩庙，惠氏曾提拔不少人才，如罗天尺、何梦瑶、苏珥、陈世和、劳孝舆、陈海六、吴世忠、吴秋时称“惠门八子”，八子各擅诗文，其中劳孝舆更著有《春秋诗话》《读杜窃余》。其后，翁方纲、伊秉绶、姚文田、阮元等南来学者先后入粤，提倡学术，奖诱人才，贡献亦大，其中在清代诗坛主张肌理学派的翁方纲，甚为粤人敬佩，翁氏在粤论诗心得为粤人刊为《石洲诗话》，黄培芳、方恒泰等人诗话屡及翁氏的诗学教泽。在学术文化带动下，嘉道以来的广东诗坛日渐繁盛，诗家辈出，同治元年（1862）来粤的林昌彝在其《广州采风杂感八首》其七云：“欧桢柏黎瑶石、美周梁兰汀、药亭邝湛若皆诗伯，屈翁山陈元孝黎二樵倪秋槎尤巨擘。宋芷湾冯鱼山二张逃虚、南山亦称豪，亡友太真今正则温伊初。经台双塔鲁灵光，曾曾钊林林伯桐两两争馨香。二君皆有遗稿。”林氏指出明末清初粤诗大家辈出，近人黎简、宋湘、冯敏昌、张维屏、张锦芳等继往开来，乃至时人温伊初、曾钊、林伯桐诸家亦迥不犹人，反映粤诗盛况空前，其中冯敏昌、黎简、宋湘号称岭南后三大家，与屈、梁、陈前三家先后辉映。翁方纲更称张维屏、黄培芳、谭敬昭为“粤东三子”，盛大士推张维屏、黄培芳、谭敬昭、林联桂、吴梯、黄玉衡、黄钊为“粤东七子”。这七子各具诗名，时相唱和，并喜论诗，张维屏撰有《国朝诗人征略》《艺谈录》，黄培芳撰有《香石诗话》，林联桂撰有《见星庐馆阁诗话》，吴梯撰有《读杜姑妄》，黄钊撰有《诗纫》等，其中除了吴梯所著为杜诗注本外，其余均为传统诗话，可想而知嘉道以来兴盛的诗风也带动诗话发展，为广东诗话写作的丰收时期。

　　嘉道以来，广东书院教育日渐发达，诗教风气浓厚，这是广东诗话发展的重要契机，诗话也形成新的特色。比如不少诗话作者年纪很轻，如李长荣18岁撰《茅洲诗话》，黄培芳26岁撰《诗说》，赖学海29岁撰《雪庐诗话》，三十余岁撰诗话亦大有其人，这与传统一般诗话多成书于作者晚年的现象有明显的不同。作者诗学早熟，识见雅正，这与所受的书院教育有密切关系。这些作者多来自广州府及嘉应州，这两地人文学术风气较其他地区浓厚，尤其省会广州位处珠江三角洲，经济富庶，书院林立，为广东文化中心，诗话作者刘彬华、李黼平、黄培芳、张维屏、黄钊、黄绍昌、潘衍桐等都分别主讲各大书院，传经授徒，考据倡诗，颇有学者风范，也提升了诗话论诗的水平。而且师友讲习之间，诗学相传，青出于蓝，如刘彬华弟子黄培芳，张维屏弟子李长荣、陈澧等，黄培芳弟子刘广智、倪鸿，朱次琦弟子简朝亮，简朝亮弟子黄节，均有诗话之作，著作或存或佚，传承不绝，其中不少诗学观念有明显的师承轨迹，而黄培芳《香石诗话》、方恒泰《橡坪诗话》等或应门人而刊、或讲习成书，《朱九江先生谈诗》则为门人记录朱氏谈诗而成。值得一提的是，刘彬华、李黼平、林联桂、张维屏、潘衍桐、朱次琦、张其淦等都考中进士，科名很高，这对诗话流传帮助很大。当然，也有些仅得举人生员，科名不显，虽撰有诗话，但流传往往不广，甚至被书商挖版改名，如道光年间番禺方恒泰《橡坪诗话》被窜改为江苏元和陈钟麟《厚甫诗话》，盖陈氏曾为广州粤秀书院院长，书商藉其名以牟利，即可见一斑。

　　清代广东诗话作者群集中在嘉道咸同时期，其中以黄培芳、张维屏两家诗话成就最大。黄培芳，广东香山人，为明代粤大儒黄佐之后，黄氏著作五十多种，其中诗话有《诗说》《香石诗话》《粤岳草堂诗话》三种，其论诗崇唐抑宋，如云：“诗分唐宋，聚讼纷纷，虽不必过泥，要之诗极盛于唐，以其酝酿深醇，有风人遗意。宋诗未免说尽，率直少味。至于明诗，虽称复古，究于唐音有间。”黄氏标举盛唐，固与广东诗歌崇唐有关，与其推崇王士禛、沈德潜等人诗学亦不无关系，所以他更对当时诗坛有深刻的批评，《香石诗话》云：“子才论阮亭诗，谓一代正宗才力薄。因思子才之诗，所谓才力不薄，只是夸多斗巧，笔舌澜翻。按之不免轻剽脆滑，此真是薄也。阮亭正宗固不待论，其失往往在套而不在薄。耳食者不察，从而和之以为定论，何哉？”黄氏持论中肯，尤其贬抑袁枚，一矢中的。袁枚批评王士禛诗“薄”，当时以为定论，而黄氏则认为，袁枚本人的诗轻脆佻滑，其弊才是“薄”，王士禛诗弊其实在于“套”，即缺乏情性变化的雷同与格套。又云：“若制一诗，数十年以前与数十年以后皆用得着，便失之套。渔洋往往犯此病，惟子才知此意而有意求新，以致流于纤率，亦未为得也。”“一味以轻脆佻滑为新，子才倡之于前，雨村扬之于后，几何不率风气日流于卑薄。”黄氏评论锐利，以“薄”“套”评二大诗家，几成定论。黄氏诗话论诗有得，主张性情与风格并重，不能偏废：“诗言性情，所贵情余于语。”“性情本天分，风格由学力，既有性情，即不能无风格，性情风格合而并到，则诗工矣。”黄氏这种性情学力并重的诗学观，也是广东诗坛的普遍观点。黄氏更深于诗法，提出“作诗以真为主，而有六要：曰正、曰大、曰精、曰炼、曰熟、曰到”之精辟见解，又发明七古诗法，主张七古须宗法李、杜、韩、苏、黄五家，指出七古“总不出‘对、叠、衔、接’四字。尤要在对仗，间以对仗，方不散涣。句调虽不一，自当以三平为正调也”之秘诀，因此在他的三种诗话及其他评点著述中曾对七古有细大不捐的剖析，自成系统，有功后学。

　　与黄培芳齐名的番禺张维屏也是道咸广东诗坛领袖，张氏一生致力于编纂《国朝诗人征略》《国朝诗人征略二编》《艺谈录》三书。张氏三书收录清诗人一千三百多家，可视为清代诗人汇编，文献价值很大，龚自珍誉为“诗史”。三书亦附引作者个人著作多种，其中《松轩随笔》《松心日录》《老渔闲话》《听松庐诗话》四种均未见单行，仅见于此。三书中所附七百多则的《听松庐诗话》，足以反映张氏对清代诗学批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云：“宾翁诗不专一家，不名一格，其朴实遒健者既属称心而言，其镕铸精深者亦复超心炼冶。性灵佐以书卷，故非空疏之性灵，才气范以准绳，故非叫嚣之才气。”张氏反复强调性灵书卷并重的诗学主张，如云：“空灵必要有实学，实学又要能空灵。凡文章之道皆然，诗其一端也。”“若徒恃性灵而不讲学力，未必能深造也。”甚至其自序诗集亦强烈指出：“人有性情，诗于是作。志发为言，声通于乐。波澜须大，根柢在学。”因此张氏表明性灵情感、书卷学力二者不能偏废，反映其有意调和当时盛行的性灵派、肌理派诗说。

　　同光以来，广东诗话与时并进，李文泰、梁启超、潘飞声等目睹清室衰落，列强交侵，故诗话莫不纷纷关注家国，寓政以论诗，其中以连载在《新民丛报》的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最为突出。梁启超为晚清改良变革运动的提倡者，其欲借文学感染力及通俗特性，传播维新讯息，以达其政治维新的目的，因此诗话提出“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之主张，藉以改良传统诗歌。比梁启超稍早、成书在光绪初期的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虽没有革命思想，但仍关心晚清的洋务运动，时见爱国之心；而番禺潘飞声在香港《华字日报》所撰的《在山泉诗话》则呼应梁氏论调，并畅谈其旅德见闻及韩日之诗，为传统诗话带来不少新的题材。

　　清亡后，民国承继前朝学术文化，这时期广东诗话数量亦多，或为讲义形式，或为闲谈形式，并多连载报刊，广为流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诗话，当推黄节《诗学》。此书原为黄氏出于教学需要而撰于宣统年间的《诗学源流》，仅在广东学界流传，后来随作者任教北京大学后，易名为《诗学》，采为讲义，多次翻印，传播全国各地，产生广泛的影响。《诗学》全书二万多字，虽然只疏理清以前中国诗学，但作者眼光独到，要言不烦，勾勒了中国诗学发展史的基本框架，具有学术价值。其后马小进所撰《诗学源流》明显受到黄节的影响，而系统更为庞大。民初诗坛介乎传统与革新之间，不少诗话仍遵循传统教化，如简朝亮《读书草堂明诗》成书于民国十八年（1929），持论固守儒家诗学，认为“非宗经无以明诗”，连其书体例也是模仿《诗小序》的。民国以来，受西方文学影响，白话诗兴起，与传统诗学形成冲突，岭南诗话对此亦有所反映。惠来林廷玉《仙溪杂俎初集》在褒扬潮州历代先贤诗歌之余，更批评白话诗云：“近世青年入校，因科学太多，六经子史不能枕藉，以致腹少诗书，习气嚣张。胸襟又觉浮动，不禁因陋就简，自饰其名曰白话诗。”“诗写性情，不事过于雕饰，而一种酝藉风情，便令人爱赏不置，何必拘作白话，何尝不是白话？”林氏酷爱传统诗歌，自作自赏，故鄙视新兴的白话诗，思想保守亦可见一斑。但是，张白英《远山楼诗话》则认为“今人乃说今人之语言，若能发于真诚，则白话亦何尝不可，亦何必强今人而学古人之语言乃为佳耶”，持论中肯。抗战前夕，供职汪系报纸《中华日报》的古泳今（漾琴）在该报连载《丹荔书舍诗话》，虽闲谈生平所至南洋、广西、广东等地之友人诗歌，甚至指点清代诗学，但全书屡屡赞许汪兆铭其人其诗，阿其所好，私心昭著。抗战爆发初期，古氏所撰《抗战诗话》介绍抗战诗歌，于激励军民士气不无贡献，爱国之心亦溢满纸上，与其后来参与伪国民政府形成很大的反差。此外，民国不少文人鉴于前清新亡，亟欲整理全清诗歌，番禺陈融曾积极编撰《清诗纪事》，后因大总统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而作罢，乃将其著作中的自撰诗话及选诗诗题别录为《颙园诗话》，并连载上海《青鹤》杂志，凡评论近三百位清代诗人，略具规模。陈融别有《黄梅花屋诗话》，连载于40年代末的《广东日报》及《中央日报》之“岭雅”专页，凡71期，主要选评晚清民国时期广东诗人，介绍随山诗派，称许时贤、门生故旧等数十人诗歌成就，可谓明清以来广东诗话之终篇。

　　三、岭南诗学的自我认同与阐释

　　现存岭南诗话的成书年代由明代至民国，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介绍古今风雅，品第高低得失，以诗传人，以人传诗，发潜德之幽光，述风雅之流变。由于作者俱为广东籍，所以整体还是侧重以谈论广东诗人诗事为主，地域色彩最为鲜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岭南诗史的建构和岭南诗学传统的自我认同及其阐释。这些内容差不多贯穿整部岭南诗话史。

　　自明代以来，岭南诗派的成就已为诗坛所重视。如前引胡应麟《诗薮》就提出明初诗坛有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与江右诗派，认为“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现存清代最早的岭南诗话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就有明确构建粤诗流变史的意识。此书追源溯流，勾勒粤诗的祖述谱系和发展线索，指出粤诗始自杨孚，唐代张九龄、明代区大相为岭南诗歌的代表：“岭南诗自张曲江倡正始之音，而区海目继之。明三百年，岭南诗之美者，海目为最，在泰泉、兰汀、仑山之上。”又以张九龄和陈献章分别为岭南比兴寄托抒情传统和理学化风气的开创者：“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后更褒扬邝露、祖心、零丁山人、黎美周等遗民气节，对诗社、粤俗歌等亦有详尽论述。《广东新语·诗语》对研究岭南诗史尤其是明清岭南诗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屈氏后代屈向邦祖述先祖之志，更著《粤东诗话》（后增订为《广东诗话正续编》），专论历代粤诗，上溯源流，下述流变，特赏民国梁鼎芬、黄节、汪精卫、朱执信、易孺、胡汉民、王秋湄等诗家，并析诗法及掌故书画艺文，反映明清广东诗歌艺文风气之盛，与其远祖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先后辉映。其他诗话中，评述岭南诗史、岭南诗人和诗歌的诗话甚多，限于篇幅，不拟赘述。

　　自清代以来，诗坛对岭南诗派特征有雄直近古之风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是与江南诗歌相较而得出的。陆蓥《问花楼诗话》卷三：“国朝谈诗者，风格遒上推岭南，采藻新丽推江左。”洪亮吉高度评价岭南诗：“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以胜江南。”而论者往往把岭南诗风雄直近古的原因归之于岭南特殊的地域环境。王士禛《池北偶谈》云：“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陶，故尚存古风耳。”由于地域的特殊性，岭南文人较少与江南和中原人士相接，所以往往少受各个时期流行文风的影响，从而保持独特的地域风格。这就是古代所谓的“江山之助”的道理。雄直近古之风，也是岭南诗人的自我认同。岭南诗话除了地理环境原因之外，还从岭南诗学以唐音为宗的传统等加以阐述，反映出文学本身的内在发展。黄培芳《香石诗话》云：“明诗大率以复古为事，议者嫌其习气太重，惟吾岭南诗人不为所染。余读区海目集，纯乎唐音，亦无习气。即此一家，已可贵矣。”黄氏以区大相诗为例指出明代粤诗不染中原诗派之习气，纯粹唐音，自成一格，引以为贵。方恒泰《橡坪诗话》亦云：“番禺方九谷殿元康熙甲辰进士，任剡城知县，引疾去官，侨寓苏州，时吴风竞尚苏黄，九谷独操唐音。沈归愚谓其高华伉爽，依傍一空。”诗话指出侨居苏州粤人方殿元（号九谷）与吴中崇宋诗风不同，反映出清代粤诗固守唐音与中原诗坛不同，这大抵出自广东地处天南，自僻一隅，地域隔绝，不容易为外间风俗习气所转移，诗风古朴。如刘熽芬《小苏斋诗话》云：“昔渔洋先生谓明季竟陵派盛行，惟岭南人不染此恶习；而姚石甫先生又谓岭南诗人，多不为外间传播。盖岭南僻处一隅，故诗人名难及远，而亦不为风俗所移。观两公所论，然则吾粤文风，犹为近古也。”刘熽芬反思王士禛、姚莹之评论，认同广东诗歌自僻一隅，诗人名声难以远播，但文风犹古的特色。在这背负五岭、面临大海的独特地理环境下，渐渐形成广东人刚直的性格，一般平民重风节、轻名利，从政之人多秉气节，如张九龄、余靖、海瑞、邱濬、梁鼎芬等最为突出。宋明亡于外族，广东仕人不事二朝而殉节甚多，因此宗唐的岭南诗风更呈现雄直悲壮之格，这与反复多变的中原诗风明显不同，所以黄钊、张其淦、陈融等诗话褒扬岭南死节仕人之生平及诗歌，或述粤诗雄直风格，如黄钊《诗纫》指出“粤中诗多以雄丽为称题”，足以反映粤人地域诗风的自我认同。

　　有清一代，广东诗话更明显有宗唐抑宋的倾向。李长荣《茅洲诗话》云：“唐诗主性情，宋诗主议论，此高下所分，亦风气使然。”何曰愈《退庵诗话》云：“唐诗多深厚，意在言外，故蕴藉；宋诗尚纤巧，意跃笔端，故径露。而优劣亦在此分矣。”张其淦《吟芷居诗话》云：“（骆叔颖）过余闲谈，自言得句云：‘年来襆被有僧气，近日诗歌多徵声。’颇为得意，余曰：‘佳则佳矣，然是宋人诗也。’”可知粤人优唐劣宋之说，此起彼落。因此众诗话评诗往往以唐人为准绳，如用唐人嗣响、不减唐人、何减唐贤、逼近唐人、唐音、唐味、直接唐人、驰骤开宝、唐人风调、盛唐风格、步武唐人、唐人神韵、唐人三昧、盛唐遗音等措词，着力褒扬粤人学盛唐之诗风，这对广东诗歌宗唐的传统不无巩固作用。道光时期伍崇曜《茶村诗话》更发出感叹云：“吾粤诗格代守唐音，而五律尤擅胜场，故区海目、邝湛若、陈独漉、屈华夫、程湟溱诸子，直可以上接右丞、工部。”伍氏直接指出广东诗歌固守唐音、名家辈出之特色。不过，到了清末民初广东诗坛开始转变，梁鼎芬、黄节、罗瘿公、罗敷庵、胡汉民、陈融、詹安泰等诗人追随晚清同光体学宋热潮，俱宗宋诗，影响深远，故屈向邦《粤东诗话》云：“洪北江（亮吉，阳湖人，有《北江全集》）诗：‘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盖指屈翁山、陈元孝诸人之诗也，翁山、元孝而后，宋芷湾最为杰出，自近世趋向宋人艰涩一路，而雄直之诗，渺不可复睹矣。”屈氏指出在清末民初广东诗坛已由宗唐变为宗宋，由传统雄直诗风而日趋宋人艰涩了。

　　清代诗坛盛行性灵派、肌理派诗说，两派明显对立。而嘉道以来，岭南诗话对此多持平调和之论，主张性灵情感、书卷学力二者不能偏废，如方恒泰主张“借学问以养性灵”，何曰愈指出“诗发乎性情，而不尽主乎性情。若无理以运之，则如隋李谔所云‘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尽是风云之状’矣”，朱次琦则云“首言性情，次言伦理，终言学问”，李文泰亦云“说诗者，每诩性灵而薄书卷，不知书卷亦不容废也”等，诸人俱对清代性灵、肌理诗说加以折衷调和，表现中肯，可见整体广东诗话论诗兼重性情学问的共同性。

　　文学家族与结社是地域文学的重要内容。岭南诗话往往缕述广东世家显族对诗歌传承发展的作用。刘彬华《玉壶山房诗话》介绍明清香山黄瑜、黄畿、黄佐、黄绍统、黄培芳家族学术诗文传承及影响，张维屏《听松庐诗话》指出番禺潘氏“一门有集，五世工诗”的现象，刘熽芬《小苏斋诗话》指出香山何氏亦是“祖孙、父子、兄弟、叔姪，人人有集”，反映了广东地区家族诗学传承不衰，而作为黄氏、潘氏、何氏后人的黄培芳、潘飞声、何曰愈亦各于所撰诗话大量介绍其先人的诗歌，展示家族文化渊源，呈现粤诗发展轨迹。除了家族传承之外，广东诗话也记录大量文人雅集结社的社会现象。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有“诗社”专节介绍广东南园、越山、浮丘、诃林等诗社，其中南园诗社就是后来粤人诗学传统的精神象征，各时期诗话多及之，如张维屏《艺谈录》云：“南园抗风轩为前明十先生觞咏之地，蓉石比部有志重修，惜其事不果。”此记载黄蓉石（玉阶）有意重修南园诗社，但终未成事。清末梁鼎芬与时人雅集抗风轩，重开南园诗社，屈向邦《粤东诗话》记云：“吾粤风雅之地，端推南园，南园位于文明门外（今为文德路），水木明瑟，宅幽景美，明代前后五子（前五子：孙蕡、赵介、王佐、李德、黄哲；后五子：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赋诗高会地也。明末陈秋涛（子壮，南海，万历进士，授编修）等，又重启南园旧社，并与黎洞石各人，各和黎美周《黄牡丹诗》十首。……辛亥八月，番禺梁节庵（鼎芬，光绪进士，授编修）集一时名士，重开南园诗社，赋诗会者百数十人，特誉‘黄诗陈词’，传为佳话。黄诗者，顺德黄晦闻（节，有《蒹葭楼集》）之诗；陈词者，新会陈述叔（洵，有《海绡词》）之词也。”屈向邦身为民初粤人，有感南园诗学传统未断，故于诗话卷首即介绍南园诗社之兴衰，彰显其于广东诗坛之地位。屈氏晚年增订诗话又再重申南园诗社之重要性云：“南园为吾粤风雅之地，言诗风者，首以南园为宗，然只言风雅，何足以尽南园诸子之贤。”“南园诸贤，不独主持风雅，且兼崇尚节义，盖文章气节之士，相与砥砺切劘之地也。”屈氏明确拈出粤诗崇尚风节大义之传统，垂示来学。又如张其淦《吟芷居诗话》频及其乡东莞凤台诗社云：“罗秋浦明经九世祖泰与邑中何潜渊、陈靖吉诸诗人建诗社于凤凰台，力追唐音。自是而后，骚人接踵。”又云：“光绪某年容青田夫子，提倡续‘凰台诗社’，月课一诗，曾以《望罗浮》、《白桃花》、《女儿香》为题，与余评阅。”凤台诗社作为东莞诗坛兴衰的象征，张氏特予表彰，肯定其重要性。像南园诗社、凤台诗社，关乎一省一地的诗风传承，诗话论述多较为严肃庄重，至于各地的诗社雅会亦多及之，李长荣《茅洲诗话》介绍香山菊会诗云：“香山人多种菊，每岁菊花会，其间诗人倡和，络绎不绝，殆广州之一都会也。”十年一度香山菊花盛会由清至今均是传统广东诗坛盛会，黄培芳、李文泰、黄绍昌等诗话纷纷介绍菊会诗事；胡曦《湛此心斋诗话》述兴宁喜为诗社刻竹枝词，盛况一时。张维屏《听松庐诗话》（一卷本）更是评阅顺德龙山乡诗会之手记，反映顺德县诗会盛况，均展现广东郡邑诗歌活动的特色。

　　近代以来，岭南诗歌开风气之先，出现“诗界革命”以及一批在诗歌中表现新事物、新观念的诗人。岭南诗话也非常敏锐地大力推崇这种新的诗学风气，并在理论上加以阐释，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这是近代岭南诗话的亮点。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尤其推许黄遵宪、康有为等诗家，如云：“《人境庐集》中有一诗，题为《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梁氏又提出诗界革命的内涵与途径：“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梁氏于此具体清晰指出中国由传统走向世界化的过渡时代，社会思想必须革命，诗界亦然，而且“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排除了昔日一味追求新语句的形式诗歌革命，确立诗界革命应走一条理性的改良道路。

　　广东诗话还记载大量里巷遗闻、风土习俗，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研究价值，正如张维屏《艺谈录·粤东诗人》自序云：“粤东诗人众矣，诗亦多矣，岂能遍录？吾唯就吾耳所闻、目所接、心所藏、意所惬者录之，有疏漏，俟他日补之。兹编虽以少为贵，然熙朝之盛事，艺苑之博闻，山川景物之瑰奇，人情物理之繁变，皆可于此见之。观者勿徒以诗话视之。”张氏自云其诗话所及艺坛掌故、风物人情等亦毋庸忽略，反映诗话文体并非专论诗歌，也兼有笔记杂谈的特色。因此翻开广东诗话，触目所及，遍记各地风俗人情，如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云：“吾粤人多好食槟榔”、“甘竹滩下鲥鱼最肥”、“吾广每岁二月十三日，士女多乘画舫诣南海神庙烧香”等。李长荣《茅洲诗话》也有不少琐谈地方风俗，如“粤城人家好作芋蠏，初以芋雪丝糁粉油煎成蠏，爽脆而甘”、“粤称平人曰‘佬’，新妇曰‘心抱’，父曰‘爸’，母曰‘嬭’，子曰‘崽’，子女未生曰‘孻’，北人无此称”、“菊叶用灰面煎食甚香，前人少知味者。六七年来，粤城酒楼多制宴客”、“粤俗清明日群起踏青，讫一月复应其日，家家以黉子薄饼奠其先灵谓之闭户，俗例不知创于何时，余谓此亦子孙追远之诚也。苟有礼，吾从众”等记载，亦是研究广东传统风俗文化的重要文献。在众多风俗文化中，广东诗话谈及较多的是木棉，木棉作为广东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深受骚人雅爱，有关歌咏木棉之诗多不胜数，诗话亦争谈不已，如何曰愈《退庵诗话》云：“岭南多木棉树，高十余丈，大数十围。春时开红花，望之如赤城朱霞，烂漫烧空，亦奇观也。王阮亭祭告南海时有七绝云：‘歌舞冈前辇路微，昌华故苑想依稀。刘郎去作降王长，斜日红棉作絮飞。’家象冈公亦有诗云：‘烟雨天南睡海棠，烛龙移得照红妆。越王夜宴留千炬，织女春寒待七襄。绛影未消瑶岛雪，苍枝偏老石门霜。君看荔苑同移植，多少奇才胜豫章。’又忆宋芷湾二语云：‘祝融以德火其木，雷电成章天始春。’尤为未经人道。”何氏诗话记载王士禛、宋湘及其先人之咏木棉诗，反映文人对木棉之雅爱。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亦云：“木棉唯吾粤有之，其树杂茂林中，必高出于群木，遇东风则红玉漫天，阑珊花放矣。”梁邦俊《小厓说诗》亦云：“木棉遇东风则开，莲藕遇西风则肥。”梁氏兄弟诗话俱及木棉的特性。甚至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更记载“嘉庆壬申暮春，家苍厓开‘红棉诗社’，各赋七律十首，将以踵黄牡丹、赤鹦鹉之韵事。作者七十余人，余亦效颦，赋十首”，黄氏所载黄苍厓（乔松）开办红棉诗社倡写木棉诗之盛况，足见广东诗话的地域特色。

　　道咸以来，张维屏、方恒泰、李长荣、梁九图、李文泰、潘飞声等生逢清代国力中衰之年代，身处中国南大门的广东，目睹列强长期侵凌国土，家园惨遭破坏，既以诗纪事，更撰诗话介绍华洋交流，褒扬抗夷事迹及相关诗歌。如梁九图诗话记载陈连陞都督殉节后，所乘之为贼所得，饲之不食而死之事，褒扬欧阳双南《义马行》诗，抒发“马可谓知义”之感慨。民国屈向邦《粤东诗话》亦重提三元里乡民勇拒英兵及张维屏纪事诗云：“乡民神勇，活现纸上，其如政府之阘茸误国何？诚历代诗史中最光荣、最热烈、最悲壮之作。”在列强侵略中国后，大量鸦片倾销全国，影响国民健康，诗话作者亦深表异议，如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指出鸦片、烟草祸害苍生云：“近日洋烟流毒遍于海内，吸食者形销骨立，其伤生为最惨。又有鼻烟亦来自外洋，虽无大损，然过嗜之，亦足以致疾。南海吴荷屋中丞素有鼻烟癖，后脑际发泡如瘤，日见痛楚，有医士用刀剔刮剖出，乃鼻烟余积，嗅之气息犹存。昆阳陈荔田广文《送姪北上》诗云：‘耐记须教髓海填，北行嘱汝此为先。近闻一物能伤脑，莫学趋时齅鼻烟。’足见时尚多属无益。”像这种记载，在方恒泰、何曰愈等诗话亦及之，如介绍与鸦片烟草的《阿芙蓉歌》《咏鼻烟》等诗，说明鸦片烟草之祸害。当然，梁九图、方恒泰等也肯定西方文明之贡献，如各自敘述粤人邱浩川用外国种痘法拯生小生命，俱见作者关心社会，突显诗话的社会性及时代性。由于晚清海禁大开，广东诗人与海外诗坛交往日渐密切，此时期诗话亦时及域外风雅，如上文提及潘飞声诗话评介日韩诗歌外，比潘氏稍早的李长荣更重刊《茅洲诗话》成《茅洲诗话待删草》远赠日本诗友，并撰《海东诗话》专评日人诗歌，可惜这诗话已散佚无存；至于李文泰诗话亦偶及日人诗歌，俱反映晚清以来广东诗话视野与时并进、走出国门了。

　　四、岭南诗话的文体与著述形态

　　诗话文体定义向来比较宽松，宋人许颛《许彦周诗话》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许氏辨体仔细，反映诗话广而深的内涵，几乎涵盖所有与诗有关的论述。清人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更提出：“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则只要是谈论诗歌的专述，便可称为诗话。传统诗话大多以闲谈式为主，岭南诗话的文体与著述形态也不例外，但又颇为多样。

　　明清广东诗话有部分比较系统、理论性较强的著作，除黄培芳《香石诗话》、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等外，又如何曰愈《退庵诗话》，何氏论诗主性情、学问，标举盛唐，推许王士禛，抨击空疏之性灵派，并提出六要、六法、八病、四否等诗法，论述亦自成体系。民国期间马小进所撰《诗学源流》系统庞大，前编“诗学总论”凡十五章概述中国历代诗学发展源流及诗学入门路径等，后编“诗法各论”十四章则专论诗法；全书旁征博引，上下古今，重新梳理前贤诗学论述，集其大成，断以己见，尤于诗法之论述，具体而微，有功初学。

　　岭南诗话中有不少专论某一诗家、诗体、诗律等的专门化诗话。清初南海劳孝舆撰有《春秋诗话》，此书名为诗话而非传统评论古近体诗，实乃从赋诗、解诗、引诗、拾诗、评诗五方面讨论《左传》引《诗经》，所以此书在书目归类时，后世也曾有过不同的处理，《广州府志》云：“（《春秋诗话》）谨按阮《通志》列在‘经部·春秋类’，然此乃诗话，无关经义，据《四库全书存目》编入‘诗文评类’，今从之。”《春秋诗话》讨论重心乃在说明先秦社会重视诗教，强调赋诗言志，诗话颇能概括出当时引诗之风气，虽然创见不多，但于文献疏理方面不无价值，可谓传统诗话之别体。

　　嘉道时期的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为一本谈论试帖诗的诗话，刊于道光甲申（1825），作者详述试帖诗使事、遣辞、结构等，推许“端庄流丽”“雅正不纤”风格为试帖诗正轨，这对当时举子应考确有裨益，具有实用价值。民国时期，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黄节应诸生之请，于民国十四年（1925）编纂《诗律》，全书分正、偏、拗三种，附以符号图解，探究五七言律诗之格律。《诗律》成书于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旧学开始步入衰落之际，黄节刊印此书似有起废振弊之举。

　　近代以来，以某诗社为诗话的有《南社诗话》。20世纪30年代，汪精卫以笔名“曼昭”在报纸连载《南社诗话》，汪氏（名兆铭）原为浙籍，其先辈汪瑔（著有《旅谭》）晚清入粤，落籍番禺，后人如汪兆銓、汪兆鏞俱广东诗坛名家，汪兆铭亦长于诗歌，并加入南社，故其诗话专论南社社友诗歌，以人传诗，可资谈助。

　　至于专家诗之评论，有广东嘉应李黼平《读杜韩笔记》，全书凡65则专论杜韩诗，以斟酌前人注释为主，识见甚高，如第一则云：“杜少陵《登慈恩寺塔》云：‘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注家谓‘叫虞舜’，喻太宗也；‘瑶池’二句，喻玄宗与贵妃也。此说非是。愚按《离骚》曰：‘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又曰：‘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杜盖用屈子语意，承‘皇州’句，说下欲去京师也。故接‘黄鹄去不息’云云。所谓臣将去君为黄鹄举者矣，本《韩非子》语。”此例就杨伦《杜诗镜铨》引前人注杜甫《登慈恩寺塔》诗句之失，指出诗中四句并非寓指太宗及玄宗、贵妃之意，实乃化用《离骚》句意，以表欲去京师之想，并顺指出“黄鹄去不息”乃典出《韩非子》。又如指出杜甫《房兵曹胡马》“竹批双耳峻”句乃典用《周官》郑注，言经竹括押，驯习不惊也。像这些征引原典而予以考辨，准确指出杜诗之用意，确有新见。

　　清初朱彝尊辑《明诗综》而附其《静志居诗话》的总集诗话撰写体例，影响深远。广东刘彬华《岭南群雅》选编乾嘉道时期粤诗时亦附其《玉壶山房诗话》，伍崇曜《楚庭耆旧遗诗》选编嘉道咸粤诗而附其《茶村诗话》，黄绍昌、刘熽芬编《香山诗略》而各附其《秋琴馆诗话》《小苏斋诗话》，张其淦编《东莞诗录》而附其《吟芷居诗话》，诸诗话各系于诗人名下，与总集相辅相成，知人论世之功用最为突出。又南海潘衍桐在浙江学政任上编纂《两浙輶轩录续录》，并附其《缉雅堂诗话》，专述两浙诗人，与广东无关，但撰写体例则一致。

　　岭南诗话中，著述形态最有新意而且影响最大的，是张维屏编纂《国朝诗人征略》《国朝诗人征略二编》《艺谈录》三书。张氏三书收录清诗人一千三百多家，可视为清代诗人汇编，文献价值很大。三书并非传统闲谈式诗话，而是旁征博引，综录清代诗人生平、诗评、诗歌（摘句标题）为主，虽然“意在知人，本非选诗，其中或因题，或因事，或己所欲言，或人所未言，意欲无所不有，不专论诗之工拙也”，但其书合传、论、选的征略体例可谓首创，更开清诗纪事类文献之先河，明显影响后来吴仲《续诗人征略》、施淑仪《清代闺秀诗人征略》、钱仲联《清诗纪事》等书。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程中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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