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对福利（收入、幸福感等）的影响是经济学界持续关注的经典命题，而城镇化可否健康、可持续地增进居民福利，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与新型城镇化进程。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49276万，占总人口的1/4。如何使流动人口切实通过迁移实现福利增进，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虽然迁移者通过迁移可获得更高收入已经被证实，但是迁移对于迁移者的幸福感和福利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却可能是相反的。在幸福感方面，Glaeser等（2016）曾指出，虽然仍有新移民不断地迁入城市，但是一些城市的幸福感较低，新移民的幸福感低于该地区长期居住的居民，即属于“不幸福的城市（Unhappycity）”；Knight 等（2010）研究发展中国家情况并指出，农村—城市间移民的主观幸福感低于未迁移的农村居民；罗楚亮（2006）研究发现，由于预期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评价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孙三百和白金兰（2014）则发现，获取户籍迁移并未降低幸福感，而未获取户籍迁移导致幸福感更低；陈飞等（2020）发现，乡城迁移提高了移民的收入但却以幸福损失为代价。在福利方面，蒲艳萍（2010）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具有积极效应。但也有研究表明，外来人口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获取城市公共资源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劳动福利获得方面普遍遭受歧视。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确实占用了城市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但这种占用是有限的，而且农民工并没有公平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
总体而言，现有关于迁移如何影响居民福利的研究，尚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第一，只关注收入、幸福感、住房或者公共资源等某一方面，未能运用微观数据较为全面地衡量迁移者的福利水平。如基于阿根廷的数据研究发现，推测他人的境况、看低自我价值、目标自主性、未来寻找工作中可能遭遇种族歧视、安全感和压力等都对生活质量（福利）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第二，未考虑迁移者与未迁移者之间的异质性或样本选择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或者未能从市内市外、是否获取户籍层面划分迁移的类型，并检验其对福利影响的差异。第三，未能对迁移影响福利的机制进行分析。针对这些不足，本文贡献主要在：（1）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运用微观数据较为全面地测度城区本地居民、迁移者和农村本地居民福利，并进行差异比较；（2）将迁移者划分为市外迁移（个体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其他城市）、市内迁移（在城市内部的城乡之间迁移）、获得户籍迁移和未获得户籍迁移，探讨各种迁移类型对迁移者福利的影响及其差异；（3）检验并分析迁移影响福利的内在机制。
二、模型设定与统计描述
（一）模型设定
其中，为估计处理效应的工具变量。现有研究多采取移民网络、失业率与就业人口结构变化作为迁移的工具变量。本文研究样本中迁移年份分布较为分散，因而参考现有文献的工具变量构建思路，运用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构建迁移的工具变量。虽然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没有城市迁出人口数据，但是可以估算城市的本地人口占比。从劳动力流动角度来看，家乡城市的本地人口占比越低说明外来人口越多，即对流动人口更具有吸引力，同时本地人口外流的意愿也更低。因此，家乡城市的本地人口占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现有文献构建的移民网络变量相似，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向构造的移民网络变量。正如现有研究指出，移民网络对移民的迁移成本、工作信息等产生影响，家乡城市本地人口占比会对迁移者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但不会对迁移者迁移后在所在城市的福利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可以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
（二）福利的测度
本文主要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考察迁移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CLDS数据以15—64岁劳动力的教育、就业、职业流动和幸福感等的现状和变迁为核心，同时对劳动力所在社区、所在家庭的众多议题开展了调查，可以较好地满足居民福利度量的数据需求。在度量福利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居民福利指数，具体度量方法参见袁方和史清华的相关研究。福利度量指标的选取参考现有文献，在数据可获取的情况下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居民的功能性活动。
农村居民基层选举、本地户籍、住房产权、医疗保险和噪音污染状况的隶属度好于总体样本，但网络使用、小汽车拥有情况和水污染情况的隶属度差于总体样本。迁移者仅网络使用、拥有小汽车情况和BMI离差的隶属度优于总体样本，基层选举、本地户籍、住房产权和噪音污染变量的隶属度都低于总体样本。城区本地居民的人均收入、网络使用、拥有小汽车、养老保险、BMI离差和水污染的隶属度优于总体样本，但基层选举、医疗保险和噪音污染的隶属度都低于总体样本。总体而言，城区本地居民福利水平的均值最高，农村本地居民的福利水平的均值次之，而迁移者的福利水平均值最低。通过福利二级指标对比发现，本地户籍缺失和住房条件是迁移者福利水平更低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考察不同样本福利的分布情况（图1）发现，城区本地居民、农村本地居民和迁移者的福利分布情况总体上较为相似，但城区本地居民福利分布中位数对应的福利水平略高于其他两类居民。福利水平非常高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城区本地居民和迁移者群体中，而福利水平非常低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农村本地居民中。按照迁移类型划分样本后发现，获取户籍迁移者的福利分布中位数对应的福利水平明显高于未获取户籍者。迁移者中福利水平较高者主要分布在市外获取户籍者中。
（三）基本统计分析
变量的基本统计量（表1）表明，居民个人福利均值为20.76。各类迁移变量统计结果表明，迁移者占比28%，其中市外迁移者和市内迁移者分别占比14%左右，获取户籍迁移者占比19.9%，未获取户籍者占比8.1%。进一步分类发现，市外获取户籍迁移者占比7.6%，市内获取户籍迁移者占比12.3%，市外未获取户籍迁移者占比6.3%，市内未获户籍迁移者占比1.7%。样本年龄均值为40岁，男士占比52.4%，平均教育程度位于初中和高中之间，拥有工作者占比77.5%，调查地点为城市的样本占比44.6%。
三、实证结果
（一）迁移的福利效应估计
作为基准回归结果，使用OLS方法估计各因素对居民福利的影响（见表2）。模型1结果表明，年龄与福利水平呈倒U型关系，男性与女性福利水平无显著差异，教育程度与福利水平显著正相关，有工作者的福利水平也显著更高。虽然统计发现城区居民福利水平的均值高于其他类型居民，但是城市社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控制个体和地区特征后城区居民福利水平低于农村居民。模型2剔除迁移者，直接检验城市社区居民与农村社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差异发现，控制其他变量后城市社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同样显著低于农村居民。这一点与Glaeser等（2016）的“不幸福的城市”研究相似，即存在“低福利城市”现象。模型3进一步增加迁移虚拟变量，检验迁移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迁移者的福利水平低于未迁移者，且即使控制了迁移变量后城市社区居民的福利仍然低于农村社区居民的福利。进一步比较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内部不同类型居民福利的差异发现，城市社区迁移者的福利显著低于城区本地居民（见模型4，仅保留城市社区居民），农村社区的迁移者福利水平显著低于农村本地居民（见模型5，仅保留农村社区居民）。因此，无论是在农村社区，还是在城市社区，迁移者的福利水平都低于未迁移者。就城市移民而言，在“低福利城市”情形下迁移者仍选择迁往城市的原因在于迁移者并非完全“理性”，即使其行为选择属于“主观”理性，也存在“客观”非理性的可能。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迁移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将迁移划分为市外迁移和市内迁移（乡城移民为主）、获取户籍迁移与未获取户籍迁移。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获取户籍迁移者平均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而其他类型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存在较为明显的样本选择问题。因此，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再次进行估计，迁移变量的工具变量为迁移者家乡城市本地人口占比。在处理效应模型中，各类迁移变量需单独进行估计，我们将参照组全部设定为未迁移者。处理效应模型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工具变量对各类型的迁移变量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工具变量家乡城市本地人口占比对迁移、市外迁移、获取户籍迁移和未获取户籍迁移均存在正向作用，对市内迁移存在负向作用。即本地人口占比越高的城市吸引力越低，其居民迁移到其他城市的概率更高，迁移者（乡城移民）留在本地的概率更低。处理效应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迁移、市外迁移、获取户籍迁移和未获取户籍迁移均对居民福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内迁移对迁移者的福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运用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细分四类的迁移变量（市外获取户籍、市内获取户籍、市外未获取户籍和市内未获取户籍迁移）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发现，市外获取户籍迁移和未获取户籍迁移均对居民福利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市内获取户籍迁移对福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市内未获取户籍迁移对福利的影响不显著。
（二）福利效应的异质性
应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检验迁移对福利影响的异质性（见表4）发现，市内获取户籍迁移对年龄越大的迁移者的正向影响越大，而市外未获户籍迁移对年龄越大的迁移者的负面影响越大，但年龄对市外获取户籍迁移、市内未获户籍迁移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长可以反映迁移者对迁入地的适应程度。居住时长及其与迁移交互项的估计结果表明，居住时间越长的迁移者福利水平总体上越高，且居住时长对迁移的负面影响也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期望未来能在迁入城市提升福利水平是移民选择迁入“低福利城市”的原因之一。居住时长的这一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外获取户籍迁移和市内未获取户籍迁移上。、
（三）影响机制分析
在迁移收益方面，大部分研究发现迁移者可获取更高收入。在迁移成本方面，住房是迁移者承担的主要成本，高昂的住房成本使迁移者的居住环境（用空气、水、噪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污染状况反映）相对更差。大城市人口众多，居住环境与农村、中小城市存在差异。从变量基本统计可看出，迁移者与非迁移者主要在住房产权和居住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对于一些发达城市，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高的房价和住房成本，而对于一些欠发达或者衰退型城市，收入溢价较小则意味着住房成本较低。因而，本文选择运用处理效应模型从收入、住房和居住环境三个角度对迁移的影响渠道进行检验（见表5）。
模型1中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特征的情况下，迁移、市外获取户籍迁移、市内（外）未获户籍迁移显著提高迁移者的收入，这也是迁移者选择前往“低福利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迁移者在迁入城市的福利水平更低，但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进而创造了未来提升福利水平的可能。市内获取户籍迁移者的收入更低，可能的原因是，与那些可能选择市外迁移而未迁移的相似个体相比，市内获取户籍迁移者为获取本地城市户籍，放弃了获取市外高收入的机会。模型2的迁移对住房产权的估计系数与模型1的估计系数符号相反表明，市内获取户籍迁移者主要在住房方面存在优势，在收入增长方面则处于劣势，而市外迁移和市内未获取户籍迁移者在收入增长方面有优势，获取住房产权的可能性却更低。可见，住房成本是移民福利降低的重要因素，迁移者福利更低是在较高收入与较差住房条件之间权衡的结果。模型3估计迁移对居住环境的影响发现，市内获取户籍迁移者的居住环境得到提升，而市内未获户籍迁移者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市外迁移者的居住环境则与未迁移者没有明显差异。因此，不同类型的迁移行为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收入、住房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来解释。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善是市内获取户籍迁移者福利得到改善的重要渠道，而对于福利降低的市外迁移者和市内未获取户籍迁移者而言，虽然收入得到提升，但是住房条件变差了。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2、2014和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可行能力视角出发考察各类迁移行为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虽然城区居民福利水平均值高于农村居民，但在控制个体和地区特征后城区居民福利水平却变低了，存在“低福利城市”现象。迁移者的福利水平低于非迁移者（城区本地居民和农村本地居民）的现象表明，迁移行为存在“客观”非理性。运用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发现，迁移、市外迁移、获取户籍迁移和未获取户籍迁移均对居民福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市内迁移对迁移者的福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细分迁移类型发现，市外获取户籍迁移者、市外未获取户籍迁移者的福利水平显著低于未迁移者，而市内获取户籍迁移者福利水平显著高于未迁移者，市内未获取户籍迁移者福利水平与未迁移者无显著差异。第二，迁移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市内获取户籍迁移对年龄越大的迁移者的正向影响越大，而市外未获户籍迁移对年龄越大的迁移者的负面影响越大。进一步考虑迁移者在迁入城市居住时长的调节作用发现，居住时间越长，迁移对福利的负面影响越小，期望未来能增进福利是移民选择迁移的重要原因。第三，不同迁移行为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收入、住房和居住环境来解释。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善是市内获取户籍迁移者福利得到改善的重要渠道，而对于福利降低的市外迁移者而言，虽然收入得到提升，但是住房条件变差了。
本文政策启示：在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切实增进流动人口福利水平的关键在于改善城市居住条件。在当前城市房价高企、住房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即使市外移民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一旦城市住房难题致使其福利水平未能得到提升，将有越来越多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的过客”，不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跨区域优化配置。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以改进移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是提升移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抓手。总而言之，在提升迁移者福利水平时，需要更多地考虑收入以外的因素（如社会保障、住房、居住环境等）的影响，不断完善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使迁移者尽可能地融入城市、定居城市。与此同时，城市公共政策需要体现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龄流动群体的差异化诉求。通过迁移增加移民收入容易实现，但促进总体福利增进还需要消除许多制度性因素的不利影响。城市能否在通过集聚效应提升迁移者收入的同时改进其总体福利水平，使其真正市民化而非成为“过客”，将是城市发展是否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
（孙三百，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申文毓，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李冉，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生；张青萍（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1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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