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了粤港澳“共建人文湾区”的目标任务，并从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提出了举措要点，这为大湾区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总纲和指引。共建人文湾区，塑造人文精神是首要任务。文化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过程和成果的总和，而精神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内在本质在文化体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在建设人文湾区过程中，梳理岭南人文精神形成发展的脉络，发掘岭南人文精神的特质，推动其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是岭南文史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国两制”是大湾区的最大特点，岭南文化共同背景是大湾区的重要优势。共有的岭南文化底蕴使粤港澳大湾区在历史、人脉、语言、习俗上具有同一性，同时推动经济开放融合，多元互补，共同文化背景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力，使大湾区的交融与合作具备了最大公约数。然而，近代以来，尤其是百年以来，三地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差异明显，虽然改革开放促进了三地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港澳回归更为三地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但是由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长期的两种制度下形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惯性不是轻而易举所能消除的。特别是当前陷入了经济动能减缓和民族文化矛盾积聚的时期，作为全球开放程度较高的大湾区必然受到波及和冲击。因此，弘扬岭南人文精神，促进人文湾区建设，成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
岭南人文精神是大湾区认同的基础。文化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是族群团结的精神纽带。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主体的概念；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湾区的身份认同离不开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离不开价值认同。粤港澳同属岭南文化圈，不仅有着共同的语言、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且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处世哲学、人文价值。岭南人文精神博大精进，既蕴含了中华文化的“民胞物与”“和为贵”等基本精神，也体现了岭南人温和、友善、诚信等性格特征。改革开放初期到广东投资建厂的大多是港澳同胞和东南亚侨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国家开放的认同和对家乡发展的关切。这种可贵的家国情怀带来了特区的建设和广东的繁荣。
岭南人文精神是大湾区创新的动力。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是主体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理性自觉，因而是人认识规律、获得自由、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充分发挥其制造业金融业发达、新科技企业众多、教育科研资源集聚、人才信息交流畅顺等优势，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同时也成为体制创新、社会创新、文化创新的先行地。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释放创新潜能，是人文湾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岭南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近代以来成为中国新文化的生长点，引领社会变革风气之先。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广东杀出一条血路。这里有世界格局、历史际遇等因素，但有一点被公认的是，流淌在广东人血脉中的求变创新的岭南人文精神起着内在原动力的作用。因此，传承岭南人文精神，倡导创新文化，为打造国家乃至世界科技创新高地提供精神动能，是人文湾区建设的时代要求。
岭南人文精神是大湾区文化传承的基因。文化在主体的无限性和有限性、实践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具体的文化样式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只有抽象的精神才能穿越时空和跨越地域而不断延绵生息，以类意识、民族心理、集体智慧等形态代代相传。广东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使一个边远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世界瞩目的充满活力的创新高地。这不是偶然的。深刻地烙在广东人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性格特点和日常生活之中的岭南人文精神，推动着发生在岭南大地上的历史性变革，也在历史性变革的潮流中得以传承和建构。
二、岭南人文精神的历史发展
何为人文精神?从狭义的角度看，它是彰显人的价值的文化精神，从广义的角度看，它是反映人的本质的文化精神。学者们曾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界定文化的内涵，但大都离不开文化的主体——人。马克思主义从人的全面本质、人性的异化和复归、人的解放和自由来理解、阐释文化。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来看，本文所讨论的岭南人文精神亦即岭南文化精神，是超越了宗教异化、物的异化和科技理性异化的人文精神。岭南人文精神是在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岭南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联系。据考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秦汉之际，它以广州、徐闻等地为始发港，随着三国隋朝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对外经贸关系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在隋唐以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那么到唐宋以后，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非洲大陆航路的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如出发于广州往西南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历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自古以来的海外贸易实践对岭南人意识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康有为所说：“吾粤际海无涯，自汉时与诸蕃互市，环行海外诸国，多吾粤人。故粤人之善商业、务工艺、履巨海、涉洪涛而交于诸蕃，殆天性”。
在古代航海条件下，出海远航不但艰辛，而且经常需要冒生死危险，这种“冒险无畏之精神、百折不挠之毅力”，充分展现了开拓创新精神。中原人来到被视为未开化的南蛮之地，海洋和海外的世界是他们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种地域特性使岭南文化具有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移民文化的特点。黑格尔认为，相对于陆地农耕活动的规则性、稳定性，航海活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实性和危险性。农业活动与四季的规则更迭息息相关，而海洋是不确定、不受限制与无限的，因此在海洋中形成的活动，也具有超越受限制的性质：“大海浩瀚无垠、漫无边际，当人类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大海之无限而引发自身之无限的联想，这便给予了人类超越有限的勇气和力量。与此不同，平原流域和那些普普通通的土地会把人束缚在土地上……但大海却带着人类挣脱了土地的限制和束缚，使人们超越了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革命、现代政治革命首先发生在海洋性国家不是偶然的，它与海洋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有着内在的联系。大湾区由海上丝绸之路所牵引，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汇合点、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文明的冲突点，因而成为中国近现代人文精神的生长点。
第二，岭南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六祖禅宗文化有着密切联系。隋唐时期的中国经济南移促进了南方的繁荣。“隋唐建立了强盛的帝国，大运河的开通，南北交往的频繁，非复以前可比，影响所及，岭南地区因而得以迅速发展。”唐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随着中原人持续南迁、岭南本土杰出政治文化人物（如张九龄等）的涌现、贯通南岭的梅关古道的开通，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与岭南水乡文化、海洋文化逐渐融合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标志着岭南人文精神的形成。其中，六祖禅宗文化在民间的兴起和传播是一个重要因素。唐仪凤元年，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前身）参与“风动幡动”辩论，在此剃度授戒传法，成为佛教禅宗祖师，后到韶关宝林寺（今南华寺）广纳四方信众弘法，集其思想、理念的《坛经》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影响遍及东亚、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六祖认为世界的一切包括佛性，皆备于“自心”之中，“心是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提倡“明心见性”“即心即佛”“顿悟成佛”，让禅定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忍让行善融为一体，不必通过传统繁杂的修行程序，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宗教对精神世界、社会风尚的影响是深远的，六祖的宗教改革和传播促进了岭南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使之渗透了世俗化、平民化、简约化、人本化的特色。
第三，岭南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白沙心学有着密切联系。明清时期的中国，是自然经济发展的强盛时期，也是早期商品经济萌芽时期，在文化上，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另一方面是早期启蒙文化思潮的产生。儒学在明朝发展出心学，对打破走向僵化保守的程朱理学“道统”，承认人的主体性提供了人文哲学基础。随着经济重心持续南移，中国南方的学术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中日益生长出新的形态，岭南出现了以陈献章（又名陈白沙）、湛若水为代表的“白沙心学”学派，与王阳明心学形成南北呼应的文化现象。梁启超在评述粤籍文化人时说过：“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大弘禅宗，作佛教之结束。其在有明，白沙陈子，昌明心学，导阳明之先河。若此者，于一国之思想界，盖占一位置焉矣。”“白沙心学”开启了岭南文化学术化体系化的进程，拓展了岭南人文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标志着岭南文化在传统的理学框架下开始了意义深远的重要转向，岭南人文精神也由此谱写出自身发展的新篇。陈白沙被学界称为明代心学的先驱，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崇尚“静思”，提出“静养端倪”“崇自然”“贵自得”的思想，提倡“贵疑”的学风，追求“鸢飞鱼跃”的审美情趣。黄宗羲评价陈白沙：“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至问所谓得，则曰‘静中养出端倪’。”湛若水作为陈白沙的学生，在学术上广为讲授、传播陈白沙的思想，并在传承中加以创新发展。湛若水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学问宗旨。他从心与物、理与气、心与理、知与行、理与欲相统一的方面修正和发展了陈白沙的“静思”学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岭南文化重视人的心性、重视现实生活的人文特性，彰显了岭南学术博采众长、综合创新的思想风格。
第四，岭南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近代广东社会变革有着密切联系。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失败造成了深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同时也刺激了一批先进的岭南人在民族危机中向西方学习和寻找救国之道。以林则徐、洪秀全、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率先开眼看世界，探索中国变革图强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孙中山发起的民主共和革命运动动摇了千年封建社会的旧制度、旧观念，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风貌，使广东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策源地和新文化的生长点。岭南人文精神在近代社会革命实践中不断转型开新，以鲜明的世界性、民族性、先进性和岭南特质引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明进步。
一是敢为人先、变革创新的精神。“海道既通，风气渐被”，在东西方交往实践中，岭南人形成了务实创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表现出不因循守旧、不安于一隅、富于创造性和批判性、敢于标新立异、敢为天下先的思维特点。康有为、梁启超针对“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守成观点，提出“变法”思想，康有为指出：“变者天道也，无百年不变之法”。梁启超指出：“变者是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孙中山则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创新是社会进化的必然要求。他认为：世界潮流，滚滚滔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革命的出发点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二是工商立国、求实务实的精神。岭南思想家较早受西方工业文明和科技教育精神影响，普遍反对空谈和清谈，倡导务实兴邦、实业救国。郑观应指出：“兵战不如商战”，大声疾呼“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改良政治。”孙中山明确提出以实业和商务重建国家。他亲自写下了《实业计划》，构思了一个以铁路、港口、运河建设为先导，以机器、冶炼为重点，粮食、衣服、居住、行动、印刷五大工业并举，三大经济区域协调开发发展的宏伟蓝图。
三是平等交往、合作互利的精神。自主、平等、交往、互利是经济全球化的精神驱动力，处于对外交往、对外贸易前沿的岭南，深受这些商业理念的影响。孙中山提出对内人民一律平等，对外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共和理念，要将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主张对外开放，平等互利发展实业。
四是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深受海洋文化浸润的广东思想家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大多反对思想封闭，主张文明互鉴包容。梁启超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孙中山主张“如果不参考欧美以往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功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复辙。”列宁指出孙中山“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
五是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的精神。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广东近代先贤也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社会理想，洪秀全提出“务使天下共享”，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汲取和发展儒家“仁爱”“和为贵”的传统精神以及西方平等、博爱的现代思想，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起来，主张在民族自强基础上的世界主义。他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中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第五，岭南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又一次使广东站在历史的潮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东率先探索市场化改革、创办经济特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一跃成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创新大省。广东的历史性飞跃，是一个经济不断改革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充分释放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生产力和文化活力，弘扬和升华了岭南人文精神。改革实践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而且引领了思想观念的变革。如袁庚于1982年在蛇口工业区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印证了观念更新、文化变革一经与经济改革相结合，就会迸发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体现了岭南文化的时代精神，不仅是对特区人民创造世界发展奇迹的精神动力的高度概括，是对广东广大干部群众锐意改革精神境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岭南人文精神的历史发展和时代价值的高度概括。
三、大湾区背景下当代岭南人文精神的建构
当代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流与发展失衡形成巨大反差，全球化与民族化、区域化与本土化、中心化与边缘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矛盾持续发展，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多元文化冲突不断激化，世界范围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分化重组势在必行。处于全球化前沿的大湾区也受到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影响，人文湾区建设在此背景下也面临着各种文化的挑战。因此，岭南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弘扬决不是简单的继承——发展的线性过程，也不是简单的9+2的叠加范式，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文化建构是生成的，是文化体的基因与各种要素化学反应、聚合扩张的过程；文化建构是开放的，是文化体与外部文明和外来文化交流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文化建构是实践的，是文化体在对象化和内省化的转换中，既创造人化自然又炼出新品格、新思维、新语言的过程。
（一）存异与求同：在多元文化前提下增进文化认同
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客观的，也是必要的。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报告指出：文化多元化作为人类精神创造性的一种表达，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它为平等、人权和自决权原则所要求；类似于生物的多样性，文化多元性可以帮助人类适应世界的环境资源，它与可持续性相连；它呈现一种不同文化的系列，给人以美学上的愉悦；它启迪人们的思想。粤港澳文化虽然同属中华文化、岭南文化，但从时代性和民族性来说也是多元和多样的。
以全球化为时代性坐标，大湾区是近代中国最早卷入全球化的区域，而港澳由于历史的原因，较之内地更早融入西方现代化经济体系，其文化与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文化产业、现代教育体系相联系，自由、平等、法治、竞争、时效等市场经济观念意识较强，市民普遍具有较高的科学和人文素质。就受外来文化影响而言，香港与澳门也有很大的差异，香港现代文化更多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相联系，工具理性发达而人文理性不足；澳门现代文化更多地与拉丁文化相联系，人文色彩浓厚而科学理性不足。随着后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的到来，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大湾区泛起，反本质主义、反现代性、去中心化的思潮在香港的一些青年群体中流行。
以中华文化作为民族性的坐标，中华传统文化是维系粤港澳一体化的根本纽带，爱国爱乡是三地人民的主流。但由于百年政治治理的差异，三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同也存在着差别。如在传统学术思想上，港澳学者较之内地学者对儒家学说有更深的认同，而内地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有着更多的研究。又如在语言文字上，汉语文化、英语文化、葡语文化的差别以及字体的繁体简体之别也显而易见。即使是广东的湾区城市，由于历史沿革、风土民俗的不同，在受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上也呈现多元多样性。如广州市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特色、深圳市的多元移民文化特色、中山市的孙中山文化特色、江门市的华侨文化特色、肇庆市的六祖禅宗文化特色、惠州市的道家文化特色等。这些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样式的存在，形成了中华文化、岭南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
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多元性和同一性的矛盾是文化的永恒的基本的矛盾，是推动文化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文化共性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多元的、具体的、鲜活的个性之中；文化个性也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反映文化的主体性、普遍性和规律性。基辛指出：“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类资源……维持世界秩序并保存文化多元化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我们面临、但想像不出解决办法的问题。”在应对差异性和同一性现实矛盾中，难点不在于“异”，而在于“同”。这里说的“同”，不是同质化的“同”，是在承认多元化前提下寻求共同点的文化认同。“一国两制”下的人文湾区建设，既要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又要增进文化的认同，建设湾区和谐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同李宗桂教授所说的：“文化认同是粤港澳三地紧密联系、交流合作的血脉纽带，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人文湾区的重要基础”。
以增进岭南人文精神认同为基础，增进湾区家园意识认同。岭南人文精神凝结了湾区人民千百年来共同生活、密切交往的历史记忆，融进了改革开放合作共赢创造世界奇迹的经验感悟。一体化发展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共生共荣的主旋律，造就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开放、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发展高地。当前，我国发展进入了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以内外双循环相结合为特点的新发展格局，港澳地区和大湾区迎来深化合作、融合发展的机遇，粤港澳三地人民也迎来携手建设更美好家园的使命。因此，建设人文湾区，重要的是增进三地人民的归属感和主动性，发挥湾区主体精神，共创经济发达、社会开放、文明包容、生态优美、人文鼎盛的优质生活圈。
以增进岭南人文精神认同为基础，增进民族精神认同。岭南的开发和发展离不开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岭南人文精神的形成过程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岭南生根开花、发扬光大的过程。无论坚守家园还是远渡重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精神始终维系着岭南人的共同文化情结和家国情怀。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岭南一批批爱国志士前仆后继，引领社会改良和革命的潮流。振兴中华、救国图强，是近现代岭南人文精神的鲜明底色。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得到港澳同胞的踊跃支持；内地每一次发生大的自然灾害，都得到港澳同胞的慷慨支援，充分见证了“同宗同源，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从岭南人物、岭南故事、岭南精神谱系中感悟民族情怀、中国精神，增进国家认同，贯穿于人文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
（二）交往与传承：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语境
每一代人都要创造自己的文化，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全球化使许多民族文化、地方文化边缘化乃至消亡，能在各种文化生生灭灭的历史运动中延续下来并且仍然有影响力的文化，都是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岭南文化是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岭南人文精神是世界精神宝库中具有中国气度、岭南特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在高度开放的语境中传承岭南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并与时俱进，是新时代和大变局的迫切要求。
在交往互动中传承湾区传统文化。各种历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岭南人文精神的直接载体，而只有在开放的环境条件下，文化的传统和特色才能有效地得以承传，实现可持续发展。人文湾区建设，为粤港澳三地文化交往交流提供了更加畅通和便捷的条件，也使三地以及各城市间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协同合作提上议事日程。如海上丝绸之路是大湾区的历史文化根脉，广州是始发港和长盛不衰的古港，澳门、香港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发展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深厚和多彩的海丝历史文化，为人文湾区积淀了可供挖掘和汲取的珍贵资源。2007年，广东就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遗迹申遗准备工作，广州为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并于2012年11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4年广东省成立了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开展全省海上丝绸之路遗迹普查、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随着福建泉州申遗成功，大湾区诸城市海丝申遗就显得更为迫切。吸纳港澳经验和有关要素，将为推进这项工作拓展思路。又如融入三地文化生活中的粤剧、广东音乐、岭南画派等艺术形态，以及广府、客家、潮汕、雷州文化和各种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三地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
在活化利用中传承湾区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化、文物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活化是现代与传统的互动，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使传统价值、历史智慧走进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活化利用岭南文化遗存方面，大湾区开展了多方面的创新探索，包括开辟为博物馆纪念馆，弘扬传统文化；开发成旅游景区，挖掘经济价值；打造成文创基地，焕发创新活力；建成遗址公园，找寻先人的精神密码；复活南粤古驿道，助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大湾区诸城市在历史文物的活化利用上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江门的开平碉楼、广州的永庆坊、佛山的岭南新天地等。岭南新天地运用现代化的方法保护和改造片区内的22幢文物建筑及众多优秀历史建筑，使岭南历史文化风貌与城市脉络得以传承，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已成为大湾区的文化名片和网红“打卡点”。目前，传统文化活化利用发展势头良好，如何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行稳致远，有必要在四个方面深化认识：一是把文化价值放在首位，重在文化保护，而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开发效应；二是找准“激活点”，彰显个性特色，避免类同化；三是深入发掘文化精神，更多地发挥专家的作用，在文物、遗存、典籍中提炼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四是加强协同合作，充分发挥大湾区文化互联互通、文化产业发达的优势，努力打造中华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区。
（三）觉醒与自信：建构充满活力的世界文化高地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中不断探索不断觉醒，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见证了鸦片战争并率先觉醒的岭南人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贡献，大湾区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和先行地。民族复兴是一个从文化觉醒到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了战胜内忧外患的磨难和辉煌，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时代精神，谱写了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够打垮我们，最后都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是充分认同民族文化价值、传承弘扬民族精神的自信，也是自觉顺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信。大湾区的崛起与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过程紧密相连，从民族觉醒伟大进程中汲取启迪、意志和力量，自觉弘扬岭南人文精神，建构人文荟萃、文化引领、文明和谐的人文湾区，是历史的机遇，也是时代的使命。
一是要建设成为文化英才汇集高地。人才是文化的根本，是文化发展的第一资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文湾区建设才有坚实基础和无限可能。面对人才国际化程度不高、人才结构不平衡、区域“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形成的不同服务体系降低了人才跨区流动的积极性等问题，要大力引进国际文化专业人才和文化管理人才，支持和推动大湾区人才政策、人才服务、人才流动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推进三地人才在跨境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无缝对接。探索推进三地专业人才通关的便利化、无纸化，探索建立三地税收协调平台和实行鼓励人才流动的税收优惠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一个人才“特区”，让大湾区成为各类文化人才干事创业、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的美好家园。
二是要建设成为文化产业创新高地。文化产业是文化精神的载体，它融文化生产、创造、传播、消费为一体，有力推动文化的大众化、市场化、数字化、全球化，是凝聚人才、吸纳资本、激发创意和提升文化竞争力、影响力的朝阳产业。岭南文化具有重商性、通俗性、务实性特色，大湾区有条件迅速成为中国和亚洲最有活力的文化产业中心区域之一。整合粤港澳文化产业资源和优势，不仅是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复兴岭南传统特色文化产业、打造世界级文化产业创新中心的需要。以粤语电影、电视剧、歌曲、音乐等为代表的岭南特色文化曾风靡全国，港产武侠片更是享誉全球。然而今天已出现了力作不多、人才散失、市场萎缩的趋势，究其原因，既是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的区域优势削弱所使然，也是体制和文化创造力下降所使然。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大湾区应当发挥三地优势，走粤港澳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之路。以建设世界文化产业创新中心为目标，以振兴岭南特色产业为主抓手，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增强湾区文化产业发展整体性、协调性和互补性。鼓励三地在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国家战略上先行先试，依靠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以及广州南沙等平台，深入开展协同合作试点。充分利用香港、澳门在金融、信息、人才、创意的产业化运作、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利用珠三角丰富的文化科技资源、强劲的文化消费市场和制造业优势，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跨区域深层次合作，加快文化产业市场、资金、人才、技术的融合，着重在岭南特色文化、数字内容、园区建设、会展策划、文化旅游等若干产业开展联合与协作，构建高度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文化产业创新平台，共建世界一流人文湾区和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
三是要建设成为人文学术研究高地。在充分肯定岭南文化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岭南人“敏于行、纳于言”的性格特质既有重实践、求变革的优点，但也内含着科学理性、学养积淀不够厚实的不足。因此，充分发挥大湾区高水平大学众多的优势，加强人文学术研究，强化理性文化、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领，是建构人文湾区的重要环节。在加强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优势学科研究的同时，着力加强岭南文化的研究，包括对岭南历史文物、历史人物、典藏文献、学术流派、艺术流派、宗教文化、华侨文化以及各种特色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诠释，形成若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数据库，形成若干由学界领军人物带领的优秀专业团队，形成一批具有系统性、前沿性、创新性的重大研究成果。鼓励支持三地高校、研究机构、各类智库协同创新，共同推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现代化转型，形成与人类文明相呼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思潮。梁启超说过：“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唯不负岭南先贤的期待，在古老而又日新的岭南大地上，促进粤港澳三地学术界携手共进，才能催生大湾区文化昂进之时代，再铸岭南人文精神新辉煌。
（田丰，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社科联研究员。）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