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认同是个体由于肯定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感情上的归属感，愿意支持、遵循、守护这一制度体系。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走向纵深，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样化、价值评价的多元化日渐显现，制度认同成为新时代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议题。有研究认为，影响制度认同的因素与制度本身有关，比如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规范性。本文关注制度以外的力量对制度认同的影响，制度正当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是本文的理论出发点。究竟社会经济地位与制度认同之间是何关系？当代中国的制度认同有怎样表现？由于个体间除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还存在人格变量的差异，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会使得中国人的制度认同可能呈现地域差异，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也会对受众的制度认同产生一定作用。综合以上考虑，本文试图探索影响制度认同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制度正当化理论
制度正当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制度的正当化是个体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合理化、合法化的心理过程，即使维持这样的社会制度需要消耗个人及其所在群体的利益。这个理论是基于刻板印象正当化的功能，有学者认为人们利用刻板印象，通过自我正当化（egojustification）和群体正当化（group justification）的心理机制来维护自我和群体的利益。一般而言，弱势群体往往会倾向于认为自身是弱势的，而强势群体也倾向于认同自身优越的社会地位，二者共同作用，发挥了维护现状的功能。
弱势群体相比优势群体而言，更加倾向于维护以及正当化现有的社会系统和现状，即使在现有制度中遭受痛苦的群体，也几乎不去“质疑、挑战、反对、改变”现有制度。有研究通过考察外群体偏好的影响，认为个体会对制度的不平等产生内化和支持，而且常常发生在对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之下。弱势群体这一看似反常的心理现象主要与3种心理机制有关：谬误意识、公正世界信念以及认知失调。谬误意识是指人们持有与自身或群体利益相背离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帮助维持自我或群体的弱势地位。比如，弱势群体成员相信自身是处于劣势的、所处的困境是应得的且难以反抗的，优势群体通过掌控权力而影响教育、宗教、媒体、文化和经济，将社会和权力不平等进行正当化，并将此观念传播于众。公正世界信念理论认为人们常常倾向于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有序的，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一旦公正世界的信念缺失，个体会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个体遇到与自己已有认知相左的信息时，会改变已有认知，或歪曲外部信息来减少或消除认知失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在制度正当化理论的框架下，有学者认为由于抗争本身具有风险，弱势群体成员往往会通过认同现有的制度来消除心理斗争。然而，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制度正当化现象并不稳定。有学者分析，制度正当化理论在不同国家也会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如社会不平等以及精英主义文化等。中国作为有着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国家，其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和西方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旨在通过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来探究当今中国社会制度认同的表现。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一：在当代中国，不同阶层的民众是否在制度认同上存在差异？
（二）权威人格与制度正当化理论
随着制度正当化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制度正当化现象在微观和宏观的水平上都会出现差异，其中人格和环境是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认为，权威人格是影响制度认同的重要人格变量。权威人格特征倾向明显的人，在对待比自己弱势和比自己优越的人们时表现迥异。一方面对弱者表现出排斥、拒绝；另一方面对权威者表现出服从。权威人格理论的研究面向主要在外群体偏见等议题，也涉及家庭教育、成长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等议题。权威人格在现代社会议题的研究中主要包括3个面向：服从合法权威、利用权威进攻、保守主义。研究者通过反映个体这三方面的特征来预测其政治态度和行为。
权威人格理论不仅在西方的政治、文化语境下适用，许多中国学者也结合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对其进行本土化的论述。中国社会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尊卑长幼的伦理秩序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即便在当代中国社会，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等级差距仍然存在于绝大多数社会情境中，权威人格已经成为有关中国人伦理道德研究的重要议题。权威道德的建立作为中国社会化的一种模式，内嵌了等级威权排行体系，并渗透到教育、社会、政治机构当中，由此使部分个体形成了权威人格，与权威服从、权威进攻和保守主义产生共存关系。权威人格与制度正当化心理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权威人格与保守主义呈现正相关。权威人格倾向鲜明的个体往往会服从权威、支持权威所建构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维护这一体制的工具系统。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权威人格倾向越明显的人，制度认同感越强烈；研究问题二：权威人格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制度认同的交互作用是否存在？
（三）媒介与制度认同
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亲身体验，但涉及政治制度时，与之相关的个人经历则较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政治制度的认知和评价则更多受到外来信息的影响，媒介是提供这些信息的关键来源。具体来说，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成为人们了解政策、会议、外交等政治活动信息的主要来源，能够培养民众的政治素养；媒介还通过传递政党文化培养民众的政治感情和政治认同，通过宣传政治纲领、政策、主张，推进政治价值、政治信念在民众中的传播，通过政治新闻塑造政党和领导人形象。对中国社会而言，媒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其传播内容对受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传媒又具有一定的监督功能，为民众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发表和交流意见提供平台，促进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传媒对负面政治事件的揭露、对政治人物负面新闻的曝光或者失真的报道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积聚激发，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动摇制度认同。可见，传媒既能够促进制度认同，也有可能损害制度认同。相比其他类型的新闻，与政治相关的新闻与制度认同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本文将关注点集中于政治新闻，考虑到新媒体时代多种媒体形态并存的现实状况，本文提出研究问题三：接触不同类型媒体的政治新闻如何影响网民的制度认同？
（四）地域差异对制度认同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但是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影响制度正当化的边际条件包括经济层面的社会不平等、文化层面精英文化等因素。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省内居民的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程度也不一致。在文化领域，各个省份的发展程度也呈现差别。本文着重关注各省在传媒领域的发达程度。一方面，报刊尤其是党报不仅是党和国家政策上传下达的喉舌工具，而且从诞生之初就是人们了解社会的渠道和表达自我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精英文化的代表。自2012年以来，随着网络媒体的渗透率直线上升，中国报纸的发行量、阅读率和广告额度大幅下滑，各地报业纷纷探寻新的赢利模式，而“内容为王”依旧成为报业维系原有价值体系的圭臬，以文字为核心内容的报刊在新媒体的追击下逐渐由大众媒体转型为精英媒体，影响着有影响力的人群。在新媒体时代，一个地域报刊发行量的高低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精英文化的盛行程度。另一方面，互联网在全国各地的渗透率逐年上升，网络的“草根性”允许人们在虚拟空间发表自己的声音。但目前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数字鸿沟”，互联网的普及率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教育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综上所述，本文希望考察省级层面中的互联网普及率、GDP、基尼系数和报刊发行量的地域差异对于制度认同的影响，提出研究问题四：制度认同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地域差异？具体而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报刊发行量和互联网普及率是否会影响该地区民众的制度认同？
本文认为，个体对一个社会的制度认同既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个人层面，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格特征是决定其制度认同的直接原因。基于东西方社会的差异，本文提出权威人格这一变量对制度认同感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个体对“制度”的认知受到外来信息的影响，而媒介正是这些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接触政治新闻或政治信息会对制度认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社会层面，制度认同与社会的精英文化氛围、不平等程度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对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操作化处理，试图从经验层面检验社会因素的作用。
二、数据来源及测量
本文的数据包括个人层面和省级层面数据。个人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主持的“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所发布的2013年（n=2662）、2014年（n=4129）、2015年（n=3781）、2017年（n=2370）的数据。该数据为全国性连续横截面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中国网民，样本主要来自问卷网、新浪微博、凯迪社区、天涯论坛等网络社区。尽管难以做到严格的随机抽样，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仍然是目前公开的样本规模最大、样本来源最多元、调研内容最丰富的数据。删除在重要变量上有缺少的无效样本后，本文样本平均年龄30岁左右。在几次问卷调查中，男性样本均多于女性，2017年的数据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男女网民比例（约为54：46）最为接近，为52：48。
本文的因变量是“制度认同”，对该变量的测量主要选取问卷中的以下问题：“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绝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所有选项的平均值构成“制度认同”的程度，体现了个体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4个年份的信度（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91、0.89、0.91、0.74。
本文的重要自变量是“权威人格”，对该变量的测量主要选取问卷中的以下问题：“任何人都应该服从政府的领导和决定”“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等（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所有选项的平均值反映了个体在权威人格方面的程度。4个年份的信度（Cronbach’s α值）分别0.82、0.90、0.81、0.79。
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测量，用收入、教育程度来体现；另一种是主观测量，即被调查者自我评估的社会经济地位（1=社会最底层，5=上层）。本文选取了是否利用媒体关注新闻、上网的目的是否为浏览新闻（2015年、2017年问卷未提及）来反映人们对新闻的接触程度。2014、2015、2017年中有专门针对政治新闻的问题，询问答题者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门户网站、微博、微信、海外媒体获取政治新闻的情况（1=几乎没有，4=几乎天天如此），因此选用它们作为接触政治新闻的测量。对除此之外，将性别、是否为党员、长期生活居住的地方（1=大城市，5=农村）、谈论政治经济社会话题的频率（1=经常，4=从来不讨论）等作为控制变量。
省级层面变量主要借鉴各相关部门的公开数据。各省的GDP、报刊发行量、人口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14至2018年年鉴；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3—2018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反映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来自于网络文件《1995—2014年各省直辖市基尼系数基尼指数》。
三、数据分析与发现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一、二和检验研究假设一，本文对个体层面数据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聚焦社会经济地位和权威人格对制度认同的主效应和二者的交互效应。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以制度认同作为因变量，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的结果显示，收入在4个年份的数据中均呈现负向作用，其中2013、2015年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教育程度和长期生活地区在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中均与制度认同感显著相关，教育程度为负向，长期生活地为正向，表明收入和教育程度越低的个体和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个体，越有可能持有强烈的制度认同感。同时，自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在2013、2014年的数据（2015、2017年未测量）中都与制度认同呈现显著负相关，与客观测量方法的统计结果一致，说明在中国确实存在制度正当化现象。
模型2检测的是权威人格与制度正当化现象的关系，在4年的数据中，权威人格的作用都正向显著且稳定，表明个体权威人格越高，制度正当化程度越高，因此研究假设一得到支持。此外，模型3检测了权威人格与收入、教育程度、自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整体上交互作用不稳定，且2017年交互作用会减弱权威人格作为主效应的解释力。整体上，随着权威人格变量加入模型，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系列变量的解释效能降低，部分变量从显著变得不显著或边缘显著（p＜0.08）。
研究问题三关注媒体对制度认同的作用。表1中的模型3显示，“看政治新闻”与制度认同在2015年的数据显著正相关，“上网浏览各类新闻”与制度认同在2014年的数据负向相关，但上网浏览新闻发挥的作用并不稳定。鉴于3个模型对“媒体使用”的测量过于简单，为了深入探讨不同媒体对网民制度认同的影响，我们利用2014、2015、2017三年问卷中有关于政治新闻关注程度的题项作为自变量，将制度认同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党员身份、收入、教育程度和权威人格之后，浏览政治新闻的频率依旧与制度认同水平显著相关。其中，浏览新华社、《人民日报》、新浪等门户网站的政治新闻浏览产生的主要为正向作用，意味着关注上述媒体政治新闻越多，制度认同程度越高。而浏览微博、论坛（社区）、外媒的政治新闻的频率与制度认同负相关。除此之外，官微发布的信息在2014、2015年呈现负向相关，2017年呈现正向相关，从侧面表明我国近年来对官微加强管理后，开始发挥促进制度认同的作用。由此可见，主流媒体政治新闻的报道确实起到了增强受众制度认同感的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建构的理论模型对制度正当化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更新，提出制度认同受到个人性格层面的权威人格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发现，无论是自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以收入、教育程度测量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都和制度认同呈现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制度正当化现象在中国确实存在,对社会制度进行合理化接纳会减少由于阶层差异带来的认知失调和焦虑情绪。互补刻板印象概念指出，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有调查发现，我国的弱势群体在内隐和外显层面都存在显著的内群体和外群体偏好，外群体偏好的程度较大，这意味着弱势群体会通过媒体的信息传播、自身经验的感知甚至是学校及家庭教育而对优势群体产生偏好，倾向于维护和服从优势群体制定的制度。本文的发现同样证明，弱势群体对社会制度的高度认同，也是互补刻板印象的体现。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权威人格对制度认同的重要影响，权威人格对制度认同的解释力要超过社会经济地位。权威人格倾向强烈的人一方面喜欢服从权威，具体表现为对体现权威的制度的认同；另一方面喜欢以权威自居，体现了其对权威的向往。弱势群体在社会中拥有较少权力，所以容易对优势群体产生外群体偏好。这种外群体偏好的前提是权威的合法性，而认同现有制度就是认同现有权威的合法性。权威人格促使个体希望通过权力提升对社会环境的控制感，然而弱势群体成员由于自身拥有较少权力，其控制感会更弱而产生较大心理落差，因此通过接纳和维护现有制度来形成自我的补偿性控制。
本文发现，政治新闻对于制度认同具有稳定的影响力，不同平台、不同媒体的政治新闻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具体来说，主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政治新闻会对人们的制度认同产生积极影响，体现了上述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传播政治消息、宣传政治主张、塑造政党形象、传递政党文化、培育政治认同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门户网站不具有独立采编权，其新闻来源依赖于主流媒体，因此，接触搜狐等门户网站的政治新闻对网民的制度认同也有着正向影响。与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相反，微博和论坛（社区）的政治新闻接触对制度认同呈现了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两种媒介的功能和信息特点密切相关。一方面，作为社交媒体，微博和论坛（社区）中既存在正统的政治新闻，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亚文化和互联网娱乐化倾向的影响，政治议题在社交媒体的传播过程中，由于网民的讨论、评论、再创造，常常丧失了其应有的严肃性，难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中的不实信息、虚假信息和谣言削弱了民众对于公共信息的信任程度，进而影响了对制度的认同感。大量碎片化、极端化的评论可能妨碍网民理性客观地评价现有制度，进而降低其认同感。从媒介治理层面来说，有针对性地治理新媒体平台上的虚假、夸张以及过度娱乐化的新闻，减少极端、非理性评论，或将有助于提升制度认同。此外，本文还发现，接触海外媒体的政治新闻也会对制度认同有消极影响。目前民众接触到的海外媒体新闻一方面并不一定能及时对我国政治生活现状进行准确核实，可能出现误报的情况；另一方面，海外媒体的政治新闻报道者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可能会不了解甚至不理解我国国情，在报道的事实选择中出现偏见；再者，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政治新闻报道多站在西方国家利益立场，常关注负面新闻、出现泛政治化倾向甚至不实报道，容易激发网民负面情绪。
本文关注制度认同的地区差异，通过HLM分析发现了地区差异的确存在，且一个地方的贫富差距是影响该地网民制度认同的重要因素，在贫富差距越大的省份，制度认同感越弱，说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会影响到居民的制度认同感而上升为政治问题。因此，消弭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是事关国家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工作。然而，代表精英文化和公众意识程度的报刊发行量的作用并不稳定，主要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报刊发行量由最开始发挥主作用，到调节权威人格的作用（在报刊发行量越高的省份，权威人格与制度认同的相关性越强烈），再到主作用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数字鸿沟”在我国依然存在，但互联网的普及率并没有影响一个地区网民的制度认同水平，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使用方式和目的的千差万别。本文的主要不足在于省级层面数据的不完整，由于缺失2015、2017年基尼系数数据，只能用人均GDP来替代，使得4年的多层线性模型未能保持完全一致。通过人均报刊发行量来折射“精英文化”程度仍缺乏理论基础。尽管本文显示，影响制度认同的个人层面因素的作用在3年的数据中较为一致，但社会层面变量的作用并不稳定，未来可采用更有代表性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进行进一步检验。
（钟智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童辰，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1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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