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持续深化产业分工，提升产业体系竞争力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强调，广东要始终坚持以制造业立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数字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基本要素。然而，数字化也带来了各种失序和混乱的问题，需要创新数字治理，提升数字善治能力来解决。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需以高质量数字治理作支撑

　　近年来，数字作为生产力，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倒逼着政府必须提升数字治理的能力。数字治理既包括企业借助数据库、数字分析等手段，研判市场需求、预警以及紧急处置突发性事件的“数字化治理”；也包括对数字化所造成的各种复杂难题的“对数字化的治理”。影响营商环境的数字治理问题可分为两类：一是数字技术创造的数字化生态环境下，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和风险，例如数字霸权、数字垄断、数字鸿沟、技术短板等；二是企业在数字技术运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例如商业数据泄露、信息污染、网络黑客入侵、平台生态系统问题等。从营商环境的范围来看，数字治理涵盖企业发展的微观环境，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发展的中观环境，以及全球治理的宏观环境。

　　高质量数字治理是改善企业微观营商环境的基础。数字资源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加强数字治理，有利于强化企业的技术运用能力，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优化企业的内部环境。当前，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速迭代，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程度升级迅速。完善数字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不仅能够有效避免数字资源垄断问题，解决数字霸权、数字鸿沟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促进企业间形成良性竞争态势，激发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而且能够激励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充分赋能企业发展，促进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有机衔接，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高质量数字治理是优化企业中观营商环境的支撑。加强数字治理，有利于发挥政府、市场、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等多元营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发展的合力。政府通过政策创新，为企业创造公平、健康的发展环境和优质的人才资源。企业数字治理能力的加强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组织架构改革、人才激励机制的优化，促进供应链升级，进而提升整个市场的总体竞争力。市场通过整合数字产业、数字文化和人才发展资源，维护市场秩序，搭建公开、公正、公平的企业竞争平台，形成优质的投资和竞争环境。

　　高质量数字治理是构建企业宏观营商环境的保障。当前，跨国性的数字贸易网络正在形成，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驱动下，数据安全“爆雷”事件层出不穷，数字化攻击、智能化对抗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形态，提升数字安全治理能力已成为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底层逻辑。加强数字治理，有利于构建企业发展的安全保障，优化企业健康发展的技术环境，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竞争，保护企业信息安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的重要战略。

　　从三个方面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高质量数字治理能力建设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也是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具体而言，可以从整体性、安全性、可持续性三方面着力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从激发活力与规范行为的关系角度提升数字治理的整体性。一方面，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整合和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力量，全面优化企业发展的技术生态环境。应超越纯技术安全的狭隘视域，克服一区、一域的“碎片化”思维，打破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数字壁垒，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边界，注重从整体上协调多元营商主体之间的关系，激发多元主体的发展活力，打造互通互联、智能高效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完善数字服务能力，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体系。强化对数据泄露风险的防控，将安全责任贯穿于企业新技术开发、应用爆发与应用强化的全过程，构建全周期的数字安全战略，促进发展与安全的双重升级，既具有事后弥补、亡羊补牢的高招，又具备未雨绸缪、事前防控的能力。

　　从工具理性与人才发展的关系角度提升数字治理的安全性。数字的工具理性强调企业发展以营利为目标的功利性价值指向，但数字化具有“人才主权”的典型特征，坚持高水平数字人才的培养是弥补核心技术领域短板和盲区，夯实创新发展能力的关键。要通过系统谋划，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引导，贯彻落实数字化人才发展战略，促进企业人才资源数字化转型的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为人才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促进企业发展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从数字主权与数字合作的关系角度提升数字治理的可持续性。当前，数字技术加速迭代，数字主权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国博弈的焦点。然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均衡趋势明显，数字发展格局面临技术垄断、恶性竞争的挑战。数字治理应通过数字合作保障企业利益、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以公平的国际规则和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数字合作。通过建立合作共识，加强技术、投资与服务等领域的合作，营造安全、开放、公平、包容的营商环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雷琼、袁继红，分别系广东财经大学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中国发展（21FKSB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