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岭南在地域上覆盖今广东、广西、海南及香港、澳门，旧称“两粤”。由于开发较晚，因此自汉至六朝仅有少数几篇赋涉及岭南，其中最重要的赋家是谢灵运。他在粤两年有余，写下了诸多歌颂岭南山水的佳作，其中《岭表赋》和《罗浮山赋》这两篇不朽的名作向世人展现了早期岭南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风貌，成为文学见证时代、参与时代书写的最好注脚。

　　逮至李唐，出现了被誉为“岭南第一人”的张九龄。他曾主持开凿大庾岭路，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良好交流，推动了岭南经济的发展和岭南文学的发育。身为岭南人的张九龄对家乡的风土人情颇为熟悉，曾作《荔枝赋》，借荔枝以言志抒情。

　　有宋一代，苏轼贬谪岭南，在此期间创作了不少相关风物的赋篇，如《天庆观乳泉赋》《酒子赋》《沈香山子赋》等，大大提高了中原士人对岭南的认识。

　　到了元代，由于岭南地区担当了抗元斗争的最后战场，持续的战争情况较为惨烈，加之元代统治者对岭南的打压，因此岭南文坛在元代显得格外沉寂。

　　总的来说，明以前有关岭南的赋作品较为少见，且作者多为贬谪官员或行旅至岭南所作，岭南籍作家实则不多。

　　（二）

　　降及明代，统治者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思想文化上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科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不再是唐以来的诗赋取士，这使得诗赋文学创作逐渐萧条。与中原诗赋文的衰落现象截然不同的是，岭南文学却以迅速繁荣的姿态，于中原之外别树一帜，其成就超过唐宋两代。

　　明初，岭南诗坛出现了“南园五先生”（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结社唱和，推崇盛唐之风，代表着其时岭南文人的最高水平。这一诗家群体正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所言“开有明岭南风雅之先”，使岭南诗派崛起成为明初全国五大地域诗派之一。相比于诗坛的活跃，明初岭南的赋体创作要逊色很多，留下的赋作极少，内容多是歌功颂德。

　　明代中后期，岭南文坛出现了丘濬、黄佐、郭棐等辞赋大家，所写赋文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以及时代征候。如丘濬《南溟奇甸赋》对海南岛的物产民情进行描写，盛赞了家乡之美。黄佐在《粤会赋》中对广东的地理位置、山川物产、发展历史、民情习俗等都作了全面的铺叙，歌颂粤地山河美景，人文繁盛。黄佐、郭棐二人同时亦兼著名的方志学家，他们具有丰富翔实的岭南史志之知识，故能在赋中较好地彰显岭南独有的自然环境、地理概貌。如黄佐撰有《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广州府志》《罗浮山志》等，为岭南地方文献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而郭棐著有《粤大记》《岭海名胜记》《广东通志》等，尤其《岭海名胜记》是岭南名胜书写的大型诗文总集，辑录了丰富的岭南赋作，为岭南辞赋的文学、文献研究提供了充裕的史志资料。

　　明末，岭南赋家出现了有“吾粤之太白”之称的黎遂球。清时任广东学政李调元在《雨村赋话》论其赋曰：“明黎遂球《素馨赋》最为警策，余尤爱其六句云：得人气而转馥，在晚妆之初洗。围宝髻之盘盘，贯玉屑而齿齿。果并掷于车前，香可分于袖底。”在黎遂球的引领下，出现了著名的“南园十二子”，即明代岭南诗家黎遂球、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黎邦瑊、黄圣年、黄季恒、徐棻、僧通岸十二人，他们在诗文创作之余，亦进行赋文创作。

　　总的来说，有明一代，岭南辞赋得到较快的发展与拓展，然与岭北的辞赋水平相较，在创作数量和文学价值等方面，仍存有一定距离。

　　（三）

　　清代以降，岭南赋作得到长足的发展，作品不仅异彩纷呈，而且水准也得到显著提高。如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他们虽以诗结名，然其辞赋创作亦不逊色。特别是屈大均，代表了当时岭南散文的最高成就。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记述颇多岭南各地风物，并编选诸多赞美家乡、体现岭南认同感的美文佳作。但在具体的岭南辞赋创作中，当以陈恭尹为代表，他创作了较多的关于岭南景观或物产的辞赋作品，如《登镇海楼赋》《茘枝赋》《浚贪泉赋》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清初成鹫和尚，他是岭南赋作创作的主力成员，其学问博洽、才气纵横、撰述丰赡，传世的赋篇多记载岭南的物产习俗、景物风光、社会生态等，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生活态度以及赋文理念。其赋作深入浅出，颇富哲思。

　　到了清代中期，岭南赋创作得到进一步发展，譬如车腾芳《海珠寺赋》《沉香浦赋》、韩海《海珠寺赋》、黄呈兰《朝汉台赋》、黄丹书《西樵山赋》《花田赋》、庾泰钧《槟榔赋》等，均是该时期较有成就的赋作名家。此外，这时期岭北富有名望的辞赋作家袁枚和陈沆，曾先后踏足岭南，创作不少关于岭南的辞赋，如袁枚《铜鼓赋并序》、陈沆《陶侃运甓赋》等，皆有相关作品问世。清代晚期，也是岭南赋最后绽放光彩之际。

　　（四）

　　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开始广泛进入中国。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得风气之先，首先出现了一批接受西方思想的思想家、政治家，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代表。但这种社会环境的转变并没有在辞赋创作中得到体现，岭南赋仍遵守着以往的书写传统，以岭南的花木、物产、习俗、景观、地望等入赋，较少反映国内的社会问题，这主要与赋体文学的体制和传统有关。这时期优秀的代表有谭莹、黄遵宪、潘飞声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谭莹。谭莹为岭南著名学者，长诗文，尤工词赋，传世的岭南辞赋有《江瑶柱赋》《盐田赋》《红豆赋》《羊城灯市后赋》等。

　　明清时期岭南赋作的兴盛不仅体现在作家、作品数量上的持续增长，还体现在质量上的飞跃，这集中表现为岭南赋作在题材、主旨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清时期岭南赋作题材范围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如涉及岭南之地理、经济、物产、风俗，乃至与岭南有关之重大历史事件，蔚为壮观，独步文坛。

　　明清岭南辞赋题材的多元化，足以说明伴随着中原移民的到来以及岭南文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岭南的地方风物等诸多方面进入赋文创作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征候的赋文作品。岭南文化是一种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发育起来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具有中华文化的一般共性，又受到本地区自然、人文乃至海外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岭南赋学文献与文学活动是岭南文化的精粹部分，因此展开对岭南赋的探讨，有助于对岭南文化研究的深化。

　　作者黄志立，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ZW113）、广东省教育厅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2022GJZL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