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这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所在。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见义勇为作为道德生态的关键维度，承载着维系社会秩序与弘扬正气的双重使命。然而，当下见义勇为行为在现实推进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境。深入剖析这些困境，并探寻切实可行的协同突破路径，已然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一项紧迫任务。
见义勇为行为遭遇的现实困境
一是个体权益保障的缺失。见义勇为者在实施救助行为时，往往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到帮助他人、制止不法行为的行动中，但救助行为结束后，他们自身却常常陷入权益难以保障的尴尬境地。在一些勇斗歹徒的案例中，见义勇为者身负重伤，面临着长期的康复治疗过程，医疗费用的负担给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此外，因见义勇为导致的误工损失、财产损失等，也缺乏有效的补偿机制。更为严重的是，部分见义勇为者还可能面临被救助者的诬陷与讹诈，反而陷入法律纠纷，极大地挫伤了见义勇为者的积极性。
二是认定标准与程序的模糊性。在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方面，目前存在着认定标准不够清晰、统一，认定程序不够规范、透明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于见义勇为的界定存在差异，导致同样的救助行为，在不同地方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认定结果。有的地方侧重于救助行为的危险性，有的地方则更关注行为的社会效果，这种标准的不一致性，使得见义勇为者在申请认定时感到无所适从。同时，认定程序繁琐复杂，缺乏明确的时间节点与操作流程，导致认定周期过长，一些见义勇为者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权益无法及时得到确认与保障。而且，认定过程中信息公开程度不足，见义勇为者对于认定的依据、进展情况等缺乏了解渠道。
三是社会观念与舆论环境的负面影响。社会观念的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对见义勇为行为产生了冲击。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部分人秉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过于关注自身利益，忽视了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担当。此外，舆论环境的复杂性也给见义勇为行为带来了挑战。一些自媒体在报道见义勇为事件时，为了追求“眼球效应”，过度渲染事件的负面因素，如见义勇为者的受伤惨状、后续遭遇的困境等，而对见义勇为行为本身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宣扬不足，进一步削弱了人们见义勇为的意愿。
从“勇为”到“善为”的路径探索
见义勇为行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其困境的突破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与公众等各方力量协同合作。要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体系，为见义勇为行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让个体偶然行为升华为社会常态，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深层互构，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持久动能。
一是政府进一步完善制度与强化保障措施。首先，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程序以及权益保障措施。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构成要件、认定主体、认定流程等进行详细规定，确保认定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设立专门的见义勇为保障基金，资金来源可包括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赠、福利彩票公益金等多渠道。该基金用于支付见义勇为者的医疗费用、伤残补助、死亡抚恤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及时救助与补偿。此外，还应加大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与奖励力度，通过授予荣誉称号、给予物质奖励等方式，提高见义勇为者的社会地位与荣誉感。
二是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提供专业服务。社会组织在推动见义勇为行为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公益法律组织可以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服务，帮助其应对可能面临的法律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心理咨询机构可以为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辅导，帮助他们缓解因救助行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与创伤。志愿者团队可以深入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社会组织还可以搭建交流平台，促进见义勇为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支持。
三是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捐赠资金、物资等方式，支持见义勇为保障基金的运作，为见义勇为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就业机会与职业发展支持，同时将见义勇为精神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
四是提升公众的道德素养。公众是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也是推广见义勇为风尚的关键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要培养自身的正义感与勇气，当遇到他人需要帮助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勇敢地伸出援手。同时，公众要积极传播见义勇为的正能量，通过社交媒体、口口相传等方式，宣传见义勇为的先进事迹，让更多人了解见义勇为、支持见义勇为。此外，公众还应积极参与到社会监督中，确保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得到公正保障。
五是加大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运用。数字技术不仅能解决见义勇为举证难的问题，而且能将分散的个体救助行为纳入制度化的社会协同网络，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形成有力支撑。利用数字技术，可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可靠的存证服务。当数字证据成为连接司法机关、社区组织与公众的数字纽带，传统意义上依赖个体道德自觉的见义勇为行为，便升华为“技术保障—制度护航—社会参与”的现代化治理场景。
作者詹笑红，系广东警官学院警务心理教研室副主任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专项委托项目（GD24XFZ17）、2025年度广东警官学院强师工程“金鹰学者”团队项目（2025JY04）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