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乎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发展方向。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农民利益诉求逐渐多元，面对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尤为迫切。

　　健全村级组织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村级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村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完善组织结构、建立标准体系、实施清单管理等举措，各地村级组织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为以高效能的乡村治理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人才结构失衡、专业化水平不足、村集体自我造血功能欠缺、监督机制虚化、群众参与度低等问题依然存在。

　　因此，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高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机构和村级事务的领导能力。推动资源、管理、服务下沉，不断加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在村“两委”换届工作中，选拔有干劲、会干事、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的人担任支部书记。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动员村小组组长、群众参与乡村治理，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促进党组织领导的村级自治组织规范化运行。健全组织建设，完善运行机制，优化监督和管理制度，在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同时，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业化运行。完善集体议事决策、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村级制度，推动村务监督组织有序化运行。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根本上是为了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关键是要搞好服务，特别是要抓好‘一老一小’这两个重点。”近年来，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明显扩大、供给方式日趋多元、供给内容不断增加、服务标准持续提高、对象范围逐渐扩展，但城乡之间、典型村与普通村之间、不同职业群体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要增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通过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让广大农民共享乡村振兴的成果。要增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性，借助“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机制，收集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数据，建立公共服务供给清单并及时进行动态更新。在人口规模大且流动性强的乡村，创新探索数据下沉工作机制，使数据更有效地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源于乡村社会中的个体成员，植根于乡村内部主体行动的自觉性，其核心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目前，受群众工作基础、社会动员方式、群众参与反馈机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群众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仍有待提升。

　　因此，要加强内外联动，围绕群众不同类型的实际需要，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推行全方位、宽领域教育培训，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政策融入到生产生活中，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引入产业项目促进乡村就业、在干事创业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完善群众议事协商机制、探索多元化的乡村运营模式等，引导群众实现从乡村治理的“旁观者”“局外人”到“主人翁”的转变。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乡村全面振兴向纵深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也要随之不断提升。

　　因此，要多措并举全面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要挖掘乡村文化中蕴含的优秀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丰富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提升文化引领能力。要发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主体作用，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进社区活动，提升依法办事能力。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利用乡村的自治与德治资源，健全基层治理机制，提升矛盾预防化解能力。要结合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公共服务需要、农产品销售需要等，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数字化应用能力。

　　作者胡项连，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