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华南敌后抗战，高举抗战旗帜，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文化活动和抗日统战工作，大力发动、组织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人民抗日武装活动于东江、珠三角、韩江、南路及海南岛70多个县，对敌作战4000次以上，毙伤日、伪军1.5万人以上，先后抗击、牵制了4个师团的日军和大量伪军，支援、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同时，成功组织了影响深远的省港秘密大营救，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破坏日军以华南为南侵基地的图谋，间接配合南洋各国抗战，并与盟军建立情报合作，支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与中共广东省委重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和东北三省的步步沦丧，国人莫不悲愤，广东也发出了抗战的呼声。
中共两广省委于9月20日发出第六号“通告”，号召奋起对日抵抗。广州培正中学教师、中共秘密党员陈黄光作词的《奋起救国》，喊出“暴敌凭凌，破坏东亚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我劳苦民众士兵，莫不愤慨填膺”的吼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遂在岭南大地掀起，这是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个浪涛。1932年1月，有“广东子弟兵”之称的十九路军，在上海武装抗日，广东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声援十九路军运动，这是广东救亡运动的第二波浪涛。1935年，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推动下，广东又一次掀起震撼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是第三波浪涛。高潮迭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打破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于南方的沉寂空气，振奋人心，涌现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中山大学抗日剧社、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突进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和左翼文化团体（广州“文总”等），并从中走出了大批抗日热血志士。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恢复发展输送了新鲜血液，为全面、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作了舆论动员，并准备了干部。
当日军铁蹄蹂躏东北、步步南侵时，共产党人在华南的活动处境极其艰危，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党在广州、香港所设的机关，先后停止了活动，然而红旗不倒。在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广东共产党组织逐渐重建和恢复，在香港成立“南临委”，在广州成立“市委”和“外县工委”，1938年4月，正式建立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中共中央派大批干部到广东，充实广东党组织，并建立了八路军驻港、驻穗办事处。至1939年10月，广东全省共产党员发展至1.8万人，是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省。
在全面抗战爆发、广东共产党组织重建、恢复的条件下，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南得到更大的发展，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岭东青年抗敌同志会（“青抗”）等抗日救亡团体顺势成立。其中广东“抗先”由中山大学“抗先”、中大附中“抗先”、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会、青年群社、救亡呼声社等8个团体组成，成员达1.2万人，以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为骨干，受中共广东省委“青委”直接领导。广东“抗先”是公开、半军事化、闻名全国的青年抗日团体，受到中共中央“青委”表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抗先”队歌谱曲。“抗先”活动的足迹，遍布于广东全省各地。
平、津、沪沦陷后，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大批文化人南下，聚集于香港、广州两地，抗战文化活动在南方蓬勃开展。陆续组建了艺术工作者协会、文化界救亡协会、民众歌咏团、艺协剧团、锋社剧团、蓝白剧团、儿童剧团等，以文艺为武器，以笔当枪，大力宣传抗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的《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新华日报》馆在广州设分馆；中共广东省委运用统战条件，也创办了《抗战大学》和《新华南》；1941年4月，《华商报》在香港创刊。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州与武汉一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化活动的中心。
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统战工作的开展
1938年10月，日军侵略华南，广州于10月21日沦陷。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遂迁往粤北，下设东南特委、西南特委、东江特委等。至1940年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撤销广东省委，另设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致力于领导华南各地的抗日斗争。
广州沦陷前后，党领导组建的人民抗日武装有：一支是东江抗日武装，由王作尧、曾生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组成。其中王作尧部由增城抗日武装、东莞模范壮丁队和常备壮丁队及宝安抗日武装组成，是党通过统战关系建立的队伍；曾生在宝安、惠阳成立的抗日武装，主要由香港海员工人、青年学生和华侨、港澳同胞组成，是粤东南特委、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组织领导组建的队伍。以上两部，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另一支是广州沦陷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农运领袖吴勤组建的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党在该部开展政治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党领导的顺德、中山抗日武装，也编入了这支部队。该部后发展为珠江纵队。第三支是在海南岛，土地革命时成立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队，该部后来发展为琼崖纵队。此外，党在南路、潮汕、北江等地，也分别组建了抗日武装。上述人民抗日武装，其始也简，规模小，装备差劣，但英勇投入抗日战场，筚路蓝缕开拓华南敌后抗战之路。
除大力组建抗日武装、实行武装抗日之外，党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在第四战区政治部，党通过统战关系，安排中山大学教授尚仲衣任第三组组长，该组成员许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同时动员大批进步青年到抗日军队开展宣传工作。在被称“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陈汝棠领导的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党组织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其中，成立中共支部。日军进攻广州时，该看护班开赴前线救死扶伤，数十人壮烈牺牲于增城朱村。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中共广东省委从各抗日救亡团体中，调派210名共产党员和600多名进步青年前往学习和集训。总队内成立中共“总支”和“工委”。总队队员亲历粤北会战，经受了抗日战火的洗礼，许多人成为东江、珠三角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队张发奎、余汉谋等部和地方实力派莫雄、张炎、伍观淇等部，开展坚持团结抗战的各项工作。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张发奎四战区长官部，成立了中共“特支”。该“特支”为鼓舞、推动张发奎部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党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大力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援助祖国抗战；或组织回国、回乡救亡团体，到内地参加抗战。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在香港，经粤东南特委动员、组织前往内地参加抗战者，共有65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50人。因抗日统战工作广泛深入的开展，广东获得了“统一战线的模范省”的称号。
省港秘密大营救及与盟军的情报合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于12月25日沦陷。这时，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仍聚集于香港，并有不少归国华侨、国际友人滞留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局遂发出抢救困处香港各界人士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共“南委”、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粤南省委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等，立即行动，精心策划，密切配合，全力组织了一场秘密大营救。营救工作从一一找寻隐居于各街巷的营救对象开始，然后想方设法，将他们分途从海路、陆路转移至内地。从陆路转移者，由游击队员秘密护送，偷渡日军封锁的维多利亚海峡，经九龙上青山道，历尽艰险，护送至东江游击队驻地，然后转移至大后方。这是一项特殊而又艰巨的任务。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共救出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知识青年及其家属约800人。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黎澍、乔冠华、范长江、梁潄溟、胡风、高士其等，并有国民党若干军政人员和他们的眷属，以及英、美、比、荷、印等国人士，同时保护香港市民安全撤离和疏散。
以上，当香港沦陷、人民危在旦夕的严峻时刻，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责任担当，成功开展了一场虎口秘密大营救。这场大营救受到了中共中央通令嘉奖。这是共产党人对祖国抗战的特殊贡献，是华南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日军入侵香港后，1942年1月，东江曾生、王作尧两部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并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抗日游击总队之下，于2月间在香港新界西贡半岛成立港九大队，下设长枪队、短枪队和海上队。长、短枪队飘忽无常，来无踪、去无影，活跃于港九市区，狠狠打击日军、剪除奸伪，令敌闻风丧胆。海上队则乘风破浪、扬帆海上，出其不意地奇袭日伪军。各地人民抗日武装还出没于纵横交错的河渠间，在水网地带展开抗日游击战。
秘密大营救时，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组”，积极营救被日军囚禁于集中营的港英各界人士，成功救出赖特上校、赖濂士中校、祁德尊少校等英军官兵，以及一批国际友人，总共达数十人之多；随后，又救出美国航空队多批飞行员，如克尔中尉等，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英美盟军因此十分看好东江抗日游击队。此时，正值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并准备在华南沿海登陆之时，盟军遂主动要求予以支援和配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抗日游击总队与盟军通力合作，以袁庚为处长的情报处，为此开展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建立南至香港、北至广州、东至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的情报网，将所搜集的关于华南日军的据点、日军动态、香港机场、船坞、油库情况等军事情报，大量提供给盟军。后来，英皇乔治六世给港九大队“国际工作组”负责人黄作梅颁发勋章，对其贡献给予表彰。
百折不挠，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1942年5月，中共“南委”和粤北省委因叛徒出卖而遭敌特破坏，张文彬、廖承志等领导人被捕。然而，共产党人并未停止战斗。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临委”于1943年初成立，由林平任书记，主要负责人民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工作；梁广负责在敌后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湛江）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连贯则负责联系国统区的党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1943年后，日军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危局，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广东，则对广九路、南路、西江、潮汕和粤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广东面临全面沦陷的危险。华南敌后抗战，形势更为险峻。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大力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样，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在更为坎坷、曲折的征程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1943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成立后发展迅速，半年间扩大到6000多人，并陆续派出部队挺进粤北、粤赣边区和岭东韩江地区，开辟大片新的抗日游击区。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东江纵队发展到约1.2万人。
1944年秋，琼崖独立总队改扩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琼崖纵队成立后，挺进五指山区，建立以五指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琼纵发展到7700多人，另外有民兵一万多人。
1944年10月，“中区纵队”宣布成立，由“广游”二支队和顺德、中山人民抗日武装组成。1945年1月，“中区纵队”留在珠三角的部队，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与此同时，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由“中区纵队”之西进部队和粤中（新会、台山、鹤山）人民抗日武装组成。以上两部共约3000人。
陆续成立的敌后抗日部队还有：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以及在粤北成立的西北区抗日同盟军、始兴风度抗日自卫大队，在西江成立的郁南民众抗日游击队等。
1940年，中共中央将上述东江、珠三角和海南岛等几支部队总称为“华南游击队”。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谈话时曾指出，中国有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华南游击队”后称“华南抗日纵队”。至解放战争时期，东纵、琼纵、珠纵等华南敌后抗日部队，分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琼崖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和粤桂湘边纵队。
由上可知，在党的领导下，华南各地人民抗日武装逐步由分散作战、争取立足转为配合作战、向外发展。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广东干部会议在罗浮山召开，成立中共广东区委。至此，广东共产党员人数增至2.7万；东纵、琼纵、珠纵等部总人数近3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将“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列，誉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抗战，功绩长存，彪炳史册。
作者曾庆榴，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