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任务，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当前，在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重要驱动力的智能化浪潮中，如何确保技术进步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同时，同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最终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既是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是重要的理论议题。

　　关键问题：智能化背景下的现实挑战

　　当下，智能化在驱动社会生产力飞跃的同时，也带来了产业与就业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就业数量的“增减”挑战。初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能创造新岗位，呈现就业净增长态势。但笔者研究表明，该影响可能呈现“倒U型”趋势，即随着技术成熟和普及，其替代人工的效应将逐渐凸显，对未来就业总量的稳定性构成潜在压力。

　　就业结构的“极化”挑战。智能化加速了“技能偏向性”变革，高技能研发与应用岗位需求激增，而大量中低技能的常规岗位则面临萎缩。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内部分化，形成了“技能鸿沟”，亟须研究应对。

　　转型升级的“瓶颈”挑战。面对技能重塑的迫切需求，市场自身调节存在失灵现象。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为在职员工提供系统性培训的意愿普遍不强；员工个人也因未来不确定性而参与提升的积极性不高，形成了“双低”局面，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整体跃升。

　　理论范式：“赋能—重构—共富”的整合路径

　　为系统应对上述挑战，我们要超越“机器换人”与“创造与替代”的简单争论，构建一个更具时代意义的“赋能—重构—共富”框架，明确从技术应用到社会目标的完整逻辑链条，为在复杂局面中抓住主要矛盾、制定有效对策提供科学路径。

　　赋能要明确价值导向。“智能化”的首要价值在于赋能于人、赋能于实体经济、赋能于千行百业。它应作为提升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件、激发人类创造力的“增强器”。政策的核心应是鼓励和引导那些能够促进“人机协同”、提升人的价值的技术创新与应用，确保技术向“上”与向“善”同步。

　　重构要正视客观进程。深刻的技术变革必然带来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和社会结构的重构。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岗位更替与技能迭代等。政策的关键在于主动管理、科学引导这一进程，建立风险缓冲机制，确保社会在转型中的平稳与公正。

　　共富要锚定最终目标。“为谁赋能、向何处重构”的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标要求，在“赋能”阶段就要注重机会的普惠均等，在“重构”过程中必须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最终通过初次、再次、三次分配协同发力，确保技术进步的成果由全民共享。

　　实践方略：构建“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立足于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战略部署，在“赋能—重构—共富”理论框架下，需要构建一个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四位一体”治理体系，推动智能化发展行稳致远。

　　强基固本，构建全民终身的“人才链”。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投资与发展置于突出地位。积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贯穿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同时，积极探索设立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的“国民技能更新账户”，打造一个灵活、开放、覆盖全民的终身学习网络。

　　赋能实体，打造融合共生的“产业链”。为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中的就业创造潜力，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特别是在制造业、现代农业、生活服务业等关键领域，支持开发辅助增强型、人机协作型的智能技术，催生新职业、新业态，并激励企业在追求技术效率的同时，履行创造高质量就业的社会责任。

　　兜底保障，织密坚实可靠的“保障网”。为有效应对转型风险，必须建设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关键在于顺应平台经济、灵活就业等新业态发展趋势，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逐步、全面、公平地纳入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体系，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失业监测与预警系统，为受冲击群体提供精准、及时的帮扶。

　　提升效能，健全敏捷现代的“治理力”。确保对智能化发展的有效引导和规范，必须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算法伦理、数据安全和反就业歧视等方面；建立跨部门的就业影响监测与评估平台，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确保技术始终向善而行。

　　总而言之，迎接智能化时代的挑战，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好技术赋能、社会重构与共富目标，构建起协同联动的治理新格局，方能驾驭变革，化挑战为机遇，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作者王春超，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