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虽自秦代起便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但长期游离在“归化”与“不归化”之间，被视为“异域殊方”。入明以后，中央系统强化对广东的治理，广东亦兴起主动融入以理学为主流的华夏文化的热潮，并由此跃升为华夏文化的重要区域。明代广东所发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地域社会转变历程与“士大夫化”的发展转向密不可分。经历明初的军政经略、户籍整顿等一系列强化管控的举措后，广东的科举事业获得长足进步，进士举人人数显著增加。在科第兴盛、学风日炽的持续作用之下，具有仕宦身份的士绅群体日益壮大。明中叶广东涌现出一批兼具学术声望与政治影响的士大夫群体，其学术贡献与思想遗产不仅名震一时，而且延续至今，仍足为当下学习借鉴。

　　陈献章：兼收并蓄，开创心学

　　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县白沙村人，世称白沙先生，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万历十三年，1585）。陈献章革新明代理学沉闷僵化之风，自成江门学派，是明代心学的重要奠基者，其学说在明代理学发展史堪称承上启下：上承程朱理学要旨，杂取佛道之说，下启甘泉、阳明心学。明末清初史学家黄宗羲高度评价陈献章对理学发展转入精微的独到贡献：“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

　　陈献章的思想宗旨可归纳为“自得”“心道合一”等数端。他最早创立的学说是“学贵自得”之论，这也是其理论的核心。“自得”即“自我得之”，作为主体的人在自我体悟中把握事物发展之“道”，践履涵养工夫。这一主张高擎人文旗帜，强调人的自我觉醒与主观能动性，将作为主体的人从程朱理学的“天理”中解放出来。“自得”之论既是对儒家传统的回归与发扬，同时亦融会道家“得”的思想，兼具道家色彩。陈献章在本体论上主张“心道合一”，将朱熹认为支离二分的“道”与“物”合而为一，“道”寓于物，也寓于人的心中，心即是道之“舍”，因此心能见道，不必外求于“理”。陈献章提倡在“作圣”的过程中“学贵有疑”，由“疑”而“觉”，“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陈献章所开创的心学是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思想结晶，深刻反映了广东文化有容乃大、开放创新的区域特色。广东的思想文化丰富多元，儒释道三教并进。陈献章发扬程朱理学诸家之长，同时以开放胸怀接纳并融合禅宗“顿悟”之说、老庄“道生万物”“天地一体”的理念，成功创建心学新学派，“独开门户，超然不凡”，体现了明代广东人勇于创新、开放兼容的博大胸襟。明代以前，广东长期扮演吸收接纳来自北方中原文化的“学习者”角色，陈献章的出现标志着广东的思想文化一改此前的后进态势，为理学注入来自广东的革新元素，开启了明清广东跃升为华夏文化重要区域之端绪。

　　湛若水：经世致用，致力教育

　　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县沙贝村人，是陈献章指定的衣钵传人。他与王阳明虽同属心学，却“各立门户”，王阳明主张“致良知”，湛若水主张“随处体认天理”，时人并称“王湛之学”，明代心学在湛、王二人的推动之下终于定型。

　　“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学说的核心宗旨，是其本体论与工夫论的集中体现。此说既是对陈献章心学的赓续，亦是在其基础上的推进与完善，可以说，江门心学虽创始于陈献章，却成熟于湛若水。湛若水认为，人竭力体认的“天理”实质上是人的“本心”，“天理者，即吾心本体之自然者也”，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体认天理，既不受时空限制，又不局限于动静状态，可在日常活动中进行，“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盖动静皆吾心之本体，体用一原”。历史学家侯外庐认为湛若水的贡献在于以周程之学融入陈献章心学，深化其理学色彩，遏制了转向禅学的发展趋势，亦即将其从偏向玄虚转而向实。

　　湛若水主张随处体认天理的同时亦注重将其付诸实践，“在心为明德，在事为亲民”。相比陈献章，他更加注重经世致用，致力于讲学授徒、推广礼教等。讲学授徒方面，他“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他大兴书院，“生平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先后创办明诚书院、西樵讲舍、云谷书院、大科书院等书院近40所，“合天下之士，出其门者四千人，车从所至，咸有精舍”。兴建书院之外，湛若水还设立“赡田”“义田”，保障贫困学生安心求学。南海西樵山的大科书院是湛若水主要的讲学中心地，他特为制定《大科训规》，将心学修养工夫论融入学生日用规约之中，列出授课方法、课程安排、课外活动、体认心学、人伦处理、对待科举、学田使用等形形色色之规条。湛学能够产生全国性的影响且与王学并立，有赖于湛若水倾力讲学授徒之功。推广礼教方面，他与退休回乡的官员伍克刚制定《沙堤乡约》，包括“尚礼义、恤患难、立臧否、行保甲、躬巡省”五个部分，意图通过宗族父老之力端正乡风民俗，将儒家礼乐教化推广至基层社会。

　　黄佐：慎思明辨，独抒己见

　　黄佐（1490—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广东香山县仁厚坊人，生长于番禺县承宣里。他著述宏富，“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余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文章衔华佩实，亦足以雄视一时。岭南自南园五子以后，风雅中坠，至佐始立为提倡，如梁有誉、黎民表等皆其弟子。广中文学复盛，论者谓佐有功焉”。

　　黄佐在学术上的创见得益于自身深厚扎实的学术积淀与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黄佐以“博约”为基本宗旨，进而构建了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他总结自身的讲学主题聚焦于“博约二语而已”。“博文”指于儒家经典中广求学问，“约礼”指恪守礼法，“读书以明之，闻见之知，研究此理，博文也；反身以诚之，德性之知，惇庸此理，约礼也”，“博约”的目的在于学作圣人。黄佐正本清源，在回归孔孟儒学本旨的基础上，修正明中叶程朱理学之失。与传统程朱理学将“博文”与“约礼”视为先后过程不同，黄佐认为“博文”与“约礼”虽相对独立，却应是完整的统一体，不宜将两者须臾相离：学习儒家经典正是为了修身养性，修身养性又必须在学习儒家经典时进行，这是学作圣人过程的一体两面。黄宗羲以根叶之喻概括黄佐的博约一体论：“博学于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约之以礼，归其根则千枝万叶，受泽而结实者也。”

　　在对待名声大噪的心学时，黄佐指出陈献章的心学“以意为心”“以心为性”，明显是受禅宗影响后的认知。此外，黄佐亦一针见血地批判阳明心学的实质是“塞源拔本”、以知代行、“阳儒阴释”。嘉靖初年，黄佐与王阳明曾两次围绕“知行”“致良知”的论题展开辩论，阳明称赞黄佐“直谅多闻，盖益友也”。嘉靖七年的第二次会面时，王阳明重病缠身，似乎自知时日无多，有意收黄佐为弟子，以图进一步扩展王学在岭外之影响，然而黄佐以“恐人各自有夫子”拒绝，足见黄佐学术上特立独行、不愿随波逐流的可贵品质。

　　岭南文化入明以后进一步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以陈献章、湛若水与黄佐为代表的明代广东大儒根植于程朱理学，结合广东的历史现实，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促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思想文化重地，又为中华文化提供新的滋养，其学术贡献与思想遗产在今日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者吴泽文，系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3FYB03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