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悠久的口岸城市与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俗杂五方，海舶贸易，商贾辐辏”，工商业的繁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清代，形形色色的人群从不同地域来到广州，或短期停留，或长期生活，及至繁衍子嗣，世居广州。由是，广州的城市规模急速扩大，广州的城市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乡人在城与城乡互联

　　珠江三角洲宗族建设普遍化出现于明中后期以降。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描写当时祠堂之盛：“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宗族成为珠江三角洲社会中最常见的文化符号、财产单位乃至生活方式之一。

　　与乡村相比，省城广州的宗祠主要是合族祠。这类祠堂来自同姓人士的联宗，由各乡的同姓氏宗族合资建造，目的是为同姓宗族子弟在省城“应试居住及合族受屈讼事与输粮往来暂寓”，更像是各地同姓宗族在广州设立的“办事处”，为联系城乡同姓族人的便利场所。合族祠在广州城以临近贡院、衙署的大小马站分布最集中，有些还以“别墅”“别业”等称。

　　当时广州城内有大量的祠堂，这些祠堂的建造要依靠族人的捐款与集资，建造规模就与姓族的实力及发起人的号召力直接相关，既有陈家祠那样供奉有超过一万二千个牌位的美轮美奂的大祠堂，也有小至只有一间主室的小祠堂。以陈家祠为例，其建设背后是当时活跃在广州乃至香港的新会、台山陈姓子弟以及华侨的网络，其营造体系亦带有香港元素，体现的正是城乡的融通以及晚清省港的互联。

　　多元活动与世居省城

　　清代广州，城西商业、手工业蓬勃发展，城内官宦幕客聚集。不少外来人群有了积累之后购地置产、安葬先人，甚至入籍南海或番禺，而来自四乡的“乡下人”也逐渐转变成为“城里人”。

　　盐商与行商是两大商人群体。其中，从事外贸者在晚清以前以闽人最盛。康熙年间的方志记载：“城西一带，异省商人杂处，闽产尤多。”定居在西关的知名福建商人家族有颜氏、叶氏、潘氏、蔡氏、郭氏等，选择入籍的为数不少。

　　徽商也是在广州积极活动的群体。道光、光绪、民国三个版本的《婺源县志》，共有161例涉及旅粤商人。有的徽州商人在广州贸易之余选择入籍本地，其中较为出名的是詹天佑家族。詹天佑编撰的族谱详细讲述了詹氏来粤经营茶叶生意并最终定居的过程。今天，我们在西关还能看到詹天佑的故居。

　　从珠江三角洲来广州经营工商业之人也数量甚巨，他们的族谱都述及家族经历。例如晚清修纂的《西关杨氏支谱》，直接将西关冠于族谱名称之上。

　　成立于嘉庆十五年（1810）的文澜书院规定“寄居西关，须税业三十年后进庠中式，始得入院”。据《文澜众绅录》，被认为是西关“土著”的进士、举人主要来自广州、肇庆府籍，也包括已入籍南海、番禺的福建人等外省人士，尤以出身西江下游州县人群居多。他们的祖上或为行商，或为绅商，主要从事对外贸易，子孙通过科考获取功名，成为正途出身、世居西关的绅士。

　　由于省城衙署林立，广州城内也聚集了大量客居的官宦与幕客。他们主要聚居城内番禺县管辖的小北门以内，即今天的豪贤路、德政北路、仓边路、小北路、法政路一带，不少也逐渐融入城市，落籍番禺。

　　一些外来移民的子孙，围绕学海堂这个立足省城又具有跨地域意义的学术机构，形成了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知识精英团体，并逐渐构建“本地人”身份认同。学海堂由两广总督阮元在道光初年建立，是清中后期广州最为著名的书院。学海堂的不少学人致力于编纂广东地方文献，刊刻了大量广东学人的著述，奠定了岭南学术文化的基调，并展现出全国性的影响力。

　　旗人南下与旗民融合

　　清朝在全国各地的重要城市设置八旗驻防，奉行旗民分治的治理原则。广州“旗境”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人民路以东、盘福路以南，旗境之外称为民地。唐宋的蕃坊区就位于该区域，著名的怀圣寺、光孝寺、六榕寺、五仙观等宗教建筑亦分布于此，旗人的到来增添了广州的多元文化交融。

　　清初，清政府在广州设置驻防八旗，广州成为全国仅有的3处全部由汉军八旗驻防的城市之一。相比其他城市城墙高筑的“满城”，广州的旗境与民地之间的界线仅以栅栏相隔，为广州的旗、民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乾隆年间，朝廷又向广州派驻满洲八旗并让部分汉军旗人“出旗”成为民人，但驻防广州的八旗军队及其家人数量一路见长。其中仅少数人可以领取口粮，余丁从事贸易等副业便逐渐得到允许。旗人利用军盐生产经营的酱园就受到了民人的欢迎，森森斋、致美斋、六和栈等成为广州最为著名的酱园，致美斋的酱油时至今日仍为广州人的餐桌常客。至晚清，汉军旗人多兼营生意，或做小贩、手作，旗人出外洋、到港澳谋生者虽不多，但往省内四乡者却不少。也有不少汉军旗人考取功名，成为活跃于学海堂的读书人。

　　吸引来客也留住来客

　　清代广州吸引了八方来客，也留住了八方来客。广州城中的合族祠书院群见证着珠江三角洲优秀的“乡里人”群体，他们来到省城或经营工商，或应试科举，或办理诉讼，是乡人中勇于担当之人。各种商人群体、官宦幕僚、手工业者等从全国各地与珠江三角洲腹地来到广州。他们奋力打拼，不少人留在广州谋求长远发展，为广州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清朝统治者为广州派来的驻防旗人，虽管理有别，但广州的旗人最终与民人走向交融，为广州的丰富多元增添了新亮色。广州这座城市在不断历经“本地”与“外地”的流动与交错中茁壮成长，始终赓续勇于尝鲜、厚生重情、中和通达、乐天自得的基因，成就了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

　　梁敏玲：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柳立子：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ZS10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