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接受了南方网记者采访，围绕广东如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一体发展等问题展开回答。

　　记者：今年已经是您第三次参加高质量发展大会，有什么新感受？

　　郑永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新春开工第一天召开，意义十分重大。我把这个会议理解为每年的动员大会，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落到实处、部署具体。大会每年的主题都在与时俱进，今年的主题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主题明确、契合当下。

　　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心，信心从哪里来，就来自于对方向的把握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大会上不仅有黄坤明书记、王伟中省长的讲话为广东经济发展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还有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等汇聚一堂，大家共同为经济发展献策献力，在讨论中产生共识，在共识中把握方向。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在产业体系建设上存在哪些优势？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郑永年：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中，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产业，其特征是具有高度集中性。前三次产业革命非常分散，且有多个中心，而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在国际层面上集中在中美两国之间，在国家内部又集中于几块区域。在美国，一块是西部的硅谷到德克萨斯的“狭长地带”，另一块是东北部的波士顿到纽约到新泽西一带。在中国则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北京的科研力量很强大，但应用技术转化往往向上述两个区域跑。由此可见，我们的产业将越来越齐全，并且会更多地流向长三角、珠三角，这是世界性的趋势，是符合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逻辑特征的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一方面在于基础科研水平高，粤港澳三地有不少排名前列的大学，这是重要的基础科研力量，要以互联互通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在于技术转化强，目前珠三角是全世界技术转化能力最强的区域；最后是金融能力强，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背靠祖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以香港的规则规制为基础，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有助于实现国际化。

　　记者：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破除哪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

　　郑永年：首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需要建立共同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的建立，当中主要的11个城市要有互联互通的思想。另外，一定要开源开放，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港湾对接，要跟福建平潭等地对接，要辐射到更广泛地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还要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市场“三驾马车”打通，这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还要重视监管的作用，要画好红线，重视对环保的影响、对劳工权利的影响等。但与此同时，对于前沿技术领域要放松一点，避免因为监管过严造成新技术在产业化落地过程中的困难。经济的发展需要“松规”，对企业要适度监管、放松监管，对地方政府要松绑。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条腿，不要忽视这两者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

　　记者：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具有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

　　郑永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将以前相对分散的几个部分联系到一起，以建立大科创体系。广东是否可以先行一步，将教育科技人才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产学研政企一体化？广东是具备这一条件的，前面已经提到广东在基础科研、技术转化、金融等方面都有优势。只是现在在融合上还做得不够。目前来看，杭州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要好好学习杭州经验，深圳也好、广州也好，都要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大的科创体系，实现产学研政企一体化，有效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这里有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个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可以尝试在这几个地方先实行大规模的单边开放政策。另外还要考虑到共同市场的建设，不要各搞各的，要把这四个区域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统一起来，可以采用“香港+”模式，以香港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为基础，再做加法，加上内地的先进发展领域，比如新能源车、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由此以点带面辐射整个大湾区。

　　要进一步思想解放，不仅向美国硅谷学习，也学习杭州、长三角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看看它们为什么能吸引人。整个产业要发展起来，产业的生态环境很重要。另外，还需注意做好劳动分工，避免同质化产品之间的恶性竞争，避免内卷式竞争。长三角地区建设了很好的劳动分工协作体系，这都是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的。

　　记者：广东拥有规模庞大的传统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接续期，传统产业如何更好地找准定位？

　　郑永年：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传统产业贡献了大量的GDP、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绝对不能放弃发展传统产业。中国不仅要发展未来产业，更要重视传统产业的升级，使其具有现代性。要提升产业的附加值，打价格战往往只会让我们陷入过于内卷、恶性竞争的漩涡之中。政府一定要鼓励企业向上竞争、走出内卷。要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未来产业的作用，发展新型的经济形态，用新的技术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

　　记者：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方面，广东如何进行有益探索？

　　郑永年：首先，对企业要适度去监管化。广东产生的大量新质生产力目前面临着无法落地的困境，比如很多游戏因为监管过度而流失。

　　第二，要统筹改革。以人工智能为例，现在广东有很多人工智能的企业，应用场景很多，但是过于碎片化和分散。比如深圳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公交系统当中，这个系统局限在深圳范围内。能不能在广东全省建立公交的数据库，扩大智能交通的应用场景？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以及各种经济活动，都是应用场景，能不能统筹起来，这就需要政府的体制机制改革。

　　第三，要进一步开放。比如能否在横琴、前海等地开放互联网，让更多优质的、高附加值的数据进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两者都是开放的意识。我们要坚持实行单边开放，国家之间的竞争，谁更开放，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江海燕 曹晓静 李润芳

　　摄制  张瑞霖

　　视频校对 梁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