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会同省内相关重点高校联合举办“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系列学术研讨会。13场系列学术研讨会聚焦不同学科，全面总结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十年建设成就，凝练实践经验、展望发展方向、积极建言献策。现将系列学术研讨会部分精彩观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统筹：丁建庭
马克思主义理论
5月21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历史逻辑与学科体系建设展开研讨，认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贯通中，把实践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把经验创造转化为知识创造。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研究员指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战略问题，也是学术站位问题。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可能依赖西方概念和理论解释中国道路与制度，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迫在眉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既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也不能走向封闭替代，而要在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体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精神，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推进集成性创新。他强调，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脉”相连、“根脉”贯通，马克思主义提供方向与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文明根基，二者在中国实践中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立场的方法论体系和知识结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韩庆祥从哲学与知识关系的历史演变切入，强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答知识从哪里来、如何获得、为谁服务、怎样组织以及遵循何种范式等根本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本体论基础；把握其规律，需要确立正确认识路线；坚持人民至上，规定了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价值方向；系统性与战略性思维，为知识体系生成提供方法论支撑。自主知识体系还需实现哲学范式转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线性二元结构，形成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新范式。
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金龙教授强调，构建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自主性，自主性不仅构成了知识体系的特征，更是其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要形成主体性与原创性，必须摆脱简单套用外来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路径依赖，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转化为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种自主性既体现为问题意识，也体现在概念生产与理论阐释中。改革开放过程中，广东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哲学社会科学提炼经验、淬炼思想、形成理论提供了宝贵素材，也要求学界把地方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治理经验和发展路径转化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表达。自主性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开放比较中确立主体立场；不是排斥外来知识，而是在批判吸收中形成能够解释中国、服务中国、贡献世界的知识创造。
中共党史党建学
6月5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概念体系、知识谱系和文化根基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城教授认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中国发展成就和中国实践不断走向成熟的时代要求。当前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已经超出了既有西方理论框架的解释能力，这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依据。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历史与实践双重维度，既不能脱离中华文明根脉，也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实践。唯有实现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才能形成真正具有解释力、传播力、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教授从科学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展开论述。他提出，在标识性概念提炼过程中，应重点把握几点：一是独特性，即要突出中共党史党建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有内容和核心范畴；二是发展性，即要揭示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过程及其时代内涵；三是体系性，即要通过核心概念的延展和关联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知识网络。同时，应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重视红色文化研究、改革开放史研究等领域，深入挖掘新时代实践中的原创性理论资源，不断丰富学科内容体系和研究空间。
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聚焦知识谱系和成熟的课程体系。他认为课程体系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课程体系的形成又以知识体系和知识谱系为前提。知识体系体现学科内部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结构，知识谱系则反映学科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广泛知识资源，两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当前党史党建学获得快速发展，但存在研究碎片化、基础性建设不足等问题。推进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强化学科基础研究，加强经典文本、历史文献和重要人物思想资源的系统整理，厘清学科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在关联。同时，要更加重视课程体系建设，通过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将知识体系转化为稳定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沈成飞教授立足文化视角，提出文化主体性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生成的关键内核。他认为，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以及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表达。应坚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原则，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增强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和世界影响力。
哲学
5月29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土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中外思想资源的融通互鉴、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带来的时代课题等进行深入讨论，一致认为新时代哲学创新应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大椿系统阐述了其提出的原创概念“科技审度论”。他指出，学界对科学的理解主要存在辩护与批判两种取向，但二者均有局限，因而主张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哲学转换，以多元、理性、宽容的态度看待科学技术。审度并非折中主义，而是在“执两用中”的意义上整合辩护与批判因素，形成既开放包容又保持基本立场的科技哲学态度。他以马克思科技观为参照，从历史实践视角分析科技与生产力、与异化、与自由的关系，并提出四项理论任务：审度马克思科技思想的当代意义，区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合理性与限度，回应智能科技、生物科技等新兴技术引发的哲学与伦理问题，以及重建科技论争中的理论框架。
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围绕“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展开讨论，从词语、概念与知识表达三个层面逐步推进。他指出，将二者联系起来涉及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的关系，但需先澄清“概念”与“体系”的基本含义。在概念与语词关系上，他认为语词先于概念，观念是语词与概念的混合体，不同语境对同一语词的界定构成概念演变，如“道”“义”等词体现为文化史展开。在知识表达层面，他区分常识、概念化知识与知识体系，认为后者是具有组织结构的系统，其组织方式包括因果性与逻辑性，并将知识表达划分为描述性与命题性知识，讨论哲学在其中的位置与特征。他认为，“标识性概念”既可能指向文化整体，也可能涉及学科关键词，但二者并不等同，并强调富有深度的观念史研究本身即构成一种知识体系建构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马寅卯教授梳理了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从百年探索走向自主性转向的历程，以现象学、分析哲学、古希腊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为例，展示中国学界的实质性推进：“中国现象学”以本土问题意识重释现象学，分析哲学借助中国资源重构心灵哲学框架，并通过以“道”“理”对话柏拉图、以“礼”“德”“道”丰富黑格尔辩证法，使中国学者由被动诠释者转向主动问题提出者。他指出，关键在于从“以西释中”走向“以中问西”的范式转换，本质涉及哲学问题定义权重构。这一转向要求从“教哲学”走向“做哲学”，并需警惕排外封闭与相对主义风险。在此意义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获得更开放形态，在自我对话中实现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
政治学
5月23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政治学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战略任务、研究规律、时代变革与概念创新展开讨论，强调要立足中国政治实践，提炼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解释力的概念范畴，推动中国经验上升为学术表达、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朱光磊认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不能停留在短期热点回应或概念包装上。中国政治实践已经发展到需要并且能够形成自身理论表达的阶段，学界应在长期积累中提炼能够解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治理经验的学理化概念与判断。他提出，要既保持研究方向的稳定性，又围绕国家战略和时代命题开展重点攻关；自主知识体系的支点在概念，要提出和论证符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理念、能够被学界和社会理解接受的概念、范畴与判断；应坚持政治学与行政学双轮驱动，避免把学科边界绝对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桑玉成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在技术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能够对资本逻辑、权力逻辑和技术变革进行制度分析与价值反思。他认为，必须尊重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规律，不能简单套用自然科学评价模式，也不能用短期化、数量化、项目化指标替代对思想深度和理论贡献的判断；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关键在研究人才和制度环境，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科研人员创造力，完善更加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的成果评价体系，鼓励学者加强基础研究，处理好学习与原创、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的关系。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鲍静从人工智能时代的认知变革出发提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回应数字世界兴起带来的新问题。数字身份、网络身份、算法画像和平台规则正在深刻影响人的存在方式、社会关系和治理结构。人工智能介入生产生活后，“劳动创造人”等经典命题面临新的理论追问，AI替代劳动、生成财富和参与决策，将重塑人与技术、权力与数据、治理与算法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政治学不能把AI仅视为技术背景，而应将数字存在、算法权力、智能治理、人机协同等纳入理论视野。面向数字时代，要从中国数字治理实践中提炼新概念、新范畴，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防止技术工具理性遮蔽公共价值。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肖滨以“人民政府”概念为例，展示了从基础概念入手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创新的路径。他指出，从中国政治实践和人民民主逻辑看，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府理论，把政府仅理解为行政机关或三权分立架构中的一个部分。理解“人民政府”，必须回到中国的历史逻辑与制度逻辑之中。广义的人民政府应包括党的组织系统与国家权力系统的整体运行，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行政政府。
法学
6月5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新时代法学研究创新与实践应用等主题深入交流探讨，一致认为要不断增强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和引领性，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陈甦认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回应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法治体系既是制度体系，也是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仅丰富了中华法治文明，也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推进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强化知识论视角，深化知识生成与发展规律研究；坚持开放互鉴，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强化体系思维，推动部门法之间以及法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增强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提出，当前，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不断升温，但也应警惕脱离实践、刻意追求原创概念的倾向。只有源于实践、服务实践的创新，才能真正体现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坚持实践导向。从地方立法到司法实践，从法治统一与地方创新的协调，到数据治理等新兴领域规则构建，中国法治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时代课题。应立足中国大地，在回应现实问题中提炼原创理论，推动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解志勇教授提出，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应统筹推进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特别是在研究生培养中，要立足中国实践、阐释中国经验，引导学生运用中国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增强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建构好，更要传播好。应积极拓展多语种出版和国际合作渠道，推动中国法学理论走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在文明互鉴和传承创新中不断增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原创性和影响力。
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杜承铭教授表示，数字技术深刻重塑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催生了数字法学这一新兴领域。他认为，数字法学应基于中国数字社会实践，推动理论范式创新，坚持数字人本主义，在技术发展与权利保障之间实现平衡。数字法学建设应从中国数字治理实践中提炼自主概念和核心范畴，围绕数字权利、平台与算法权力、数字治理秩序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应加强数字法理学建设，推动法学与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发展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新兴方向，培养兼具法治思维与技术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人口学与社会学
5月31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人口学暨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与会专家聚焦人口流动发展态势、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深入探讨新时代人口学与社会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翟振武指出，中国人口学起步相对较晚，且长期借鉴西方理论框架。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深刻人口流动变迁的背景下，一些重要人口现象尚缺乏清晰、规范的概念界定。以“流动人口”为例，当前流动人口概念边界模糊、测量逻辑不严谨，与国际标准差异较大，此外涵盖对象不断扩大，其概念内涵亟待进一步明确和规范。还有关于“家庭户”与“家庭”界定问题。当代中国家庭关系具有较强弹性和延展性，人口流动加剧、养老模式变化、家庭功能外包以及传统家族观念延续，使家庭边界呈现动态性和模糊性。应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变迁实践，从概念、指标、方法和理论等层面，加强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能够准确解释中国人口现象、体现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理论体系。
原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司长王谦结合过往开展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就人口迁移流动调研工作提出思考。当下流动人口群体分化明显，大范围普适性调查价值减弱，调研应转向聚焦特定群体与细分问题。同时，传统抽样调查面临抽样框搭建难、样本易变动等问题，典型调查、专项调研更具实操性。此外，流入地与流出地调研数据存在偏差，且流动人口数据时效性强、跨时段对比意义有限。建议打破单一数据思维，整合人口普查、行政记录、大数据及专项调研等多类信息，搭建多源数据体系，实现人口流动常态化、精细化动态监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从代际视角解读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与出路。他梳理了我国城镇化及进城务工人员流动的发展历程，指出虽然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67%以上，但有17%以上的常住人口并没有实现“人的城镇化”。“半城市化”人口在体制机制、社会参与和社会心态等方面没有在城镇完成社会融合。当前新型城镇化还面临人口分布呈倒金字塔结构、区域发展失衡、供需错位、成本分担等多重难题。他认为，未来城镇化将形成城乡两栖与彻底市民化两大发展形态，需破除体制壁垒，畅通城乡双向流动渠道。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侯佳伟围绕中国人口流动发展趋势、理论创新及粤港澳实践展开探讨。她提出，我国正在经历和平时期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自1990年以来，广东始终是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在迁移流动与城镇化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比如，最早全文翻译引介推拉理论，提出“角动量效应”理论，同时在澄海、台山、顺德等侨乡迁移，在华非裔外国人迁移，外籍华人回流等国际人口迁移领域也作出重要贡献。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流动实践为构建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素材和实践支撑。
经济学
6月6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会议聚焦标识性概念凝练、原创理论提出、方法论创新与学科体系建设等核心议题，厘清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路与方向，为经济学界深化学术交流、加快推进学科高质量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蕴研究员表示，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础砖瓦，提炼适配中国发展现实的标识性概念，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环节。在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炼原理性、规律性认识，搭建起理论体系的主体框架。她重点解读了四大核心原理：大国经济双循环促进原理、经济增长量质转化提升原理、生产力质态演进原理、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原理。这些原理立足中国实践，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有效解释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特征。依托概念与原理，最终形成系统化原创理论。她强调，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静态成果，而是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持续迭代的开放体系，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完善。
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教授指出，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但解读发展逻辑、掌握国际话语解释权长期受制于西方理论范式，因此树立高度理论自觉、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学界的重要使命。他主张用三个关键词阐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整体建设思路：一是破局，核心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发展范式，研究中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验证中国数据，要立足国情挖掘真问题，同时优化研究方法，避免过度数学化、模型化脱离现实的问题。二是立新，分层推进理论创新，先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的标识性概念，再串联形成逻辑自洽的原创理论，最终建成覆盖多领域的系统化学说。三是践行，强调理论落地服务实践，一方面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共同富裕、产业链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学理支撑；另一方面提升中国经济学国际话语权，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陈甬军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原创的国际合作实践，历经夯基垒台、落地铺开、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十余年间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概念、合作模式与理论逻辑，是培育中国经济学原创理论的重要平台。他认为，“一带一路”取得成功具备两大条件：中国与共建国家在产能、资金、基础设施需求上高度互补，是合作的必要条件；共商共建共享机制、高标准可持续目标、“五通”合作框架等系统化制度安排，是合作落地见效的充分条件。他提出，可依托丰富的实践积累，逐步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学，并将相关理论融入政治经济学、开放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等学科体系。未来要持续总结合作规律，提炼理论成果，让“一带一路”相关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学
5月30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民族学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意义、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等作主旨发言，认为构建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深化理论溯源与创新，提炼出具有时代性、标识性的核心概念与范式。
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省民族宗教研究院院长罗龙指出，岭南作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外文明交汇节点，需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扎根实践夯实理论体系，挖掘岭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创新边疆治理理论，融合传统治学与现代范式；二是整合史料完善史料体系，系统梳理地方志、碑刻、侨批等资源，依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东卷》及《港澳台侨卷》，构建整体叙事；三是创新话语体系，抵制西方错误史观，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实践，提炼城市民族工作、侨文化研究等特色成果，推动中国民族学话语走向全国、辐射海外。
中南民族大学原副校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段超教授强调，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坚持“两个结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又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资源。他指出，要深化《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成果打磨，优化学科布局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主体地位，将学术研究与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回应“各民族共同发展”“互嵌式社区建设”等重大现实命题，避免脱离实际的西方理论套用。
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正寅教授指出，现有史料体系存在“重陆轻海”倾向，需将海洋维度作为结构性要素纳入。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层级，系统整理历代正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及包括宋元以来海洋民族志文献等记录海洋活动的汉语文献，还原中华文明对海洋的原生认知；第二层级，挖掘东南沿海民间文献、族谱、碑刻，呈现普通民众的海洋实践；第三层级，批判性运用多语种域外文献，与中文史料形成互证。他以《岛夷志略》等文献为例，说明海洋视野能揭示中华民族“陆海一体”的发展逻辑，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完整历史图景。
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励轩教授强调，当前研究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读不足等问题。他指出，需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原著研究，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民族理论动态；系统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治理智慧，避免“冷门绝学”研究自说自话；以开放姿态借鉴西方学术的合理概念与方法，如借鉴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回应西方“中华民族建构论”，但需坚决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框架，构建兼具主体性与包容性的知识体系。
历史学
5月23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历史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会议聚焦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关键议题，厘清了构建的思路与方向，为拓展历史学研究边界、深化广东史学界交流合作、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历史学系教授陈春声表示，相较于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发源”于欧洲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中国历史研究的本土特色更显得富于生命力。他在发言中回溯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传统，认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最具魅力和学术积累价值的工作之一，是大量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他指出，在推动中国史学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村民的日常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通过区域社会变迁与乡村文化传统更加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历史，丰富历史认知。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义雄认为，重新思考中国在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理解近代早期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途径。他指出，当前，“全球微观史”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作品不断涌现，且呈现出日益多元的局面。“全球微观史”研究主张“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在跨文化背景下探索地方性，又在强调地方历史独特性的同时发现全球性”，将使我们对早期全球化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广东历史学会会长李庆新研究员指出，当代海洋史学目前呈现两种趋势，一是“越做越大”，即向全球史、世界史方向发展，二是“越做越小”，即向微观史研究发展，但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可以选择中观视野，即海域史研究作为落脚点。他强调，未来应从全球史宏观视野出发，以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基础，推进海洋世界史、世界各海域史研究；“在海洋发现历史”，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学理性审视和学科性重构，建构中国特色的海洋世界史学术体系，促进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从“海洋中国”出发，扎根中国大地、海域，开拓中国海域史新“疆域”，构建与中国史相对应的海洋史学体系。
中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系教授谢湜指出，十年来，中国古代史领域学者立足学科特质，呼应时代议题，传承学术传统，在持续探索与创新中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推进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走出了一条彰显时代使命的发展道路。他阐述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与新趋向：一是坚持唯物史观，强化对中华文明演进的整体把握，在长时段、广视域研究中突出历史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二是立足中国实际，深化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机制研究，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三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拓展专门史与区域史研究路径，完善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四是传承冷门“绝学”，发展数字人文，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新闻传播学
5月23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闻传播学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与会专家结合新闻传播学研究范畴更新、学科边界重估、人工智能对信息生产机制影响、理论教材课程体系重构、研究方法创新与范式转型等重点课题展开交流研讨。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任务。借用政治经济学的比喻，学科建设可以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方面：经济基础是指技术基础设施的改变；上层建筑要求我们用中国眼光、中国逻辑和中国价值观对相关学科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当技术基础形成的智能传播新生态重构了拟态环境时，上层建筑的建设必须与其高度适配。他强调，基于此，未来传播学学科的构建可以从技术可供性、功能可供性以及价值可供性等三个层面进行体系构造。
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双传学立足党报一线实践，明确提出了“知行共生”的核心观点，阐明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与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场深刻的双向赋能过程。他指出，前者需要后者为之提供理论坐标系与方法论工具，而后者又必须从深刻的变革实践中找寻问题源、重塑主体性，二者呈现出相互缠绕、相互支撑、共同生长的双螺旋结构。他强调，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性离不开主体性，主体性离不开实践性。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坚守实践向度，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以解决问题为落脚点。
暨南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陈昌凤教授聚焦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传播工程化”与“工程文科化”这一一体两面的前沿趋势，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传播作为持续运行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时代，其由基础设施、工作流接口、指标、模型和自动化系统共同组成。这种新型模式与传统的文科话语迥然不同，传播互动活动彻底进入了拆分、标准化、模块化、度量化、自动化和可审计的工作逻辑。她提到，只有通过工程的文科化，才能确保技术不脱离人类的价值轨道。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相德宝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两个维度系统探讨了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世界观层面，他对当下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进行剖析，认为国际传播的最核心功能，就是要跨越民族、种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实现跨文化的文化共情与文化共鸣。基于此，他提出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立足中国、融通世界、全球供给”，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基于人类共通的规律、情感与价值，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全面融入到整个世界的国际传播体系中。
心理学
6月1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一致认为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社会需求、服务人民健康、彰显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认为，“自主”是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本土现实，做到“眼中有人”；二是强化学术主体性觉醒，合理借鉴中外思想资源，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根本评判标准；三是推进概念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概念现代化、外来概念本土化，打造中国实践的原创标识性概念。为此，他提出了四大突破方向：一是方法论突破，摒弃“西方理论套中国数据”的固有模式，倡导问题本位的跨学科研究；二是评价体系突破，改革“唯期刊、唯论文”的评价导向，重视研究成果解决现实问题的实际价值；三是交叉领域突破，推动心理学与多学科融合发展，培育新兴研究方向；四是国际对话突破，立足中华文化资源，运用国际通用学术语言为全球心理学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华南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莫雷以原创理论构建实践为例，阐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打造中国特色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完整路径。他表示，构建本土原创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形成标识性概念。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团队依托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融合中华优秀传统学习思想，合理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原创性学习双机制理论，迈出学习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重要一步。该理论直面西方学习理论存在的短板，提炼出联结性学习、运算性学习等核心标识概念，实现多类学习机制的贯通统一。在此基础上，团队进一步延伸研究，分别构建双机制学科学习教学理论和双机制品格学习培养理论，填补了西方学习理论忽视品格培育的空白。
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游旭群教授强调，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把握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三大方向。他深入剖析了主流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局限，认为中国心理学研究要回归实践本质，将研究立场、选题方向、论证过程与研究目标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紧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开展研究。他指出，广大心理学工作者要牢记使命担当，扎根中国社会现实，提炼原创概念、范畴与理论，合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心理学知识体系。
宗教学
6月12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宗教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历史脉络与实践路径等展开深入研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思路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卓新平指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及其逻辑思路，抓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关键要做到“两个结合”。他认为，需要创立“汉语宗教学”，凸显这一学科在中国的独有语言文化特色。“汉语宗教学”的创立，一是必须证实自古以来中国宗教的真实存在，二是中国宗教学的书写必须以汉语为基本，三是中国宗教学必须立足中国社会及其汉语氛围，四是中国宗教学必须反映集体智慧，五是中国宗教学话语必须开放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研究员表示，宗教工作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工作，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把握好涉及宗教工作的重大关系，从政治高度思考和推进宗教工作，在和谐稳定中创新发展。她强调，一要坚持文化自主性、文化包容性、文化开放性，加强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二要文以载道，加强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三要认识到人才培养、人才建设的紧迫性、系统性与针对性。她指出，研究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大局思维，聚焦宗教学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龚隽认为，近代中国佛教知识史的建立，基本是在代表传统立场的经学与具有近代意识的新史学的“紧张”关系中开展的。近代以来，在域外新知的影响下，中国佛教学传统意义上的禅教关系，已经为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经史之辩所替代。近代中国佛教知识史的形成，正是在这种经与史之间，开展出不同的书写张力。他指出，虽然传统经学中的心性议题、体证方式与现代学术的规训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但是保留佛教学研究中的这种“紧张”，对于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是必要的。这启发我们，在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新知”，即将宗教完全作为客观对象加以研究，也不能退回前现代的护教学立场，而是要在“经”与“史”的张力中推动形成自身的知识传统和研究范式。
国际关系学
6月6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国际关系学学术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命题、研究范式与理论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郑永年指出，构建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立足中国自身的“真问题”，而非西方过往抛出的命题；中国学者不能简单移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范式，而应聚焦中国自身实践，进行原创性知识生产。随着中美大国关系进入历史性新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应更“有所作为”。应基于中国在经贸、科技、海洋空间等各领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鲜活实践，提炼融通经济合作与战略稳定的新分析框架，重新审视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以探索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政策路径。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士存认为，系统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根基。我国在海洋权益维护、周边外交和区域治理等领域的法治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规范建构与制度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他提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国际规则和涉外法治基础研究，系统提升中国在规则解释和话语建构方面的学理供给能力；大力推动历史学、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深度交叉融合，从中国参与和塑造地区秩序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理论价值的原创性成果。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海文指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治理议题日趋多元复杂，国际规则加速重构。这一历史性进程，为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源泉与重大契机。我们应加强对国际规则演变规律的研究，将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拓展国际合作网络的实践，深度融入全球治理理论构建之中，形成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又回应全球共同关切的治理理论框架。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永明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处理大国关系、经略周边、参与全球治理等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都是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生长点。他认为，当前，国家间利益协调、规则博弈与秩序重塑等问题依旧复杂敏感，需要在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推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理论对话。应系统完善参与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将国内治理实践与国际规则塑造有效衔接，把一系列重大外交实践系统转化为体系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