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是工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表现形式，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产业体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2015年占GDP首次超50%，到2025年达到57.7%，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稳增长、促就业的中坚力量。同时，与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等要求相比，还需持续发力。在此背景下，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以“四力协同”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以需求牵引激发内生动力

　　与工农产品不同，服务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点，这决定了服务很难实现跨时空贸易，必须密切接近消费者，只有消费需求超过一定规模，企业才能生存发展下去。如果不顾服务业自身特点，机械套用工业发展思路，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很容易造成低水平恶性竞争、产能过剩和项目烂尾。所以，发展服务业需要冷静研判市场需求规模和潜力。从服务对象看，应瞄准三个方向。

　　一是消费需求，亦即生活服务业。家庭消费支出是服务业发展主要拉动力，并且服务消费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会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目前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普遍达到60%左右，我国只有约40%，提升空间较大。从消费需求趋势和产业发展态势研判，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化、场景化、线上线下融合等服务，追求品质生活驱动的健康、文旅、教育、家政等服务，人口老龄化带动的康养、护理、关怀等服务，个性化生活驱动的体验式、沉浸式等服务是重点方向。

　　二是生产需求，亦即生产服务业。来自各产业的生产需求是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中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是主线。从产业演进逻辑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并不是界限分明、孤立静止的二分关系，而是深度互动、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发展服务业必须紧盯制造业发展需求。一方面，瞄准制造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各阶段需求，通过提供研发设计创新方案（涉及研发、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改造优化生产流程（涉及物流仓储、ERP服务、供应链管理等）、维护和提升企业客户关系（涉及品牌、市场调查、售后等）途径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鼓励制造业企业利用自身长期形成的品牌、技术、市场、人才等优势向服务业延伸，实现由单纯的产品提供商向“产品+服务”的综合供应商甚至专业服务商转变。

　　三是公共需求，亦即公共服务业。公共服务业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占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30%左右。由于公共服务业兼具公益属性，盈利空间狭小、财税效益薄弱，地方政府往往缺乏发展动力，但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生活和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提升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服务供给水平，以优质公共服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以改革攻坚释放制度活力

　　各类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分工深化、市场发展的结果，是产业链分工与协作网络高效运行的黏合剂、催化剂和助推剂。无论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侧看，服务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都是“人”，围绕作为消费者的“人”和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人”形成的良好市场环境，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

　　当前，全国高水平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仍存在各种卡点、堵点和盲点，如制度壁垒、地方保护、监管缺位、标准不一、要素流动不畅等。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抓手应放在以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卡点、堵点和消除盲点上。具体包括清理隐性壁垒，破除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统一服务标准，优化审批，畅通人才与数据等要素流动，破解服务业“融资难”“融资贵”，提升部门之间跨行业协同监管能力，消除对服务新业态的服务与监管“盲点”等。

　　以科技赋能构筑硬核实力

　　科技是服务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革命不仅会提高传统服务业效率，还会创造服务业新需求、新产品和新业态。从历史来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催生了一大批全新服务业。当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加速演进，深刻重塑全球服务业发展格局。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须充分利用好这次技术浪潮带来的机遇，努力攻克高端算法、核心芯片、关键软件等领域仍存在的“卡脖子”问题，掌握新技术发展与应用主动权；加快新技术在传统服务业中的场景应用，推动服务业数智化、绿色化发展；积极发展AIGC数字内容服务、AI训练与运维服务、数据合规与安全服务、AI伦理与合规顾问服务、数字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

　　以开放合作拓展空间张力

　　新技术增强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也加快了服务业的全球化步伐。2025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速达8%，比货物出口增速高3.4个百分点，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60%流向服务业，重点是“微笑曲线”两端的专业服务业，由货物贸易与投资派生的跨国公司国外服务性附属机构（如区域总部、后台服务、物流中心等）约占到了全球服务业FDI存量的1/3，这提示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密不可分，服务业开放须与制造业“携手并进”。开放合作是拓宽我国服务业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服务业开放主要涉及生产要素跨境流动，“边境后”制度型开放是核心，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是关键抓手。除了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主动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高监管政策透明度等之外，通过利益平衡、技术突破、概念脱敏等途径消解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偏见”条款，在工程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重构，为全球服务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智慧也是重点努力方向。

　　（作者魏作磊，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