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岭南文化，人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积累少、底子薄，极端的时候，甚至有人说“岭南无文化”“文化沙漠”“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等等。这些评价往往是以中原文化或江南文化为参照，对岭南文化作一不加具体分析的静态而又笼统的南北高下之分。事实上，如果在南北文化对比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历史和时间的线索，就会发现，岭南文化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它既有古远悠久的一面，又有相对迟缓的一面，更有光耀周遭的一面，三者次第展开，串联起岭南文化的发展脉络，显示出其历史演进的不同面向。

　　一

　　从历史长度看，岭南文化源远根深，发轫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序列中。我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人类为元谋人，位于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的小山岗，距今170万年。元谋人之后，为人所熟知的古人类是陕西蓝田县公王岭的蓝田人，距今110万年至115万年；还有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人，最早距今55万年至75万年，以及龙骨山顶部洞穴的山顶洞人，最早距今1.8万年。

　　在上述古人类中，最早的岭南人出现于蓝田人之后，而略早于北京人。2000年3月3日，《科学》杂志第287卷第1622期封面刊载了出土于广西百色地区的两把手斧，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测出的同位素年龄为80.3万年。这意味着早在80万年前，岭南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和繁衍生息。2015年4月9日，随着云浮郁南磨刀山遗址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早的广东人距今60万年至80万年这一历史事实渐渐进入公众眼中，进一步拓宽了岭南文化的历史纵深。磨刀山人紧承广西百色，与北京人出现的年代相当，这说明岭南地区很早就孕育出文明的火种，其历史渊源之久远可与北方中原地区相媲美。

　　此后，人类在岭南地区生活络绎不绝。仅就广东而言，韶关曲江县的狮子岩发现马坝人遗址和石峡文化遗址，前者距今约13万年，后者距今6000年至2500年，拼接出岭南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以至晚期青铜文化的相对完整的生活轨迹。清远英德青塘一镇，青北村有青塘遗址，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洞穴遗址，保存了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可确认葬式的墓葬；榄村则有岩山寨遗址，距今5000年至4000年，是岭南迄今发现的最大史前聚落和最早复杂社会，并且伴有半地穴房子、玉琮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元素，显示出南北文化融合的发展态势。

　　可见，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岭南就已非化外之地，而是在历经长期的文化积淀以后，融汇到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

　　二

　　从演进速度看，岭南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中原文化或江南文化相比，总体上发展较为缓慢，其文化成就大致可以用“点点星光”来形容。也就是说，从秦朝到宋代近1500年间，岭南时不时出现一些文化名人和文化事件闪烁于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就文化名人而言，岭南在不同时期涌现出一个个具有标识度的历史人物。如秦汉之际，赵佗创立南越国，厘定了岭南文化的地理范围；他北引中原文化、西引域外文化入南越，奠定了岭南文化的基本格局。东晋时期，葛洪在罗浮山隐居近三十载，先后修建冲虚古观、九天观、黄龙观和酥醪观，使得罗浮山成为道教文化圣地。南朝至隋，冼夫人长期统领粤西和海南地区，归服各族、平息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

　　唐代以后，文化北往之势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岭南士子步入主流文化圈。如张九龄史称“开元名相”，对盛唐之世的到来立下襄助之功。又如北宋的余靖，政治功业彪炳史册，被后人尊为“异代九龄”。余靖与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合称“四贤”，又与欧阳修、王素、蔡襄合称“四谏”，足见其人刚正不阿、德才兼备。再如南宋的崔与之，屈大均说他“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亦可见其深受朝廷器重。

　　就文化事件而言，东西南北交汇的独特位置，使得岭南成为形塑中华文化的先声之地。举主要者有二：其一，佛教西来推动东西文化融合。岭南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西天佛学便是经由这条路进入岭南，开启中国化进程。其二，贬官南来促进南北文化融合。在中国古代，岭南是接受贬官之地，先后有数百名官员被流放至此，以唐宋之际最为频繁，如唐宋八大家中，就有四人被贬岭南。

　　在这一层面上说，岭南文化在较长时期内的发展虽然相对迟缓，但却并非悄无声息。这些星光对于整个中华文化史来说，其意义在于这一隅之光常照常亮，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之光共同汇聚成了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

　　三

　　从发展高度看，直到明代以后，岭南文化才真正迎来高峰。对此，屈大均已有洞察：“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如今看来，近五百年间，岭南文化至少形成三座发展高峰“照于四方”。

　　一是明代岭南心学。陈白沙舍弃程朱理学之繁，以静坐之工夫求吾之约，终于窥见吾心之体，创立白沙学派。继承白沙衣钵的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工夫，追随者多达数千人，将白沙心学发扬光大，使之真正从岭南走向全国。同时，阳明心学在岭南也广有服膺者，诸如南海方献夫、揭阳薛侃、潮阳陈洸、饶平杨骥和海阳黄梦星。这就构筑起了明代心学的岭南大厦。当然，此时岭南也不乏心学的反对者，陈建、唐伯元等人从不同角度拥护、捍卫程朱理学。由此可见，明代的岭南实乃当时中国的一大思想文化重镇。

　　二是清代岭南经学。朴学大师阮元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按照其在浙江兴办诂经精舍的模式，延揽天下学者和士子，在广州着手创办学海堂，并在此开展文献整理工作，推出了《皇清经解》，收录清初至道光年间经学著作188种，共计1400卷，涉及全国各地73位学者。由于此项工作完成于学海堂，所以这套书又被称为《学海堂经解》。这就“在短时间内把广东带入中国学术的主流”，使得岭南经籍出版在全国崭露头角。受此影响，学海堂学长致力于搜罗地方文献、编撰地方文史，进一步夯实了岭南文化的经籍基础。

　　三是近代岭南启蒙思想。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涌现出一批敢为天下先、致力于启蒙的进步人物。如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由此不难发现，岭南文化到近代亦有其照耀四方的高光时刻。

　　总之，理解岭南文化，不可作静态观，也不可一概而论，而应在南北、古今和中外这一多元、综合的视域中展开。以此观之，岭南文化之发展可谓“源远长涵千古脉，器大终通万里程”。

　　作者周建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