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由各类现代产业构成的产业系统，各产业（行业）间互为支撑，融合共进，共同构筑起国民经济的基本骨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长期以来，广东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领跑全国，2026年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再次明确以两业协同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之举。面向未来，应进一步优化制造业区域协作机制和加强传统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打造高端化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生态，塑造制造业和服务业互促赋能良性循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广东两业深度协同有基础有优势
锻造高韧性、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点任务。广东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制造业为骨干、服务业为灵魂的演进路径具有坚实的基础。赛迪顾问发布的《2024年先进制造业城市研究》显示，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汕头10个广东城市进入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行列。2025年，广东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已经分别达56.2%、34.7%和59.6%。
与此同时，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突破5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科技推广与应用等高技术服务业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增长速度。这充分说明，在广东选择两业深度协同发展思路来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可行、潜力巨大。
“十五五”期间，广东要以先进制造业作为产业体系的物理骨干和硬核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作为赋予产业灵性、创意与价值实现的关键枢纽，通过两者的融合互促、双向赋能，形成现代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产业基础。
三大挑战制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客观来看，作为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广东同样面临不少挑战，制约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首先，制造业发展存在地域失衡。当前，广东制造业已经形成以珠三角为核心、粤东西北地区为外围的基本布局，将近77%的制造业企业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和珠海，其他城市普遍依靠劳动力红利和土地政策优惠，承担核心地区部分制造行业的转移迁入。然而，缺乏系统布局、以零散企业入驻和碎片化环节嵌入为主的制造业转移模式，难以扭转粤东西北地区要素驱动型的基础制造业偏向。这种发展局面，不仅容易造成制造产业链的单点集聚和向心状回缩，而且制约了服务业赋能制造业的范围和程度。
其次，服务业结构性瓶颈有待突破。广东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前沿高端领域发展较缓，服务产品专业化、细分化、品牌化程度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面临“高端乏力、层次偏低”的结构性瓶颈。相较于浙江、江苏等地区，尖端工业软件、检验标准设计、数据标注、人工智能等知识密集型领域的自主创新水平偏低，国际化龙头链主型企业规模相对有限。规范、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和市场推介渠道相对缺乏，生产性服务链上下游之间“断口”多、“粘力”弱。同时，生活性服务业表现出“泛而不新、大而不优”的特征，餐饮、文旅、康养、体育、家政等服务企业普遍延续“用户找服务”的传统经营路径。
再次，两业协同的路径窄、机制弱。广东高度重视两业协同发展问题，但实践中偏向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的深度融合，甚至在具体操作中进一步框定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交互赋能，在服务业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以及制造业对生活性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创新的支撑方面则重视不足。同时，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仍偏向于物流、仓储、售后等生产性服务的外包模式，针对技术研发、流程设计、品牌运营、供应链管理、质量标准认证在内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嵌入度较低，缺乏以制造行业和产品需求特性为导向、灵活采取全域渗透或局部突破的多元融合模式。此外，两业协同的机制弱、路径窄，要素协同壁垒依旧不少，如高水平人力资本储备小、数据跨界协同效率低等。
多措并举释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内生动力
首先，以制造业为核，培育柔性化、数智化的先进制造业集合。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业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非常突出。
一是要深度把握数智技术在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颠覆性创新效应，通过“人工智能+制造”推动生产范式变革，打造柔性制造的“广东标杆”。针对机械、轻工、纺织等传统优势行业，尽快提高“数改”“智转”“网联”的渗透率，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生产要素的实时精准调度，从源头减少低效耗能工艺，降低运维成本。
二是完善制造业数智化标准体系，加快制定数据、算法、制造流程等方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推动制造业数智化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推动制造业从“制造”向“智造”跨越，重塑价值创造逻辑，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全力摆脱依靠单一规模效应摊薄成本的“内卷式”发展路径，转而利用大数据精准洞察市场，迈向以定制化扩需、以个性化增值、以高端化破圈的新增长模式。
三是强化产业链的韧性与主导权。鼓励龙头企业牵头构建“灯塔工厂”与“数字孪生车间”，带动中小企业进入数智化协同体系，确保广东制造在规模上领跑，更在核心标准、关键工艺和柔性供应能力上占据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并举提高数智化水平的多赢生态。
其次，以服务业铸魂，塑造人文化、知识化和多元化的现代服务业矩阵。在技术快速进步的背景下，着力培育创新驱动、以人为本的服务业生态，对于开辟服务经济发展新范式而言尤为重要。技术进步和人文精神对服务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拓展特色化服务业矩阵，构建完善全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转化为居民获得感的关键环节。
一是锚定生产性服务业这一突破口，着力开辟研发设计、智慧物流、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高地，以知识密集型服务的优质可持续供给，引领生产性服务链全域的迭代创新。
二是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深入扎根于地域性消费偏好和文化特色，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的供给效率和体验价值，推动养老、托育、家政、体育、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产品的即时化生成和便捷化交付，让城乡居民享受高品质生活。
再次，强化机制联动，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协同融合。通过打破产业边界、强化机制联动，构建制造业为骨干、服务业为灵魂的链式协同体系，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协同融合。
一是提升服务嵌入制造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性与深度。建议率先在电子信息、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新材料、智能家电、汽车制造、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和轻工纺织等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推广“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服务化转型”的一体化模式。支持制造业企业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转变。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驱动“制造+服务”的高效对接，开展针对研发设计、智能运维、回收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链式服务，利用大数据实现精准营销与需求预测，真正让服务成为制造业增值的关键变量。
二是以国家专项政策引导与链主企业牵引，拓宽两业深度协同的战略通道。建议启动“制造+服务”合作伙伴行动计划，并设立两业协同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工业App开发、智能装备首购首试，以及跨国和跨省专家智力资源引进，采取“分阶段触发”的精准补贴机制。在全省范围内遴选并培育一批两业协同领军企业和国家级试点项目，总结推广可复制的协同模式。实施由链主企业开路、中小企业协同跟进的两业协同场景创新战略。鼓励人工智能、半导体、大数据等领域的领军企业，在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汽车等终端领域开展模式创新。
三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度，全力发展技术含量高、模仿难度大、全球公信力强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软件设计、研发试验、数据分析、检验检测、物流工程和金融科技等，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延链增值。为此，可考虑设置科技研发类生产性服务业的“绿色通道”，周期性遴选“专精特新”典范企业并提供奖励性补贴，支持相关链主企业率先开拓新领域，引导中小微企业跟进细化，提供更长尾化、精准化的应用技术研发。
作者夏杰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