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综》是由清代学者朱彝尊于康熙年间编纂的明代诗歌总集，全书共100卷，卷末特设“杂谣歌辞”一类，附16个地区的谣谚，其中广东谣谚在诸地区中数量最多，涵盖饮食物产、官员政绩、民俗信仰等内容。朱彝尊仿汉武帝立乐府、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之例，以“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为旨归，将民间谣谚纳入诗学视野。这一编纂理念，与先秦“典乐”以乐教化、乐官“采风”以观民风的礼乐传统遥相呼应。

　　一方风味：

　　物产谣谚里的岭南生活智慧

　　《明诗综·广东谣谚》中饮食物产类谣谚数量最多，内容涉及水果、蔬菜、肉食、水产品以及农事气象，把岭南人的餐桌与四季、物候、身体感受紧紧连在了一起。这并非文人笔下的风雅记录，而是田头海边、灶前树下长出来的民间智慧。

　　最具代表性的是“饥食荔支，饱食黄皮”一语。朱彝尊在这一句后增加注释：“黄皮果状如金弹，六月熟，其浆酸而除暑热，与荔支并进，荔枝餍饫，以黄皮解之。”荔枝成熟于夏至前后，多食易上火或饱腻，黄皮恰好可以消暑解腻，两者在成熟时序与食用功能上形成了天然的互补关系。此外，“多食马兰，少食芥蓝”“秋冬食麞，春夏食羊”等谣谚中对时令物产的精准把握，既是岭南地理环境的直接反映，也是岭南人“应季而食”的生产生活经验的浓缩表达。

　　这些谣谚之所以生动，是因为每一条都连着真实的场景、具体的动作。清初在行政上承袭明制，将海南（琼州府）纳入广东省管辖。琼州渔民和农民共同观察后总结经验：“海水热，谷不结；海水凉，禾登场”。把海洋与农田联系起来，这是岭南沿海地区独有的认知方式。这些谣谚是一代代岭南人过日子时随口说出、随手传下去的热乎经验。朱彝尊将其收录其中，看重的正是这种“出于天地自然之音”的质朴力量。

　　民心之镜：

　　颂德谣谚中的民间政治表达

　　如果说饮食物产谣谚展现了岭南先民应对自然的实用智慧，那么官员颂德政绩类谣谚，则为我们打开了观察明代岭南基层社会治理与民间政治心态的另一扇窗口。这些谣谚以极其凝练的语言，记录着民众对官员德政的期盼、评判与颂扬。

　　明代广东地处岭海之间，远离中央政治中心，地方治理的成效往往直接取决于州县主官是否贤能与廉洁。嘉靖初年，余姚人金蕃任顺德知县，刚上任时执政严苛，民众有谣曰“朝鳃鳃，毛厥施乎？夕掝掝，石厥画乎？劳乎劳乎？盍燕以敖乎”，辞语古奥难解，以此形式暗讽其酷烈苛刻，以表达不满。然而一年之后，金蕃调整施政，豪强收敛，狱讼减少，民众转而以歌谣颂德：“华盖之屹屹，不如尹之无泐，碧鉴之粼粼，不如尹之无津。长我禾黍，谷我士女，吁嗟乎膏雨！”这种由讽转颂的民谣叙事结构，生动反映了岭南民间对官员政绩的务实评判标准。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福州郑天佐任惠州通判时留下的谣谚：“县迟延，府一年，但愬郑青天。讼无滞，民不冤。”这首民歌将郑天佐与拖延推诿的县府官员进行对比，说明诉讼遇“郑青天”则无积压、无冤情。短短一二十字，既批判了明代地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拖延积弊，又表达了民众对清官廉吏发自内心的赞颂。

　　雷州半岛在明代属岭南偏远地区，法制废弛，积狱严重。永乐年间，天台黄敬任雷州知府，到任后数日内将郡中积压囚犯全部审结清空。民歌先叹“黄公来迟，使我无依”，后颂“今公莅政，惠我无私”。这种先怨后颂的情感递进，真实反映了边远地区民众对中央派员整顿吏治的迫切期待。而高州同知严琥在大饥之年捐俸赈灾，民众以“治我严父，生我慈母”颂其德，传达出“父母官”一词的深切寄托。

　　这些颂德谣谚是民众自发创作、口耳相传的“民意测验”，在传播过程中经过集体筛选与凝练，最终形成了高度浓缩的价值判断。朱彝尊将这些谣谚收录于《明诗综》，正是认同了“诗可以观”的古训：观民谣而知吏治，观颂歌而知民心。

　　歌以观风：

　　谣谚文体在岭南文化书写中的独特价值

　　谣谚之所以能够承载如此丰富的地方知识与社会表达，与其文体特质密不可分。谣谚“未尝师法古人，出于天地自然之音”，作为不依傍经典，不受制于格律，以最朴素的语言记录最真切的生活经验的谣谚，保留了正统文献中往往阙如的地方性知识。

　　与文人书写相比，谣谚的文体优势在于其民间性、口语性与集体性。正如唐代韩愈贬谪潮州途中写下《泷吏》对岭南险恶风物的描摹、宋代苏轼在岭南时对岭南风物的由衷喜爱，明代丘濬《南溟奇甸赋》对海南物产民情的赞美，这些作品固然具有重要的文学与史料价值，但它们出自文人个体之手，代表了精英阶层的观察与表达。而谣谚则是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产物，它记录的不是个体的感受，而是一个社群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经验。

　　韶州牯牛滩的谣谚写道：“行过牯牛五石滩，寄书归去报平安。”“过得牯牛，舟子白头。”北江之上的牯牛滩，是明清时期岭南内陆最险恶的急流险滩之一，谣谚中所说可视为岭南水路交通的血泪实录。类似的还有关于大庙峡的描绘：“清溪蒙里（二驿名，路多虎），早眠晏起。”可见岭南山川之险、行路之难，刻在百姓的口头记忆里。与之相关的还有肇庆一带的谣谚：“水浸钓鱼台，上下不得来。”“西水漫漫，鱼蟹满盘。”岭南人与水患共处的态度，在这两句话里表露无遗——承受自然的代价，也接纳自然的馈赠，这是务实而豁达的生存哲学。

　　谣谚对民俗的记录是地方知识的储存器，也是文化认同的凝结剂。例如，石湾窑是岭南最著名的陶瓷生产基地，产品远销海内外，瓦脊雕塑、人物塑像尤为精工，“石湾瓦，甲天下”指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经济网络。又如，朱彝尊记录“儋俗事神，有上帝会，天妃会，邓天君会，羊元帅会，銮舆五采，迎神十百，大飨于村中。”可见，多神信仰与迎神赛会成为地方社会结构、经济分化与文化认同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重要场域。

　　民间谣谚以物产书写为载体，承载地方知识传承与民间文化认同的双重功能，在中国古典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中具有独特价值。透过这些谣谚，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生机与智慧的岭南——人们以最朴素的语言记录着与土地相处的经验，以最热烈的仪式表达着对神明的敬畏，也以最坦诚的歌谣传递着对清官的期盼。这是谣谚的永恒魅力，也是今天重读经典的意义所在。

　　作者龙赛州，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粤港澳说唱文献叙录及其文献学研究”（21CZW06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