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直到2019年，中央领导讲话、各类文件或会议提到“共同富裕”一词的，每年保持在10次上下，到了2020年提高到30次，今年截至8月17日更是增加到6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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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中央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之后，更是引发各界热议。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新时代共同富裕问题作出了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全国上下对共同富裕这一时代课题的讨论掀起了新的高潮。

　　为什么新时代再次强调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顾名思义，就是要实现“共同”与“富裕”的有机统一，“共同”是指富裕的实现范围，即全体人民共享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成果；“富裕”则表现为人民生活水平即物质、精神各层面的丰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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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一重要论述，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进入新时代，再次强调共同富裕问题，起码蕴含着两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富裕”状态实现量的积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跨过了温饱、小康、“两个翻一番”、全面小康等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实践中，学术界和政策部门一般用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均国民收入来观察富裕的程度。2019年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到了28.2%以内，达到联合国20—30%的富足标准；人均GDP达10410美元，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美国65281美元，日本40247美元），但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显然，从这一分析维度来看，我国目前处于从衣食住行富足的全面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迈进的阶段，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积累了较为扎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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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共同”程度产生质的变化。一般而言，国际通行惯例是用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指标来观察富裕差距即平等水平，年度收入分配和长年积累财富的基尼系数越大，全结构福祉的差别不平等也越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317以来，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回落，近年维持在0.46-0.47区间，持续多年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我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又上升到0.704，当年全国财富排名前10%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上升至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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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但居民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明显拉大，阶层固化的风险也在扩大，共同富裕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新时代共同富裕“新”在哪里？

　　共同富裕，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新提法。早在1953年，毛泽东同志就第一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对共同富裕作出阐述，比如，1985年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人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1992年南方谈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话语体系，在上世纪笔者读高中乃至读大学时都是耳熟能详的，即使到了21世纪，在笔者多年的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上也还是一直这样讲。可以说，30年来在政治教科书上变化不大。但这次，将赋予共同富裕新的时代内涵。那么新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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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定位新：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虽然各个国家成为世界先进、达到发达水平的目标基本趋同，现代化进程中也遵循关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共同的规律，但从整体上看，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成功现代化模式或道路。“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的人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最终是由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从一个国家自身来看，现代化的进程也并非一成不变。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我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支持、制度体系、物质基础更为坚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第一次被提出来，并强调：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从现代化实现形式角度讲的，它既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式。这条新道路，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上均有特定的表现，其中在经济上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共同富裕道路。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初心使命，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衡量标准。应该说，相比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传统提法，增加“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一新表述，使共同富裕思想实现新的拓展和深化，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第二，任务新：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意味着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没有发展，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断拓展，包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享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了更加迫切、更加全面的要求。

　　当前，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条件、基础、环境等发生新的变化，人民群众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更高品质生活。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群众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第三，措施新：将“三次分配”正式纳入分配制度顶层设计。以前笔者在讲中学政治课时，一般只在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上跟学生探讨，不敢提三次分配，因为当时只是倡导，并非纳入制度顶层设计。与学生的教学中，我们用得最多的说辞是：分配制度主要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初次分配是由市场进行的分配，再分配是由政府主导，通过税收、社保支出等来实现，初次分配环节主要注重效率，再分配环节则主要注重公平。诚然，企业通过生产或提供服务盈利，个人用辛勤劳动或聪明才智获得收入，这个初次分配看起来天经地义；但是，企业也好，个人也罢，各自拥有的条件、掌握的信息、占据的优势并非均等，有些人付出同样的努力，却没得到合适的财富分配，这样，就需要政府行使“再分配”职能，通过税收、收费、补贴、救济等方式，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进行再分配，提高社会的整体公平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初次分配的实践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乡、地区、行业差距过大。以财政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环节，虽然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兼顾公平的调节作用，但也因为实施条件、配套措施等限制，对于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而言力度还不够，亟需以企业和个人为参与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来帮助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　　

　　对此，多年来，无数有识之士自发地投身到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中，在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方面，用行动和智慧来对财富进行再一次分配，通过收入阶层中的富裕人群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不过，这些义举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以自发、自愿为原则实施的，而并非建立在刚性的制度安排之上。

　　制度，最能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对三次分配进行建章立制、作出制度安排，无疑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工作应有之义。我国现阶段与第三次分配慈善捐赠相关的法律制度，如慈善法、捐赠法、红十字会法、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陆续出台实施，尽管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但已经实实在在为中国现阶段实施第三次分配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这次会议旗帜鲜明将三次分配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提了出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值得广大群众期盼，也引发不少企业响应和行动。会议结束两天后，腾讯就宣布追加500亿助力共同富裕；9月2日，阿里巴巴也宣布投入1000亿资金，启动“共同富裕十大行动”，随后，美团、碧桂园等企业纷纷表态。这种以慈善捐赠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分配，无疑是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真正回归共同富裕中“先富带后富”的本意。

　　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路径是什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愿景目标，绘就了共富之路的宏伟蓝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了“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赋予了浙江省率先成为建设共同富裕“探路先锋”的历史使命。然而，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正如中宣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一文所说：“实现共同富裕，让14亿多人享有现代化生活，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必须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

　　第一，要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上做文章。“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提倡的发展路径有变化，但决策利民、发展为民、成果惠民，始终是其中的厚实底色。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一，共同富裕不是指总量富裕、平均富裕，而是全体人民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这次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其二，共同富裕不仅要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人人尽力，还要让共创财富的人能够共享财富。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其三，共同富裕代表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五位一体高度综合协调的状态，不仅要满足人民的“物质富裕”需要，也要满足各种“精神富足”需要。这次会议鲜明提出，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其四，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分配财富，而是要持续提升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这次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第二，要在解决“三大差距”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总书记还强调，“这项工作也不能等，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把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一是推动区域共富。发挥“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二是推动城乡共富。围绕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目标，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三是推动群体共富。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要在提升再分配实际效果上出实招。聚焦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围绕调高、扩中、提低、保合、打非，致力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有人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其中一大区别，就看是资本控制人还是人控制资本的问题。西方国家是财团、财阀操纵国家机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资本关进笼子，让资本在法律的框架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实现共同富裕助力。除了刚才说的明确三次分配的同时，在提升再分配上需要多管齐下。

　　一要在“调高、扩中、提低”方面持续发力。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小微创业者扶持政策，支持个体工商户勤劳致富，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二要在“保合”方面依法给力。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比如，最近，最高法发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民商事案例，明确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加大对恶意违约、逃废债务、侵犯产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治力度，还营商环境以公平正义。又比如，前不久人社部、最高法联合发布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案例，明确996、715、007等劳动机制违法，腾讯、抖音、快手、美团等公司闻讯取消了大小周工作制，把完整的周末还给了员工，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

　　三要在“打非”方面精准用力。这主要体现为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持对资本适度管制，约束资本的过度空转、过度流动与无序扩张。比如，这段时间，国家在教育“双减”之下对校外培训机构资本野蛮生长说不；限制资本炒作流量明星，严厉打击饭圈文化，等等，这一切无不表明，国家正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出大招、动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