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探索的思想与智慧的积淀，同时又源于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所选择的独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为路径的中国道路。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目标，那么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如果说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很好地诠释了中国道路的国别性，那么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则以其成功的实践在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正确性的同时，丰富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参照与理论依据。
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具有鲜明国别性的现代化的实践，是对人类文明与现代的丰富与完善。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的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指既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激进式改革”，又不同于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的中国特色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路径与模式。它具有以下鲜明特征：以中央授权改革为主导，以举国体制为保障；以建立经济特区为重要的实践载体，以先行先试为主要的实践逻辑与步骤；以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口，以全方位改革为方向；以发展经济为着眼点，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非均衡发展为路径，以协调与共享发展为宗旨。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路径又反映了中国道路前行的轨迹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以经济特区为实践载体，通过四个逻辑路径影响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进程：其一，中央顶层设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特殊政策诱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与需求的两个方面，形成了推进改革开放的相辅相成的有机进程；其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结果和推动力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内在强有力的演进逻辑；其三，中央政府和中央授权“先行先试”“先行示范”的“次级行动集团”的经济特区，构成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中既地位、作用、力度截然不同，又缺一不可的独特的制度变迁的“双主体结构”；其四，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通过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以加强的“虹吸效应”、扩大的“扩散效应”、制度化的“涓滴效应”和迅速展现出来的“倒U型曲线”增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绩效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实现速度。
改革开放45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变迁方式与路径，从而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一改革方式与路径不仅减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本，降低了制度转型的风险，避免了社会转轨有可能发生的动荡，而且还在加快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形成中国经济新版图的同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令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接受并借鉴的中国发展经验与模式。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与实施路径，又是中国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不仅赋予了中国经济特区不同于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所定义的独特功能与使命，而且还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中国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内涵。
经济特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绩效
从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来看，以首先建立经济特区为实施载体的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与实施路径，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用富有制度绩效的改革措施与方案书写着中国道路的理论篇章，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魅力。
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实践模式与路径，从多个方面增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绩效：
其一，作为中央确定的率先改革开放的政策性经济增长极，经济特区政治使命不可避免而又符合逻辑地具有了来自于制度力量的附加值。因此，在举国体制推动与经济规律作用的有机结合下，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经济特区不仅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快速产生对要素的“虹吸效应”，而且同样较为迅速地释放、形成了对周边乃至全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同时，“极化效应”又在经济特区大胆探索、率先发展的进程中，加速了“虹吸效应”的力度，从而经济特区在实践中央改革总目标的同时，以其授权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创造出更加强大的“虹吸效应”，从而增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度绩效。
其二，在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框架中，中央的整体战略部署对经济特区所形成、释放的“扩散效应”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与引导作用，这也正是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点所在。一方面，随着经济特区自身的发展，在“乘数效应”机理的作用下，“扩散效应”自然形成并向周边相对落后的地区迅速释放产能；另一方面，在“先富带后富”理念下，非均衡发展进程由于“回流效应”小于“扩散效应”所形成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化的状况并没有呈现出更广泛的趋势。“扩散效应”所产生的正的溢出效应又以率先改革的制度力量，通过经验复制、借鉴的途径强化着“扩散效应”的辐射力度与区域，形成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的日益扩大化的“扩散效应”，从而加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绩效。
其三，在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框架中，“涓滴效应”作为改革开放的方针与内容，而不是作为经济发展后的结果，在改革之初就已经被作为发展战略而制度性地确定了下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就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式“涓滴效应”的生动展示。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经济特区，作为政策性经济增长极所释放出来的“虹吸效应”，在吸引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的同时，首先“虹吸”了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这种镶嵌在改革开放之初顶层设计之中的制度安排，使“虹吸效应”在改革伊始就具有了与“涓滴效应”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机制性关系。“虹吸效应”使“涓滴效应”的迅速释放成为了可能，而“涓滴效应”又在“虹吸效应”的作用下得以快速扩大。在“扩散效应”的推助下，“涓滴效应”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酵着，在向经济特区提供劳动力的同时，改变着部分人和部分地区的生活状况，缩小着城乡及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并呈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具有区域差异性的“倒U型曲线”趋势。即在经济特区率先发展的带动下，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飞速增长的结果，人们整体收入水平的增加和赤贫人口数量的绝对减少，共同以边际增量的方式使得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以生活实质得到改善和获得感得以兑现的方式表现出来。
由于“涓滴效应”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是经济特区的功能之一，由于“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既是经济特区这一政策性增长极的内在机理，同时又以不同机理推动着“涓滴效应”的释放与“倒U型曲线”的差异性展现，从而都以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预测的理论机理的方式，加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度绩效。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既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独特性。这一过程在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印证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这一过程承载着一个民族独立自主谋求富强的美丽故事，更体现了改革开放倡导者、领导者们的政治智慧与民族担当。
作者陶一桃，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