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作为底层假设，把人简化为时刻权衡利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而人文经济学的基础支点，正是“文化人”这一行为假设
●“文化人”活在物质与精神交织的社会网络之中，行为被文化、道德、伦理共同约束，拥有更加丰富多元的行动逻辑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财富数字的无限膨胀，而是成就一个个全面发展的“文化人”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文化人”作为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行为假设，为重新理解人、理解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不少研究反复强调“文化人”地位十分重要，可究竟何为“文化人”，它拥有哪些独有的精神品质，在经济社会运行当中又能发挥什么样的现实作用，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依旧有着巨大的探索空间。如果把人文经济学比作一座等待发掘的宝库，那么“文化人”就是开启这座宝库的钥匙。只有深度洞悉这把钥匙，才能破解人文经济学深入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
以“文化人”破解人文经济学理论难题
“文化人”有助于厘清文化与经济“双强”的实现路径。江南苏杭大地自古便是烟火繁盛之地，既是文脉绵延千年的文化高地，也是产业活力奔涌的经济沃土，堪称文化强、经济强且协同发展的现实范本。千百年来，这里既有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碑刻、园林古建，也有商贾云集、实业兴旺的市井图景。以此为典型参照，越来越多研究者达成共识：文化与经济“双强”的根本落脚点，不在于简单堆砌文化场馆、盲目上马产业项目，而在于“文化人”的培育。一座城市、一个社会，只有拥有大量的具有文化自觉与价值追求的人，文化才不会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经济也不会沦为唯利是图的逐利游戏。文化可以滋养产业内核，经济能够反哺文化传承，二者才能如同鸟之双翼，协同振动、彼此成就。
“文化人”有助于为文化主体性筑牢微观根基。何为文化主体性？它是一个民族自主选择文化发展道路、自主建构价值体系、自主开展文化创造与阐释的能力。巩固文化主体性，离不开“两个结合”的根本指引，而大规模“文化人”的涌现，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前置条件。文化主体性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宏大口号，它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认知与日常行动之中。只有当千千万万普通人能够读懂自身文明，愿意自觉传承优秀价值，文化主体性才能扎根人心，生生不息。
“文化人”有助于构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人文经济学是立足中国实践生长出来的原创性、标识性理论，是跳出西方经济学固有框架的全新理论范式。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作为底层假设，把人简化为时刻权衡利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而人文经济学的基础支点，正是“文化人”这一行为假设。相较“经济人”，“文化人”拥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但与此同时，人的文化、思想、价值本身纷繁复杂，这也给理论建构带来更大挑战。
“文化人”的文化特质
厘清“文化人”的内在属性，才能够为人文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建设夯实地基。
“文化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达，各类动作符号承载着对应的精神意义。文化说到底，是一套不断被使用、被解读的符号集合。比如我国的中秋节，一轮圆月、一块月饼，早已超越天体、食物本身，演变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很多外国朋友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何对这个节日如此看重，根源就在于这套符号背后承载的文化意义，是中华文明长期沉淀的产物。“文化人”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输出文化符号，由此可以透过人的外在行为符号，读懂其背后的文化底色。
“文化人”所展现的文化符号具有意义建构的属性。符号本身是载体，真正的内核是赋予其上的意义，但意义并非是天然固定的，而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同样一个行为，放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被解读出来的内涵可能天差地别。“文化人”开展社会活动，本质上也在参与意义的建构、传递与更新，既承接前人传下来的文化内涵，也会结合时代现实为旧的符号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经济人”只关心收益多寡，不参与社会意义的生产建构不同的是，“文化人”每一次带有文化印记的行动，都是在参与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搭建。
“文化人”的行为符号背后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人的所有行为都会或契合、或背离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尺。人的一举一动，很难做到完全价值中立，背后总会暗藏着价值判断。同样是经商做生意，有的人信奉诚信为本，宁肯损失短期利润也要守住信誉。但也有人投机取巧，为赚取利益抛弃底线。“经济人”的世界里只有成本收益这一把标尺，而“文化人”活在物质与精神交织的社会网络之中，行为被文化、道德、伦理共同约束，拥有更加丰富多元的行动逻辑。
“文化人”的行为特质
顺着符号表达、意义建构、价值取向这三层基础内涵继续深入，立足于“文化人”承载的文化内容与现实行为，还可以看到它更多鲜活的行为特质，这些特质让“文化人”脱离抽象概念，更贴近真实世界当中每一个普通人。
第一，文化表现的多元性。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模一样的树叶，也不存在模板化、标准化的“文化人”。不同个体，成长环境、人生阅历各不相同，外化出来的文化行为千差万别。一个人既可以崇尚拼搏进取，也会向往闲适淡泊；既坚守传统礼俗，也乐于接纳新潮观念。随着年龄增长、身份转变，同一个人的价值偏好、行为选择也会发生变化。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处境之下，人的文化表现复杂而多元。这种复杂性，固然让理论建模的难度陡然提升，不像“经济人”假设那样可以简单同质化处理，但恰恰是这份复杂，才还原了真实人性。如果无视人的多元性，强行把所有人塞进同一套行为模板，构建出来的理论就会脱离现实土壤，变成纸上推演的空中楼阁。
第二，行为表达的场景性。“文化人”的文化表达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水随容器改变形态一样，其意义表达高度依赖于具体场景。同一个人，在正式庄重的典礼场合，会恪守礼仪；回到亲友欢聚的日常场景，就会放松随性。同样一个行为，换了场景，传递的意义就会发生偏移。由此可见，场景不只是人开展活动的背景板，它本身就参与塑造“文化人”。文化环境、公共空间、制度氛围皆为场景。好的社会场景能够引导人向善向美，扭曲的环境则容易诱发短视逐利的行为。由此，要培育“文化人”，不能只靠空洞的说教，也要重视场景搭建，用好的制度环境、社会风气营造滋养优秀“文化人”的土壤。
第三，行为选择的目标导向性。这一点是“文化人”区别于“经济人”的又一鲜明特征。“经济人”的决策几乎均围绕成本收益转动，利益最大化是终极目标。但现实当中的人，其抉择从来不会只拿金钱得失当作唯一标尺。“文化人”当然也会权衡利弊，考量现实得失，但价值观催生出来的理想目标，往往会成为牵引行为的核心引擎。古往今来，无数人为家国理想、道义信念，甘愿舍弃物质利益，这用纯粹的成本收益根本解释不通。远大高尚的价值目标，是个体奋斗的精神燃料，汇聚在一起更是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深层动力。企业经营者不只追求利润，还希望回馈社会。科研工作者不计回报深耕冷门领域，追求学术理想。普通人愿意牺牲部分个人便利，守护公共道义。正是目标导向这一特质，让“文化人”假设拥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能够阐明很多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
第四，“文化人”具备可培育性。西方经济学里的“经济人”，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抽象设定，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环境，人的内核永远是追逐利益最大化，所有人在底层逻辑上高度同质化。正是这种恒定、同质的假设，极大便利了传统经济学数理模型的搭建与推演，但代价是把鲜活人性做了过度简化。反观“文化人”，它承认人性的复杂多变，承认人的行为受场景左右，这无疑增加了理论构建难度，可它同时打开了一扇新大门——人的文化认知、价值理念不是与生俱来、固化不变，而是可以后天塑造培育的。
人的价值观念如同田地，不进行耕耘就容易杂草丛生，经过教化滋养，就可以硕果累累。依靠学校教育、社会风气熏陶、制度引导、公共场景浸润，个体的文化认知、道德追求能够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逐步认同社会倡导的正向价值。不同个体原本的文化特质千差万别，但经过合理培育，在核心价值层面可以形成共识、实现一定程度的同质性。这份由后天培育带来的有限同质性，为人文经济学搭建理论体系开辟了可能性。对全社会而言，培育“文化人”，塑造共同的人文理念，正是构筑文化共同体、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微观根基。进而，这也使“以文化人”跳出了单纯文化工作的范畴，拥有了厚重的经济学价值。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人”当作永恒底色，默认人性不可改造，只能依靠制度约束人的逐利本能。而人文经济学依托“文化人”的可培育性提出了新思路——社会可以通过文化教化，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从根源上优化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这也正是人文经济学能够实现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超越的核心支点之一。
引入“人文资本”的经济发展新逻辑
“文化人”的上述特质，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让人文经济学能够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以及现代经济学当中的合理成分。立足“文化人”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到一些焕然一新的认知。
“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切入点。人力资本聚焦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术、专业技能，劳动者掌握的技术越多，生产能力越强，就越能拉动经济发展。这套理论可以解释工厂效率提升、技术迭代进步，但它只看见了人的本领，却忽略了人的内心。现实中的人，除专业知识技能之外，心中还有价值观、道德伦理、人文理想，这些精神认知体系，深刻左右着劳动者如何运用手中的技术能力。同样高超的技术，心怀责任担当，就可以用来造福社会。如果缺少价值约束，则有可能用来追逐一己私利，甚至损害公共利益。由此，人文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全新概念——人文资本。所谓人文资本，指依托人文价值、道德伦理、理想信念所形成的人的内在素养，以及由这份素养转化而来的现实生产力。人力资本解决的是“会不会做”的问题，人文资本回答的则是“愿不愿意做完美、朝着什么方向去做”的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河南零售企业胖东来，正是人文资本释放力量的一个鲜活案例。这家企业并不处在一线城市，也没有手握得天独厚的行业资源，却在竞争激烈的零售市场中声誉正隆：它善待员工，尊重劳动者的人格与权益，给予员工充足的休息与保障；对待顾客坚守诚信底线，把道义摆在短期盈利前面。胖东来的成功，不单单依靠管理制度、经营技巧这类人力资本层面的积累，更来自整套的扬爱、向善的人文价值。放眼更长的商业历史，那些穿越周期、基业长青的企业，大多有一个共同点——不把利润当作唯一圭臬，而是把人文价值摆在重要位置。只顾短期捞钱、抛弃道义的企业，或许可以风光一时，但很难行稳致远。
由此，人文经济学可以建立一个“双重资本”的分析框架，经济发展不能只依靠人力资本这“一条腿”奔跑。如果只有技术、技能不断提升，缺少人文资本协同加持，经济发展就可能暗藏风险，容易滑向唯利是图，滋生短视投机行为，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会大打折扣。只有人力资本与人文资本协同并进，经济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双重资本”共同驱动的增长模式，不仅能够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带来边际报酬递增，更能够保障经济发展契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有温度、受人尊重的高质量发展。
当下中国正处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时代关口。社会既需要不断做大物质财富的蛋糕，同样不能忽视精神世界的建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经济分析习惯于照搬西方理论框架，把人简化为纯粹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看待发展只盯着产值、利润、技术指标，忽略人内心的文化诉求。而“文化人”假设，把完整的、有精神追求的普通人重新放回经济学舞台中央。经济学终究是研究人的学问。如果抽离人的文化、理想、道义，只留下冰冷的利益计算，那么经济学便丢失了人文底色。
人文经济学以“文化人”为钥匙，重新看见完整的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财富数字的无限膨胀，而是成就一个个全面发展的“文化人”。千千万万拥有文化自觉、价值追求的普通人茁壮成长，反过来又会持续滋养经济社会，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向奔赴，这正是人文经济学最珍贵的启示与价值所在。
作者魏建，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