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承办的“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开幕。通过200余件（套）从广东省博物馆及全国收藏机构甄选的精美文物，该展览在观众面前呈现出唐宋以来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历史内容，再现广东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以及跨文化贸易呈现的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让人们可以系统地认识中华民族千年以来一贯坚持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开放合作的优良外贸传统。

　　处在岭与海之间的广东，拥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海外交通条件十分便利，拥有长盛不衰的海贸史。

　　历史上广东与世界的联系

　　历史上广东开展的海上贸易，由间歇性、季节性到常年性的发展，源远流长，其所连接的海上丝绸之路，由近及远，从东南亚诸地逐渐延伸到南亚、西亚，最后直到大西洋两岸，不断扩展丰富，最终形成了全球性航线网络。

　　《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汉代的“遣使贡道”，即从广东出发，经由东南亚诸国前往印度半岛的航线。经过长达千年的拓展，在唐代对外交通路线网中，从广州出发，经过东南亚、南亚，前往西亚波斯湾的海上航线，以“广州通海夷道”之名出现在史书记载中，表明广州成为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交往的门户。广东与世界的联系，从东南亚伸展到印度洋各地，形成了完整的贸易圈，开创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新局面。宋代积极发展海上交通，打通与海外诸国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形成了日渐成熟的海外贸易圈。繁荣发展的和平贸易极大增加了宋政府的财政收入，树立了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和平友好的正面形象。

　　16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广州连接了全球性航线网络，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18世纪进入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广东在中西经贸交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由此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外贸易与创新发展

　　从中古到近代，广东迎接了无以计数的蕃舶和洋舶，对外贸易逐渐繁盛。为此，唐朝在广东设置市舶使，又称“广州结好使”“监舶使”“押蕃舶使”等，主要职责是管理外国船舶和外商事务，这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制度性创新。“广州结好使”之称生动体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往来有着和平友好的深厚传统。在此基础上，为了管理越来越多来广州开展贸易的蕃商，广州在城西专设“蕃坊”，这是中国城市建设的新社区设置，在中国城市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代沿用唐代市舶体制并进一步予以加强完善，创立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海外贸易的体制，并颁行了《市舶条例》对之进行管理。开明的对外政策、完善成熟的市舶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开展，扩展了中外海上繁盛的商贸交往。

　　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商业势力的东来，为了适应新的国际贸易形式，尤其是在葡萄牙人获准居留澳门进行贸易之后，广东地方政府率先开创了以广州为中心港口、澳门作为外港，广州面对国内市场、澳门面对国际市场的“广州—澳门”二元贸易体制，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

　　到了清代，广东贸易的独特之处在于出现了十三行商人组织，他们得到官方许可，专营与欧美诸国商人贸易。随着中西商贸交往的发展，广东出现了不少与洋务有关的新行业，从业者视野开阔、善于学习，深谙中西交往之道，他们塑造了近代广东的社会生态，培育了更为开放的风气。历史上，珠三角成为洋务人才的重要温床。通过广东，中国日益紧密地结合到全球经济的发展轨道中。

　　跨文化贸易与文明交流互鉴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在广东跨文化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洋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登陆广东，并通过广东向内地辐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不断交错和融合的人群流动中，中华文化也随着商贸交往传播到世界各地，文明交流互鉴蔚为大观。

　　中古时期最重要的外来文明就是印度佛教文明，广州是印度佛教经南海传入中国的“西来初地”。从海路而来的弘法僧在广州从事宗教活动，建立光孝寺、六榕寺和华林寺等名刹，他们在传布佛教和翻译佛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造就了广州“滨海法窟”的盛誉，是中古时期影响深远的文化输入。中外僧侣跨越了中印之间的语言障碍，构筑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广州通海夷道”促进了唐代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随之兴盛。越来越多阿拉伯商人来广东经商，唐朝在广州旧城西南海山楼附近专门划出供外来商人居住的街区，称为“蕃坊”（也称“蕃巷”），范围在今光塔路一带。寓居蕃坊内的外国商旅称为“蕃商”，从事其他职业者则统称为“蕃客”。蕃坊设置“蕃长司”作为管理机构，朝廷任命一位蕃长（或称都蕃长）管理外国侨民的日常事务。蕃长从蕃商中拣选有声望者充任，负责处理蕃坊公务、管理中外商贸。宋朝蕃坊形制更加完善，规模更加扩大，居住于此的蕃商享有生活与宗教信仰自由。作为跨文化贸易中心，蕃坊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传播的中心。位于光塔街的怀圣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经历了千年风雨依旧屹立广州，成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友好交流的见证。

　　16世纪以后，西洋文明开始直接与中华文明接触，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历史大变局中，广州成为了中国最早感受世界风云的城市，华洋交错的趋势十分鲜明。尤其在1757年清政府宣布广州一口通商后，整整百年当中，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中国的口岸，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汇聚广东，为人们所认识并向内地扩散。同时，在西方社会的视野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广货”是“华式”的代称，广东即代表中国。广东对世界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已经为很多学者证明和肯定。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文明通过广东向世界传递了友好、和平的文化形象，世界多元文明也在广东留下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文化遗迹。绵延不断的商贸交往和文化交流，造就了广东独特的经济和文化形态，生动表现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历史进程，也在文明互鉴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江滢河，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