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22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有超大城市10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天津、东莞、武汉、杭州。这10个超大城市覆盖的人口规模达1亿以上，GDP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0%以上，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名副其实的重要引擎。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既是有效回应城市发展需求、推动城市能级实现新跃升的必然要求，亦是引领全球城市治理变革、书写中国之治新篇章的重要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北京，总书记强调，“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在上海，总书记提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论断，并且要求“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在广州，总书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在深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这些新观点新提法新要求为我们更好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应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基于国家发展战略，从四个方面入手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推动形成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

　　坚持人民至上，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上海杨浦滨江生态岸线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发展绣带”的蝶变就是一个还岸于民、还水于民，打造“无差别”公共空间、实现全人群共享的典型。在超大城市治理中，应牢牢把握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宗旨，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开展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及时了解、吸纳、反馈社会需求，促进城市发展和治理改善良性循环。

　　同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既增强其责任意识，又强化其对城市的认同感。近年来，广州在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中逐渐探索形成的“共同缔造模式”，就通过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管理等多个维度引导公众参与，最大程度释放了超大城市治理的内生动能。

　　突出功能优化，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

　　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坚持集约节约发展，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要深刻剖析传统发展模式的积弊，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谋划构建城乡一体化空间治理格局，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

　　一是宏观层面，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统筹考量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加快完善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体系，着力扩大蓝绿空间。北京的《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就对核心区蓝绿空间进行了系统设计；广州的《广州市竖向总体规划（2023—2035年）》也为应对极端气候和城市洪涝风险提供了明确指引和方向。

　　二是中观层面，要有效贯通“社区—镇街—区县—城市—区域”治理链条，加快构建多层级、全领域的应急服务、应急避难、应急救援资源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实现资源要素的流通共享全方位增强城市韧性。

　　三是微观层面，要加快推进“三大工程”建设，通过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拓展城市发展纵深，提升城市空间内各种要素和载体的叠加性、交互性和联动性。

　　强化科技创新，着力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为以技术创新破解超大城市治理性难题提供了历史机遇。应强化技术支撑，加快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城市系统融合发展。

　　一方面，要积极推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城市体检试点经验，加快整合城市人口、经济、建筑、管网、交通、环境等相关数据信息，摸清城市资源底数和生命体征，让城市真正能感知、会思考、可进化、有温度。

　　另一方面，要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这两个“牛鼻子”工作。可借鉴上海经验，积极探索设立诸如“轻应用开发及赋能中心”“智能体应用与服务赋能中心”等机构，通过技术赋能进一步提高城市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能力，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机械走向智能，从粗放走向精细，从被动走向主动。

　　持续深化改革，构建敏捷高效的城市管理体制

　　高效运作的组织框架和体制机制是超大城市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适应时代需求，加快理顺条块关系，打通部门壁垒，构建上下联动、敏捷高效的城市管理体制。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整合不同的治理主体，打破领域、条块、层级、单位和系统之间的阻隔。

　　二是优化协同机制，推进不同地域、部门、层级协调联动。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联合指挥、灾情通报、资源共享、跨域救援等机制，明确不同部门在风险评估、预警、防治、物资保障等方面的工作职责，形成合力。

　　三是强化纵向赋权，夯实基层基础。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织密基层治理网络，加大人、财、物下沉力度，进一步提高社区服务供给水平，使社区成为居民群众最可靠、最安心的家园。如近年来，广州不仅构建起市、区、街（镇）、社区四级应急指挥体系，而且建成2.3万个最小应急单元，聚合各类防控力量约33.4万人，为守护平安广州提供了坚实支撑。

　　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胸怀“国之大者”，深入探索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提升城市治理能级和水平，使超大城市成为让人民群众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的地方。

　　作者万玲，系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本文系2023年广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城中村社区韧性治理机制创新与路径优化研究——以广州为例”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