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迭代发展，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地介入到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之中。具体而言，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提升生产力的使能技术智能化集成，使得“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从功能与效用上得到了升华，不仅推动了科研成果的突破，而且还促进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便捷；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了生产领域内的智能性替代，逐渐将自然自在生成的劳动力、重复易于复制的劳动过程、耗时耗力而又不符合现代生活需要的劳动方式淘汰出局，作为通用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逻辑。在人工智能引发的欢呼与焦虑中，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面对这一社会现状，客观审慎地应对“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存在论危机，成为我们必然要直面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以历史唯物主义倡导的观念思考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勘破人工智能的本质，真实地面对、真理地理解、真诚地拥抱这种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体系。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缘于我们的需求，更缘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一物质体系演进的过程当中，其形成的类主体虽然在诸多种类的劳作与活动中存在取代人的可能，但本质还是技术获得物的独立性之后的能力取代而非主体取代。虽然人工智能技术使人类不复传统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但是它也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存在样态。也就是说，虽然人工智能掩上了人类传统的、依靠自身力量来证明自我的这扇门，其实它又打开了以我们自己的创造、以我们自己的观念来建造属于我们世界的一扇窗。因此，需要在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后，客观理智地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焦虑与危机。

　　一方面，人工智能取代了部分专业领域工作，却也开创了新领域和新需求。毋庸置疑的是，其出现改变了社会时间消耗结构并打破了传统劳动的精细分工，但是应当意识到，人工智能并非单纯抢夺人类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集成社会力量的新的机器形态，其与传统机器的工作形态的部分重合导致传统工作形态的缓慢消减与替代。这虽然造成了一种工作被抢夺的表象，但不可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效应的正面影响，技术赋能提升了多领域生产的效率与精度、优化了决策的合理性、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为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劲动力。因此，面对人工智能这柄“双刃剑”，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传统的工作逻辑注定由于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而产生颠覆性的变化，在此变革中，人类职业形态面临着深刻拷问。如何审视生产发达与职业挤压的悖论及社会困境，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这一进程亦为人类重构能力体系、培育面向未来的能力发展与价值追求敞开了可能性空间，人类独特的创造性力量也将在此境况下愈加得到开显。

　　另一方面，虽然人工智能的智能化取代具有系统自主性，但这并非对人主体性的取代。因为，智能化自主的本质是人类赋予了物体系以高阶自动化的能力。人工智能的系统自主性，既不是神秘的造物主的恩赐，也不是物体外在于人类、独立衍生的特殊力量；而是基于人类既有的社会历史性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将自身认知范式与社会实践能力对象化于技术系统的历史产物。具体而言，人工智能虽然通过统计模式复现等机制具备了“学习”能力，体现类人的自主性与价值偏好，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目标与价值观，只是按照内置其中的算法规则进行计算与决策，目前仍与人类主动探索、创造性构建新知识体系的学习存在着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所体现的理性具有非原创的意义”，其作为机器体现的价值偏好并非具有直接目的性的主体性，而是缘于智能化机器充分发展出现的取代技术的全新形态。

　　总而言之，对人工智能持有的态度也许应该如同面对自我的发展一样，在“人—机”谨慎而又积极的相处中去拥抱可能的未来。因为，在这一未来图景之中，人类将会依托人工智能等人类造物，将自身从一些繁杂重复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所提及的那种自由创造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许应该才是人类最好的状态。因此，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正视存在论奇点引发的焦虑，把握人工智能技术运行的社会原则，避免技术取代的泛滥，探索“人—机”共在的存在逻辑，从而真正认知智能的本质。同时，还要立足人的立场，合理地建构技术发展逻辑、评估技术取代风险，杜绝人工智能与资本的深度互构，校正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短视，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者涂良川，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