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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编

2026-09-07 17:13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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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6日,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深圳举行。围绕“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来自国内有关研究机构、高校以及海外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专家学者和嘉宾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讨。现将主论坛部分发言摘编如下,敬请关注。

  在坚守身份认同中推进现代化

  牛望道 阿根廷前驻华大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漫长历史时期内,现代化长期被认为只有一条可行路径。所谓发展,似乎不仅意味着工业化、技术进步和制度转型,也意味着逐步接受西方形成的文化模式、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中国经验对这一预设提出了有力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维度之一,正在于既充分拥抱现代性,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连续性、文化身份和文明根基。正因如此,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早已超出中国自身范围。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国研究,有幸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几乎走遍了所有省份。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有些东西仅靠统计数据是无法充分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科技、制度、文化多重维度协同推进的进程。在城市、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和技术能力发生巨大变革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始终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展开持续对话。这种对话对于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至关重要。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强调要坚持“两个结合”。这一路径的意义远远超出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它关系到一个社会能否立足自身历史经验来认识和解释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意味着现代化不能简单依靠外部输入,而必须由自身主动建构。

  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和太空探索等领域不断取得进展,同时也在重新认识和激活自身的古典哲学、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二者并行绝非偶然,创新同样需要自信作为支撑。一个清楚自身从何而来的社会,才能更加从容地面对未来的挑战。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时代尤为关键。

  如果说“福特时刻”标志着大规模生产的革命,“斯普特尼克时刻”代表着抢占技术前沿的竞速,那么,今天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深圳时刻”:它意味着同时实现创新突破、产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生态化整合,并持续降低日益复杂技术的成本。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场转型开启了历史性机遇:我们不再只是其他地区研发技术的接收者,更能够在坚守自身身份、自主权与本国发展道路的前提下,主动参与到共建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从拉丁美洲视角看,文化主体性的讨论具有特殊意义。发展并不存在自动适用的道路,每个社会都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封闭。相反,真正的文化自信能够使一个社会同其他文明展开更深入的对话。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南方”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国际关系也应当建立在对话、相互学习和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这一愿景与全球文明倡议密切相关,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

  在国际环境日益碎片化的今天,我们应当把文明间对话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本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无法由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单独解决。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合作,而可持续的合作又必须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尊重首先意味着承认不同文明都有权把自身经验、价值观念和思想传统贡献到全球解决方案的建设之中。

  文明交流应遵循“和而不同”原则

  韩震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理想、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由于中国的价值观是基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演化铸就的,反映着中华民族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命体验、理性思考和精神追求,因此必然带有中华民族特有的形态、内涵和实质。从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中国这个以农耕社会为主体的民族对集体与合作的重视。中国人往往更多从整体优先于局部、集体优先于个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目的是在差异的前提下获得和谐的秩序。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为解决社会冲突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在中国人看来,如果以要求他者与自身保持一致的方法处理权利的冲突,会进一步激化矛盾,造成更多、更大的冲突,那就是“同而不和”的价值原则;如果以相互尊重他者特殊性的方法处理权利冲突,各自遵守自身权利的边界,那就是“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

  差异性是具有基础性和本质意义的状态。在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承认差异性和多元性是民主价值的前提,也是自由价值的前提,更是人权价值的前提。相互尊重差异和不同就能够保持和谐的关系;相反,如果非要每个人都普遍一致,或者不承认其他国家的特殊关切,必然产生冲突。

  “和而不同”不等于无原则的相互忍耐,更不能把这个原则看作对不公正现象的妥协。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就是说,人还是要做事,甚至要“竞”,但不能通过强力损害他人、打击他人。就国际关系而言,“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才能抑制欺凌他国的“霸权”行为,因为这一原则要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运用在国际关系中,“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不仅是保持社会秩序的方法,也是维护国际公正和世界和平的路径。

  “和而不同”也是有利于全人类未来福祉的价值原则。古人有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是说,不同的东西彼此建立和谐的关系,才能促进世界万物发展;如果都是同质性的东西,世界就很难发展了。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文明,正因为中国人讲究“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中华民族才能够融合为“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也正因为遵循这样的价值原则,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广泛吸收借鉴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大大激发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活力。

  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世界意义

  孙彧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明确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刻回应了世界百年变局下文明隔阂加深、价值分歧扩大、文化霸权抬头等现实问题,为不同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文明倡议的思想根基,是文明比较互鉴这一新的文明观。其独特性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来看,文明是表征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状态的历史性范畴,它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演进。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天下大同”的价值理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宇宙观,为文明交往提供了不同于主客二元思维的精神资源。二者相互激荡,铸就这一崭新文明观的独特品格。全球文明倡议正是这一文明观的实践展开,其重要世界意义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单一文明论的理论突破,重新确立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历史地位。西方国家凭借殖民扩张、工业革命和资本全球化取得先发优势,垄断文明话语体系,挤压非西方文明的自主发展路径。然而,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单线演进的,它由不同地域、民族和历史传统共同创造,也在贸易、宗教传播、知识交汇和技术流动中相互塑造。全球文明倡议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文明话语体系的遮蔽,使不同国家能够从本国传统、现实条件和人民需要出发,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其次,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超越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优劣论、文明等级论和文明冲突论。西方文明理论常以文明差异为依据建构文明间的不平等关系,文明话语由此逐渐成为权力政治的工具,用来划分“自我”与“他者”、维持霸权。而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将文明差异视为交流互鉴得以发生的前提。面对分歧,区别于西方文明理论的对抗逻辑,全球文明倡议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提供了另一种处理路径:在平等基础上展开对话,以包容促进理解,在人文交流中积累信任。

  最后,有助于树立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主体性,守卫文明遗产,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文明秩序的塑造。全球南方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困境深植于殖民历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国际制度的结构性失衡。这一压力波及文化体系,使历史记忆和思想传统难以成为解释现实的有效资源。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去中心化”的文明对话范式,为全球南方国家与地区重塑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理念支撑与现实路径,并通过制度化安排将其转化为国际交往实践。同时,倡议积极推动各国建立基于自身文明传统的话语体系和知识生产机制,从“被解释”走向“自解释”。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全球知识结构中权力关系的深度调整,也是全球南方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世界文明秩序塑造的重要前提。

  基层实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

  谢尔盖·萨纳科耶夫 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俄罗斯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

  2013年3月,我有幸在母校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首次阐述他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

  当时的场景我仍历历在目。这不仅仅是一项外交倡议,而是一种全新国际关系哲学的诞生。自那时起,我们中心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全球倡议,并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民间外交是实现这一愿景最有效的工具。它是一座桥梁,促进了真正的文明对话,超越了政治障碍。

  本次会议聚焦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触及了我们时代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几天前,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结束。9月12日至13日,第十八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新德里举行。我们正处在两个重大事件之间的特殊时刻,极具标志性意义。这里正处于塑造国际关系新框架的中心位置。巩固文化主体性,与这一进程密不可分。没有文化主权,国家主权就不可能实现。当中国谈到增强文化自信时,它主张的是每个国家都有权独立定义自己的价值观,拒绝外部强加概念的束缚。

  今天,俄罗斯和中国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我们的合作证明了多极化模式的可行性。我们正在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一种基于平等、相互尊重、信任和共同利益的关系。这为正在衰落的单一中心霸权与单一文明主导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我们的协同作用并非建立在否定之上,而是基于确认一个原则:全球多样性是常态,而非例外。“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是双方“相互文化尊重”在基础设施层面的体现。

  但是,文化并不仅仅存在于大学礼堂或图书馆中。它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活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里。作为一名基层外交的实践者,请允许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俄中友好协会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共同实施了一个大型项目:建立了名为“红色友谊”的贸易网络。这不仅是一项商业投资,更是一种建立信任的工具——我们引入了一套高科技商品二维码标记系统,以及关于产品真伪和质量的公众监督机制。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核实商品是否通过了严格的双边安全检测。这直接回应了两国人民对高质量商品和公平贸易的需求。为了传播这些成功故事,我们已经在制作一系列节目,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如何在俄罗斯各地区引起共鸣,借助建筑工人、科学家等人的讲述,展示我们合作关系的真实面貌。

  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

  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

  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就是主体性、原创性,其前提就是破除“西方中心论”,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和简单模仿。

  关于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把握。

  自主性不是闭门造车,必须体现在立足中国实际、继承中国传统、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上。例如,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和阐释,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话语垄断,体现了中国在生产力理论上的自主性觉醒。这说明,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时需要基于中国自身的实践、历史与文化,对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加以系统化概括、总结和提炼;需要激活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两创”;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生成自主知识;需要提炼标识性概念、概括原创性理论,打造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自主性不是抛弃经典,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回到经典、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正本清源、追求真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筑牢根基。马克思主义经典是真理的载体,回到经典,不是把经典作为不容置疑的教条,而是作为问题意识的源头,追问经典中的思想理论在回应什么样的真实困境、学术范畴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中生成。正本清源,是为了厘清基本理论脉络,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立足实践中不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自主性不是被动模仿,而是主动创造,体现自主创新,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知识创新构建自主的认知体系,以理论创新构建自主的思想体系,以方法创新构建自主的方法体系,当这三方面形成一个整体结构时,自主的知识体系创新也就产生了。可以看到,最终形成的是问题意识、概念和话语体系以及理论范式的自主性。

  自主性不等于排他性,而是主体性的开放发展,是基于自身文明的创新和创造。破除“西方中心论”并不意味着关门开展学术活动,而是以自信、平等、创造性的姿态参与全球知识生产和文明对话。坚守中国立场和实际意味着不丢失自我,在基于中国自身发展需求和学术议题的主动选择中,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讲清楚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

  以中华文明标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熊澄宇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与传播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阐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明确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根本方向。

  中华文明标识是精神理念、制度实践、物质载体有机统一的意义体系。精神理念层是“魂”,包括天人合一、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价值追求;制度行为层是“脉”,体现为礼治传统、家国秩序、治理智慧与交往准则;物质符号层是“形”,以良渚、殷墟、长城、大运河等文化遗产为代表。标识体系建设的要义在为符号赋义、为文明立理、为对话筑基。这些年来的理论研究与古都对话的实践互证,为深刻把握文化主体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带来生动启示。

  第一,坚持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讲清楚中国道理的前提。“两个结合”本质上就是激活中华文明自身的解释力。构建标识体系,是把考古发现、历史文献、活态传承,转化成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清晰叙事的文明话语。

  第二,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最重要的物质根基,也是文明对话最可靠的公共语言。古都遗产、世界遗产提供了跨文明对话的最大公约数。以遗产为桥、以标识为钥、以价值为核,先看见实物遗存,再提炼文明标识,再展开价值对话,可以避免对话滑向意识形态辩论。文明对话始于遗产,高于遗产,落到人心相通。

  第三,文明对话不是输出,而是互鉴;不是宣讲,而是相遇。北京—巴黎、北京—雅典、杭州—开罗,三场古都文明对话告诉我们,有效的对话是搭建平台,让不同文明各自讲清标识背后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再共同面对气候变化、城市治理、技术伦理等全球性挑战。中国推动文明对话,不是提供唯一答案,而是倡导多元文明共同解题,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标识精神在当代的实践。

  第四,标识建构与文明对话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既要提炼历史深处的精神标识,也要推动标识的当代表达;用数字技术活化遗产,用当代叙事转译价值,用对话机制联通世界。守正而不保守,创新而不离根,这正是“两个结合”指明的道路。

  面向未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推进标识体系建设与文明对话纵深发展,要深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系统研究,完善“精神内核—标识谱系—阐释框架—传播转化”理论体系;要做强古都文明对话等常态化平台,打造中国特色文明对话范式;要探索文明标识的当代表达与数字转译,讲好标识背后的文明故事;要积极参与全球文明治理,贡献文明对话中国方案。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自主”既是知识体系的特征,也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关键,其实质就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自主性何以必要?

  这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形成独特的发展道路。民族性知识体系的生成和发展以自主性为前提,才能生成独特知识体系,确立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这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要。知识体系表征国家知识生产能力、文化发展水平和文明进步程度。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要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不能缺少自主知识体系。

  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多方面内涵和任务,其中包含中华文明的复兴,而知识体系在其中处于核心与基础地位,不仅是文明传承与演进的载体,也是推动民族凝聚、增进民族认同、维系民族存续的关键力量。

  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打破西方的知识霸权地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相应的知识体系支撑。

  自主性所指为何?

  一是自觉性。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自觉而非自发过程,自觉性是自主性的前提。具体包括明确责任主体、认清由谁来构建、明确构建的重要意义以及价值立场。

  二是主体性。主体性是自主性生成的条件,缺乏主体性也就谈不上自主性。主要包括构建知识体系的自信意识、自主立场、本土资源等。

  三是创新性。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是知识创新和创造的过程。主要包括问题意识、内容结构、方法论等方面的创新性。

  四是包容性。自主性并非封闭性,而是要通过中外知识体系的比较,借鉴他者的合理因素。主要包括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西方知识体系、积极开展构建知识体系的交流对话。

  自主性何以生成?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特点和生成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遵循,既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提供了标识性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

  基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具有独特性,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构建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要求将这些实践经验升华到理论层面、知识层面。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脉,失去根脉就会迷失自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表达方式,如辞达而已、言近旨远、温柔敦厚,提供了叙事方法的借鉴。

  基于胸怀天下情怀。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要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大党,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投稿邮箱:lilunbu@126.com

  本版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刘艳辉 庹亚男 实习生 梁若琛

  本版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许舒智

  统筹:丁建庭

编辑:顾萌萌   责任编辑:江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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