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经济特区逐步孕育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特色的“特区精神”，其基本内涵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开放包容、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崇尚成功、宽容失败、改革创新，埋头苦干、务实高效。“特区精神”的生成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发展和特定的理论指导、实践发展等多重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激荡的产物，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需要我们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去认识去把握。
深刻把握“特区精神”的历史逻辑
“特区精神”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背景，在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完善、成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但如何进行改革开放，并没有成熟的设计和方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承担试点功能的“试验田”。在改革开放风口诞生的经济特区便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先行地和窗口。产生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时代的经济特区，要想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亟须一种硬核的精神力量支撑其前行，因而“特区精神”应运而生。
“特区精神”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区诞生伊始，就高度重视思想建设，一直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系统工程来抓，积累了不少经验。在这方面，深圳经济特区表现最为突出。蛇口一声炮响产生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和理念，催生了特区人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1979年两万基建工程兵在深圳打响了经济特区建设的第一枪，官兵们艰苦创业，用劈山开路、移土填海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拓荒牛”精神。1987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第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决定用“开拓、创新、献身”6个字概括“特区精神”，集中展现了经济特区与特区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1990年，深圳市委常委会通过讨论决定对“特区精神”加以补充、完善，把“特区精神”提炼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八字，并将“特区精神”改称为深圳精神。2002年，在时任深圳市委主要领导的倡议下，深圳市基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城市国际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开展了“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的大讨论，最终确定将深圳精神概括为“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其他经济特区在发展中围绕传承和弘扬“特区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先后提炼、总结出了“椰树精神”“厦门精神”“汕头精神”“珠海城市精神”等。新世纪后，深圳市委为适应新变革、新发展的需要，曾先后两次对“特区精神”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概括。2000年11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之际，深圳将“特区精神”总结为十大方面，包括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奋发有为、只争朝夕的创业精神；自立、自强、自信的拼搏精神；团结友爱、扶贫济困的互助精神；诚实守信、廉洁奉公的奉献精神；爱岗敬业、健康文明的人文精神；公正严明、规范有序的法治精神；崇尚知识，完善自我的学习精神；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2010年5月,深圳市五次党代会报告将“特区精神”归纳为7个方面: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追求卓越、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创新精神；“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创业精神；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拼搏精神；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关爱精神；顾全大局、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由此看来，“特区精神”的生成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潮流给“特区精神”打下了时代烙印，“特区精神”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地发展完善。
深刻把握“特区精神”的理论逻辑
“特区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面对改革开放的艰难破局，经济特区的策划者、领导者带领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破除阻碍经济特区发展的旧观念、旧思想和各种体制机制上的条条框框，推动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和意识能动性观点。经济特区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来助力，反过来，经济特区又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创新，这种互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注重创新、开放包容的理论品格，而这种理论品格正是“特区精神”形成的理论基因。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以经济特区为载体，敢闯敢试，在试错中不断调整发展方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观、改革观、创新观和开放观。
“特区精神”的形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特区精神”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具体体现。经济特区的决策、创建及不断探索发展，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对外开放是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撑，经济特区的决策者、践行者们在对外开放中没有丧失自我，将原则性和灵活性进行有效的结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经济特区的成果彰显了群众路线的根本力量。经济特区坚持在顶层设计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赋予了经济特区党员干部群众敢闯敢试的勇气，激发了党员干部群众改革创新的智慧，释放了党员干部群众创新创业的空间。在经济特区发展的困难或面临各种非议的时刻，党中央、邓小平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经济特区进行调研，对经济特区发展进行实地分析研判，旗帜鲜明地为经济特区发展撑腰鼓劲，最终使经济特区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利。
深刻把握“特区精神”的实践逻辑
“特区精神”来源于经济特区的伟大建设实践，经济特区的领导者、建设者的敢闯敢试、开拓创新、埋头苦干、奋勇拼搏是“特区精神”生成的实践基础。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经济特区的发展实践并非一帆风顺。从最初的“杀出一条血路”，到在充满争议中坚韧前行，经济特区的践行者们始终没有沉沦和放弃，以“实干家”的精神风貌闯出一番新天地。经济特区发展的起步，于内是从放权和松绑，于外是从让利和宽松起步的。当认识到“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办事难、没权力”成为改革发展的障碍时，广东省委和习仲勋向中央要权。当经济特区发展遭遇到“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的争论时，邓小平及时南下视察，给经济特区发展撑腰鼓劲，坚定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当有人含沙射影地认为经济特区是清末上海的租界时，身负巨大压力的谷牧坚决指出：“有了一些引进外资的变化，管理方面的变化，不过是做了些改革的试验，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试验进行下去呢？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当股票和证券市场还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代名词”时，经济特区人敢于涉险滩，率先发行股票，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并逐步探索构建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闯路。当“三来一补”产业还“吃香”的时候，经济特区人敢于打破既有路径依赖，顶着经济“减速”的风险，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行转型升级，在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荒漠”上建成了“创新绿洲”。
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生动具体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必须通过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汇成后人可以长久感知和深刻感悟的精神大河。“特区精神”在充满争议而无所畏惧的实践中形成，在攻坚克难、负重前行的实干中孕育而生，因为有了不断发展的生动演绎才显得有血有肉。因此，“特区精神”具有厚重的实践属性。
概而言之，“特区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一脉相承，是“红船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续及在新时期的生动实践，其产生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体现了广大特区党员干部群众的实践性，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新时代，我们要赓续“特区精神”，深刻把握“特区精神”的生成逻辑和时代价值，始终怀抱改革情怀和创新思维，奋力推动经济特区再创辉煌和改革开放再出发。
原载《羊城晚报》2020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