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扩大开放上敢为人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活力和动力，是广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经验。新时代广东要充分发挥并放大自身的开放优势、改革优势、创新优势，率先全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率先全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东方案”和“广东示范”。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历史性成就。
进入新时代，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更为突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广东仍需要发挥好改革开放的突出优势，以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争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
一、现代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广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实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广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鲜明的特征是坚持改革开放，以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1.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成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
（1）主动扩大开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第一省。1978年以来，在中央支持下，广东充分发挥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利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率先打开国门搞建设，从成立我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第一家外资银行，以及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等，大力发展出口加工贸易；进入本世纪初，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大趋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立起符合WTO规则的经贸体制和环境，成为我国外贸第一大省。
进入新时代，广东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三大自贸片区平台建设，打造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逐步形成了以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为“窗口”，以珠三角开放区为主体，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2）以开放促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和前沿阵地，以开放促改革是广东的突出特点。40多年来，广东率先推进价格闯关、土地拍卖、工程招标、证券市场等领域改革破题，探索出1000多项开全国先河的改革举措，例如敲响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诞生第一份劳动合同等，在全国率先建立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承担国家改革试点任务103项，数量居全国前列，在行政审批制度、投资体制、司法体制等重大改革事项上形成领先优势。
（3）以改革开放促发展。4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广东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经济总量低于上海、江苏、山东等省份；到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过中国香港、2007年超过中国台湾，到2021年达到12.44万亿元，连续33年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一位。按2021年的平均汇率计算，2021年广东GDP总量约为1.93万亿美元，超过韩国（1.79万亿美元）和俄罗斯（1.77万亿美元），跻身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排名世界第九。2021年，广东人均GDP为1.52万美元，超过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标准[1]。
图1：1978-2021年广东GDP与人均GDP增长情况。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22》
图2：2021年广东省GDP总量在全国的位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22》
图3：2021年广东省人均GDP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22》
2.经济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
（1）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短短40多年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成功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从人均GDP、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四个指标判断，2017年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
从广东的情况看，2001年农业占比低于10%，且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城镇化率在2000年就达到55%；第一产业就业占比2007年下降至29.2%；人均GDP2011年达到7819美元。总的来看，广东2001年后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领先全国平均水平10年以上。
表1：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主要判断
数据来源：课题组根据统计数据整理
——出口加工贸易加速了广东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后的头30年，广东通过发展出口加工贸易加速了工业化进程。2008年广东全部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约353.8倍；1978-2008年年均总产值增速为21.6%。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工业保持中高速增长，总量不断扩大。2013-2018年，广东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年均增速高于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近0.4个百分点。2013年以来，广东工业经济对经济的贡献稳定在40%左右[2]。2021年，广东制造业增加值达4.15万亿元，自1996年起连续26年保持全国制造业第一大省地位[3]。
——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引擎。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广东不断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2013-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0.7%，高出同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0个百分点。2021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29.9%，比2012年提高5.8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实力雄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的优质企业群，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百亿元的制造业企业分别达12家、136家，进入世界500强制造业企业8家；同时，广东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8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7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704家[4]。
——推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挑战，广东坚持制造业立省，优化布局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1年，广东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增加值约4万亿元，占全省GDP的三分之一，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全省GDP增速[5]。
（2）信息化走在全国前列。广东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不断培育和壮大数字经济。近10年来，广东经济整体规模、综合实力全国领先，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智能化发展水平等多项具体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超高清视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拥有2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的唯一省份。2021年，广东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5.9万亿元，其中数字化产业规模为1.9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为4万亿元，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达到47.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7个百分点。以工业机器人为例，2021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12.44万台（套），同比增长56.5%，高出全国增速11.6个百分点，占全国产量34%，连续两年保持产量全国第一[6]。同时，广东在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先行先试，从2021年9月开始实施《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2022年7月，广东正式发布《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指引1.0》，这是全国首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图4：2021年广东与部分省份数字经济总量及占GDP比重情况。数据来源：根据各省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3）率先进入城镇化发展成熟期。城镇化作为广东建设化进程的重大战略，对促进广东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广东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数据显示，1982-2021年，广东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7.94%提升至74.63%，年均提升1.45个百分点，进入城镇化发展成熟期，在全国处于第四位。与此同时，大城市加快发展，广东拥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个万亿级城市，2021年大湾区经济总量达到12.6万亿元[7]。
图5：1982-2021年广东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情况。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22》
表2：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前十的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22》
（4）生态环境治理取得重要成效。广东坚持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路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以占全国1.9%的国土面积、全国8.9%的常住人口、全国10.9%的经济总量背景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近5年投入7500亿元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和污染治理，污水管网长度达7.34万公里、增加1.9倍，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分别增加73.8%和253%；全省大气环境质量连续7年全面达标，2021年PM2.5年平均浓度降至22微克/立方米，排名全国第三；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94.3%；基本建成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森林覆盖率提高至58.7%。
图6：2021年广东与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数据来源：课题组根据各地公布数据整理
3.社会文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1）出台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省级规划。广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增进居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早在2008年，出台了《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是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省级规划。近10年来，广东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累计支出达到9.33万亿元，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占比由2012年的66%逐步提高到2021年的70.3%[8]。
——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十三五”时期，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比例提高到86%，457万随迁子女就近就地接受义务教育，职业院校在校生规模居全国首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3%提高到52%。
——加强医疗保障能力建设。近五年来，广东投入150亿元支持30家高水平医院、8家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3家国际医学中心建设，投入500亿元全面提升县镇村医疗卫生水平，医共体实现县域全覆盖，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8.4岁。
——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过去五年，广东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年均增长5.9%，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80%，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大幅提高。
（2）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注重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着力建设文化强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着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将文化强省建设纳入“1+1+9”工作部署，实施“六大工程”，推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有九部作品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打造了广州永庆坊、潮州广济桥、汕头小公园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名片，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质、量齐升。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目前，广东已经建成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有300多个，创建了8家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3家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基地。2021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已达到5.59%，占全国总量的13.8%，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9]。
（3）社会治理创新走在全国前列。近十年来，广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不断创新党建引领下多元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形成一批走在全国前列、具有广东特色的创新经验。
——统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广东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平安广东建设同步谋划、同步推进。例如，广东省委成立由省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统一协调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及试点工作；省政府同步制定关于全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的文件。在2021年中央政法委对各省的平安建设考评中，广东排名全国第二位。
——将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广东以推进改革项目化的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规范化水平。2021年，广东确定“推广深圳光明经验全面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等10余项市域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同时，广东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平台，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联动机制，建立“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社会治理平台，加强对各级综治中心的统一规划、整体实施，大力推进综合网格建设，实现对各类社会治理事项“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的新模式。近年来，广东形成40多项走在全国前列的创新经验，打造出“广州街坊”、珠海“平安+”指数、“佛山智慧大脑”等一批社会治理品牌。目前，全省注册志愿者超1400万人，志愿服务组织及团体达13.2万个，成为完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10]。
4.实现共同富裕上取得重要进展
（1）促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广东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据统计，1978-2021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12元增长到54854元，增长了132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3元增长到22306元，增长了115倍[11]。
——以“做大蛋糕”促进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率先开展以企业为重点市场化改革，积极发展民营经济，推进工资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升。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包产到户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并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有效提升了农民收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9999元增长到2021年的22306元，年均增长9.3%，增速连续九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7：1降至2.46：1[12]。
图7：1978-2021年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情况。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22》
（2）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进入新时代，广东不断释放社会财富的增长效应，推动扶贫开发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有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省累计250.2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2.6倍；4848个贫困村脱贫出列，村均集体收入达33.5万元，发展基础和发展能力显著提升；7万余名扶贫干部和驻村干部得到培养锻炼[13]。同时，广东坚决扛起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政治责任，帮助广西、四川、贵州、云南4省区93个贫困县摘帽、500多万人口脱贫，援藏援疆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广东坚持“全省一盘棋”，以更大力度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协调发展，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十三五”以来，广东沿海经济带东翼、西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高于珠三角地区2.3个、1.4个和1.8个百分点；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约六成[14]。
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广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经验
在扩大开放上敢为人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活力和动力，是广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经验。在改革开放上不断进步，使广东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最富有活力、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1.以开放为先，在打造高水平开放新高地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坚持将扩大开放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同意广东“试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广东拉开对外开放的序幕。40多年来，广东主动适应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变化，坚持先行先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从货物贸易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了高水平、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2）建设贸易强省。40多年来，广东依靠自身优势，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贸易结构，由过度依赖“外资企业+加工贸易”的模式向“民营企业+一般贸易”的模式转变，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主转变，实现由贸易弱省向贸易强省跃升。数据显示，1978-2021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由15.9亿美元增长至12795.5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由7.7%增长至21.25%，连续36年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名列第一。
图8：1978-2021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情况。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22》
图9：2021年全国各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情况。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22》
（3）打造吸引外资的“主阵地”。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主要通过发展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等吸引和利用外资。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广东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由早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电子信息、汽车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转变，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成倍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广东省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8.9万家，累计利用外资5239.1亿美元。2021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1840亿元，比2020年增长13.6%，两年平均增长10%[15]。
近年来，自贸试验区成为广东吸引外资的主阵地。据统计，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7年来，累计落户外资企业超1.5万家，实际吸引外资约190亿美元，以全省万分之六土地面积吸引了全省1/4外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1/3，吸引了70家世界500强在区内投资设立企业290家，德国莱卡相机中国总部等74家总部型企业相继入驻[16]，已成为广东吸引高质量外资的“主阵地”。
（4）以发展服务贸易为重点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适应全球服务贸易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广东加快破解服务贸易水平与货物贸易第一大省的地位不匹配的难题，以自贸试验区为平台，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疫情前的2016-2019年，广东服务进出口总额从9786.9亿增长至12951.98亿元，年均增长9.79％[17]。近两三年受疫情影响，服务贸易额略有所下降。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服务贸易开始恢复增长势头，2021年，广东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9800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高于货物贸易1.8个百分点，规模居全国第二，比重约占全国18%[18]。
问题在于，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在这个背景下，2022年，广东出台《广东省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要求进一步推动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推进贸易强省建设。《行动计划》提出，2021-2025年全省服务贸易总额不低于4.5万亿元，保持位列全国前三，并力争新兴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额年均增长不低于15%，服务外包额年均增长5%以上，逐步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体系。
图10：2021年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与广东对比。数据来源：WTO数据库、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服务进出口统计数据库等
2.以改革为要，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市场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动力。广东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先行地、实验区，是我国公认的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敢为人先，率先兴办经济特区，在价格闯关、土地拍卖、工程招标、证券市场等多领域改革探索上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广东的实践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能够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2）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市场化改革使广东成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从广东实践看，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主体成长越快，经济越有活力。截至2021年12月底，广东共有各类市场主体1526.44万户，约占全国1/10，主体数量突破1500万，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各类企业683.79万户，约占全国1/7；个体工商户837.37万户，约占全国1/12[19]。2021年以来，全省每千人拥有企业53户（按常住人口计算），日均新设市场主体7521户。全省市场主体数量相比2012年改革前增长了1.9倍，平均每年保持近20%的增长[20]。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激发经济活力，仍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3）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利于做大经济总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制造业强省，很大程度上在于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单一的状况，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大批港澳台商和外资企业纷纷到广东投资建厂，民营外资经济的异军突起，形成了做大工业“蛋糕”的合力。以2018年为例，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16282.14亿元，按现价计算比2012年增长83.9%，增幅明显高于同期“三资”企业（8.5%）及国有控股企业（36.9%），民营企业增加值全省占比达50.4%，比2012年提高11.4个百分点，成为推动广东工业发展的主动力[21]。2021年，广东民营经济单位数达1476.54万户，同比增长10.2%；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6.78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省经济比重54.5%；民营经济吸纳广东六成以上就业人口[22]。
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广东共有51家民营企业入围。国内民营企业500强前10强中广东占5席，分别是正威、华为、腾讯、碧桂园、万科[23]。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国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是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根基。
（4）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从广东的改革实践看，市场化程度与区域经济竞争力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对2021年中国291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及其他分项竞争力分析看，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发展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共有深圳、香港、广州、佛山、澳门、东莞6个城市进入综合经济竞争力20强；香港、深圳、广州、东莞、佛山5个城市进入可持续竞争力20强，显示出较强的综合实力。人口净流入是反映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多年来，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珠三角，带动了全国各地劳动力和人才向广东集聚。2020年21个地市中，仅8个城市实现人口净流入正增长，均为珠三角城市。2020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3.7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其中，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十年新增跨省流入人口达812.43万人，跨省流入总人口接近3000万人，位居全国第一[24]。就是说，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仍是我国改善区域营商环境、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
3.以创新为特色，把握新科技革命趋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坚持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40多年的实践看，创新引领是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特色。广东从“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起步，在全面提升产业基础的同时，敢于打破既有路径依赖，把握全球经济科技发展大趋势，在全国率先重奖科技人员，大力吸引国内外创新要素集聚，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跃居全国首位，催生出华为、腾讯、格力、大疆等世界级创新企业，走出了一条以高水平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2）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以战略思维调动全国创新资源，在产学研合作、重大科技专项、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等重大项目推动下，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
——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科技体制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矛盾，广东开始探索以科研与经济相结合的运行机制。1984年，广东省成立省科技领导小组，由省长担任组长，开始从政府层面推动科技与经济融合。1986年，广东省出台《广东省技术市场管理规定》，明确提出“技术商品”“技术市场”的概念，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技术市场管理的地方性法规。1991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这是全国首个以省委、省政府名义颁布的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文件。1995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提出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2004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科技强省的战略目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域创新体系。2011年，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全国第一部地方性自主创新法规诞生，为广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法规保障。在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继启动，港珠澳大桥通车、7家广东省实验室相继成立。
——科技体制改革释放创新活力。近十年来，广东以科技创新促进新旧动能转换。2021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6万家，评价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近5.7万家，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五年保持全国首位[25]。2021年，全省研发经费支出超38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14%，尤其是深圳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4.9%左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PCT国际专利授权量连续十几年居全国第一[26]。
表3：2010-2021年广东R&D经费投入强度与全国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3）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从广东科技创新的实践看，企业在自主创新领域走在全国前列，近90%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研发经费、发明专利均属于或源于企业。近10年来，广东培育了一批以科技领军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集群，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至6万家，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全省A股上市企业中八成以上是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全省A股新上市92家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九成[27]；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有效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分别连续12年和20年位居全国第一[28]。尤其是深圳，创新创业相当活跃，平均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是创业者。
专栏1：深圳奇迹中的“南山现象”
过去42年，深圳创造了成长奇迹，从边陲小渔村发展成了国际新一线城市。2017年深圳GDP总量超越广州，位列内地第三；2018年GDP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龙头；2021年，GDP突破3万亿元，进军全球前十。
深圳起飞，始于蛇口。1979年，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横空出世，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也将白手起家的创业基因写入南山。盘点深圳南山204家上市公司，其中不少创始于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包括成立于1980年的深康佳、成立于1984年的南玻A。
1990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南头管理区和蛇口管理局合并成立南山区，南山开启了发展新篇章。1992年，蛇口工业区竖起一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醒目标牌，将“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以业绩说话，凭实力竞争”作为行动信条。而以实干促进产品和技术升级，一步步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正是南山产业不断发展升级的主基调。
20世纪90年代后期，南山抓住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抢抓先机使得该支柱产业逐渐成为“城区名片”。到2000年后，南山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文化旅游、教育科研”四大基地。如今，南山全力建设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从诞生之初，南山就有着制造业的基因，涌现了华为、中兴通讯、迈瑞医疗等一批产品触达全球的行业领军企业。同时，南山又有着创新的基因。不仅这些龙头企业通过产品、技术创新，向产业链的中高端进阶，光峰科技、传音控股、大疆等不同领域的制造企业次第花开，进一步夯实了南山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腾讯控股、微众银行、喜茶、丰巢等技术与商业模式新锐，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南山的创新力量。近年来，南山更通过集结科研院所、高校和高端人才等科创要素，全面开启了科技创新的蜕变之路，发展成为科技创新强区。
资料来源：解码南山：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共振，成就“东方硅谷”[EB/OL]. 中国经济新闻网，2022-12-09.
三、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新时代广东争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任务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时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把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作为新时代广东争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任务，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形成广东的新担当。
1.以争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为重要目标
（1）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总体要求。新时代广东争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基本思路是：从基本省情出发，充分发挥并放大自身的开放优势、改革优势、创新优势，率先全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率先全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东方案”和“广东示范”。
（2）破解科技领域“卡脖子”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球新一轮新科技革命加速演进背景下的现代化，是科技赋能的现代化，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广东作为我国的科技强省，要放大自身优势，在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空天科技、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布局，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未来5-10年，要在主动破解我国科技领域“卡脖子”难题上勇挑重担，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3）破解农业现代化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农业现代化。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的发展条件发生重要变化，农业现代化绕不开农业工业化：一方面，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文明与新科技革命交汇融合，为农业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以城带乡和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正在为农业工业化提供重要条件。
从广东的基本省情看，2020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44:1，高于全国的2.3:1，但在全国各省份中仅位居第10位，农业工业化程度与经济强省的地位不协调、不匹配。应当看到，广东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在全国前列，以农业工业化夯实农业现代化的产业基础，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完全有可能的。未来5-10年，广东有能力、有条件发挥珠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对全省农业工业化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率先走出一条以农业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拓展绿色农业、智慧农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迈向中高端，为全国的农业现代化提供示范借鉴。
图11： 2020年各省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
注：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其中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以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数据为基础计算
（4）破解区域协调发展难题。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破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矛盾。从广东看，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差异因素影响，粤东西北与珠三角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尤为突出。珠三角地域面积约占广东省的30%，却汇集了约60%的人口，创造了约80%的GDP；2021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全国第六，但省内的21个地级市中只有7个城市超过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未来5-10年，广东发挥珠三角的引领作用，带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振兴，将为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图12：2021年广东省各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22》
（5）破解共同富裕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14亿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只有5000万人口，与山东、河南、四川等传统人口大省相差甚远。2021年广东省总人口为1.27亿人，稳居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1年广东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43.0%，比全国平均水平（27.9%）高出15.1个百分点，但与浙江（72.4%）、北京（68.5%）、江苏（53.0%）等省份仍有较大差距。未来5-10年，作为第一经济大省和第一人口大省，共同富裕对广东实现中国式实现化具有全局性意义。广东作为经济发展速度领先全国的省份，更有条件在“做大蛋糕”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广东形成先富带后富的新模式，有效解决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将为全国范围内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示范。
图13：2021年广东与全国和部分省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情况比较。数据来源：知名经济学家刘世锦：大湾区基建投资有潜力[EB/OL].南方新闻网， 2019-08-19
2.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制度型开放先行区
（1）广东有条件成为制度型开放先行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总的来看，广东有条件在加快制度型开放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广东的外资外贸发展在全国位居前列，是我国对外开放优势最为突出的省份。
——广东拥有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1500多万市场主体、7000万劳动者，具备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市场规模优势。
——广东具备联通港澳、对接世界的地缘优势，同时拥有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以及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的政策优势，更有条件在制度型开放上大胆尝试。
（2）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与世界经贸联系的重要枢纽，是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制度型开放新高地，既有利于广东畅通国际国内循环，又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促进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成为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的重点。服务贸易是大湾区的突出优势，是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有利于实现广东制造与港澳服务的直接融合，在构建更高水平的一体化产业体系、服务体系与市场体系中，促进国内与国际市场更深程度连接融合、要素集聚配置，由此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区。
（4）以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客观看，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设施硬联通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时，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规则、标准、制度等软联通水平较低。由此，粤港澳服务贸易发展潜力远未释放。可以说，实现大湾区高水平融合发展，重点、难点都聚焦于服务贸易。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快形成自由便利的大湾区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安排，依赖于粤港澳三地服务业产业体系的深度合作、市场体系的直接融合、规则体系的全面对接。建议：
——制定实施精简透明的粤港澳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全面落实对港澳服务提供者的国民待遇，列明国民待遇的具体标准，包括准入阶段的管理权力、要素供给、融资方式、进出口权、税收政策、法律保护、司法救济等。
——以法律、会计为重点推进大湾区服务业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制定大湾区“认可经济营运商”认证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允许在大湾区内自由开展相关服务贸易业务，并将认证范围逐步向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拓展。建立仲裁、调解、协商等非诉讼对接平台，组建由不同法系、不同地区的法律专家构成的法律专家团队，支持大湾区内创建两大法系仲裁模式裁决跨境民商事案件。实行粤港澳服务业资格互认转换体系，降低专业技能人才跨境执业成本。
——以金融市场管理体制创新为重点推动大湾区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促进资本在大湾区内自由便利流动。制定实施更加便利的大湾区服务贸易资金支付和转移制度，依托香港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与监管制度，最大限度便利服务贸易企业开展跨境服务业务，探索在大湾区内实行服务贸易企业跨境支付法人承诺制。成立大湾区服务贸易协调监管委员会，协调处理三地之间有关互设金融机构、货币互换和汇兑机制、互相信用支持、金融信息交换、金融风险防范和合作监管机制等金融事务，推进粤港澳金融服务一体化。
3.率先全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制度型开放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接融合。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倒逼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意味着对外开放的重点向国内制度层面延伸，要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服务业市场开放、公平竞争、反垄断、市场透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强化制度性安排。
——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
——加快服务业领域与高水平国际规则对接；主动对接全球高水平经贸规则。
——强化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活力等。
（2）对接港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现实情况看，通过对接港澳，进而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是广东率先全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和重要条件。以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要抓手实施政策体制集成创新，有望使广东在服务业市场开放、要素市场化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要争取中央支持，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率先实行海南自由贸易港现行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并逐步将其扩大到珠三角9市，实现广东对港澳服务贸易开放的重要突破。
——促进广东市场管理体制改革，对标港澳全面实行规则统一的服务业企业自主投资登记制度与简易退出制度，率先对来自港澳的投资实行“准入即准营”。
——在金融、电信、铁路、民航等服务行业进一步向港澳开放。确立竞争中性规则，提升广东市场监管部门在竞争政策审查与公平竞争执法中的权威性、有效性与透明度，强化对服务业领域的公平竞争监管。
（3）推进以港澳为重点的服务业市场开放。依据珠三角9市不同的产业特点，形成服务业领域与港澳形成差异化的对接协同。
——依托深圳的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产业等优势，全面对接港澳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共建粤港澳科技创新圈。
——依托部分城市先进制造业发达的产业基础，制定面向港澳的制造业技术人才单向认可制度，推进生产性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由贸易。
——发挥澳门旅游、娱乐、教育培训的发展经验优势，促进珠海、惠州等与澳门旅游业对接，支持其建设旅游教育培训基地，共同研发具有创意的海上旅游产品。
——依托广东制造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基础，香港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及国际影响力，共同促进广东有条件的企业进入东盟合作，开辟东盟大市场。
（4）以全面放开与港澳间人文交流为重点实现要素市场开放。尽快建立三地人才流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与社保服务平台，让港澳人才能够更方便到广东就业创业。
——鼓励并支持三地青年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交流，尤其是鼓励和支持大湾区青年在科技创新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港澳高校毕业生自由落户政策，并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购房及社会保障。
——推动三地高校合作，逐步实现部分高校间的学分互认、课程互认、成绩互认。
——加快推进与港澳公共卫生管理服务的协调衔接，力争在2025年基本形成大湾区公共卫生治理一体化的新格局。
（5）发挥横琴、前海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带动示范作用推进与港澳规则对接。广东与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对接，首先要在于港澳规则对接上取得新突破。
——在横琴、前海等特殊区域率先将港澳资本视为内资，全面实行统一管理。允许企业在商事领域自主选择法律制度，并逐步推广到整个大湾区。
——与香港共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依托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合作的基础，全面实行与港澳对接的服务业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行业管理等标准。
——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封关运作的有利条件，对标澳门实行以“零关税”为特征的货物贸易制度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特征的服务贸易制度，并积极吸引澳门中医药等创新成果率先在合作区转化应用等。
4.推动开放创新，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探路
（1）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开放创新网络。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创新，带有开放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广东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探路，关键是把开放创新的优势发挥好，主动融入和引领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
——把形成面向全球的开放创新网络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大力促进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融合贯通，推动广东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实现开放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推进，推进科技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最大限度释放创新动能。
——把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效应发挥好，实现制度型开放与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体化布局，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形成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的新格局，汇聚和运用国际创新资源，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创新体系。
（2）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面向经济主战场，形成科技创新资源的全球布局，构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新机制。
——以创新资源开放为重点创新科技体制，吸引欧美等顶尖实验室、科研机构、高校、跨国企业在广东设立科学实验室、全球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
——实行重大科研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揭榜挂帅”，更多采取以国际合作方式开展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主动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承担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目。
——推动政产学研金深度融合的体制创新，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在广东设立离岸科技孵化基地或研发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创新型企业。
——加强对接国际科技规则，鼓励国际科技组织、世界知名跨国企业将更多研发中心或分支机构落户广东，培育发展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3）以培育新型研发机构为重点深化科技领域事业机构改革。从国际国内科技创新实践看，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机构，更能够适应开放创新的要求，更能够形成以结果为导向优化科技创新资源要素配置。建议广东以培育新型研发机构为重点深化科技领域事业机构改革，形成新时代科技领域事业机构改革方案。
——以培育新型研发机构为重点，形成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广东路径”，新组建的研发机构原则上作为独立法人机构，创新科技项目组织机制。
——鼓励企业设置新型研发机构，率先探索“谁被卡谁出题、谁出题谁出资、谁能干谁来干、谁牵头谁采购”的“揭榜挂帅”组织方式。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鼓励更多事业机构转制为新型研发机构，鼓励支持企业整合科研院所和高校力量形成创新联合体。
——切实形成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
5.推动农村综合改革，率先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化
（1）率先全国形成农业工业化的制度安排。农业工业化改变农业技术基础，推动农业产业基础高级化，推动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是重塑农业价值链的根本出路。农业工业化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需要通过综合改革的方式推进制度集成创新，以形成完善的农业工业化制度安排。
（2）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业工业化条件下集体经济的形式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与农业新经济形态演进的趋势相适应，要重点发展各类专业性、互助性、平台性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农业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电子商务等优势，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突出新型集体经济的开放性。要鼓励支持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要素组合，鼓励发达地区对接乡村发展“飞地经济”，使新型集体经济能够广泛吸纳外部要素改造传统农业。
——突出新型集体经济的包容性。要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与城市工商资本等联合投资、联合经营，探索村社融合机制，创办城乡有效衔接的生产类、服务类、资源类等合作社。
——发展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由此，使包括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种要素都能够自由联合、作价入股，优化组合。
（3）形成城乡一体化的要素有序流动格局。要确立城乡“一盘棋”的新思维。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有条件率先形成引导城市要素下乡集聚的长效机制。例如，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率先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率先实现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与城市大致相当。
——构建与农业工业化相适应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要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具备条件的城市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和农村房屋使用权，允许城市企业通过拍卖等方式获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要通过以奖代补、贴息担保、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形成引导城市工商业资本在农村长期创业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要素通过共生融合、利益共享。
——以县域经济为载体形成农业工业化的新布局。要促进小农户对接新经济主体，让农业产业化的增值收益主要留在农村，留在县域。
（4）支持科技机构面向农业提供服务。政府要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围绕农业工业化关键技术推广，推进农业科技集成创新，形成发挥各类主体优势的创新协作新机制。与此同时，组建农业工业化科技转化基金，以多种方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开放农业公共科技资源。在完善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同时，要积极打造农业领域开放创新网络，搭建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产业联盟和技术创新中心。要实现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学装置和科研设施等重要公共科技资源对乡村基层企业开放共享。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面向农村。要搭建专业化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以形成多种类型的服务网点，多种渠道为乡村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采用联合技术攻关、共建研究中心、共建经济实体等方式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
——支持社会资本兴办农业科研机构。要采取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组建研发机构，形成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整合各类创新主体，开展联合攻关与协同创新，以破解基础性、区域性、行业性重大关键科技难题。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优势打造“农业硅谷”。发展农业科技创新领域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培育孵化一批创业板、科创板农业上市公司。
（5）健全发达地区对农村的产业帮扶机制。广东城市化水平较高，同时，区域一体化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为此，广东有能力、有条件以充分发挥珠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对全省农业工业化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为重点推进城乡一体化，并率先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加大支持落后地区农业转型升级的力度。帮助落后地区农业融入都市圈产业分工体系，构建本土化、区域化、都市圈一体化的农产品供应链。
——对口支援落后地区实施乡村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完善冷链物流、保鲜加工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重要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对口支援落后乡村地区实施产业升级改造工程。要加快培育乡村电子商务、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老等新业态，普及智慧农业。
6.以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探索实现共同富裕新路径
（1）以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先富带后富。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带动另一部分地区发展，是广东走向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选择：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珠三角地区总体上实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并形成了高能级、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群。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广东走向共同富裕的突出矛盾，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差距缩小了，就会形成走向共同富裕坚实基础。
——广东已形成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是发挥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形成协同互补发展态势，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
——建议以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广东方案，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
（2）做好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联动发展这篇大文章。多年来，广东在区域联动发展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自身的突出优势。比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作为深圳与香港联动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作为珠海对接澳门联动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区域联动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上形成了突出优势。再比如深汕特别合作区、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等，为我国区域共建共治共享等方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未来5-10年，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联动发展，将成为广东实现先富带后富的重要方式。为此建议：系统总结本省特别合作区发展的历史经验，鼓励省内不同地区结对发展，根据不同资源禀赋，以产业链合作为重点，建设更多特别合作区，实现珠三角城市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产业共建、对口帮扶全覆盖。
（3）共建广东·海南（徐闻）特别合作区。由于历史与区位等原因，徐闻及所在的湛江经济长期难以充分发展。2021年，徐闻县人均GDP仅为广东省平均水平的34.31%；湛江市人均GDP仅为广东省平均水平的51.52%。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加快徐闻乃至湛江发展提供重大历史新机遇。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湛江“与海南相向而行”的历史使命。从现实看，以对接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主题共建（徐闻）特别合作区，有利于推动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地缘优势与发展优势相融合，合力建设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有利于破解徐闻乃至湛江的发展难题，形成引领粤西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考虑到在广东与海南两省共建特别合作区的时机条件基本成熟，建议尽快组建特别合作区筹备小组，将相关决策上升到省级乃至国家层面，并形成务实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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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课题组组长：
迟福林（中改院院长，研究员）
课题组成员：
张 飞（中改院副院长，研究员）
匡贤明（中改院副院长，研究员）
方栓喜（主要执笔者，中改院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