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他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全面科学地理解“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实现方式，厘清其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尤显重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标。只有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才有人民的幸福。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把改造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同时，他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因此，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吸取一些国家贫富分化的教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同时，总书记还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
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基础、条件、能力、机会等差异，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实现富裕不可能同步、同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也就是说，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节点来说，总有不同地区与人群的先后；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水平来说，也是在一定基准的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因此，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但绝不是也不应该“劫富济贫”。
共同富裕不是单纯的物质富裕，而是高质量的人的全面发展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仅是物质富裕，还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是对物质、文化、民生、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提出的全面的更高质量的要求。共同富裕是一个综合目标，必须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从个体而言，不仅要实现富裕的物质生活，还必须有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活，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
共同富裕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每个人的不懈奋斗
首先，共同富裕来源于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实现共同富裕拒绝“内卷”“躺平”和懒汉，它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奋斗与拼搏，奋斗应是实现共同富裕征途上全体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通过奋斗不断把“蛋糕”做大，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循序渐进促进共同富裕。
其次，共同富裕必须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创造告别“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间奇迹”的密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发挥制度优势，合理地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发展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抓住重点、精准施策，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致富本领提供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最后，共同富裕还需建立先富带动后富的体制机制。要重视总结和用好“扶贫攻坚”的基本经验，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有利于激发后富地区与人群发展的内生动力的帮扶机制；同时必须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强化先富者的责任感，弘扬互帮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慈善、捐赠等制度的改革，为先富带动后富创造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
作者系南国商学院教授、广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