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把党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共同书写的恢弘史诗。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紧密的党群关系和扎实的群众基础，在于能够用强大的群众组织力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行。
党的初心使命是强大群众组织力的价值基础
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基于群众对党的认同和支持的前提下主动自愿接受党的动员和组织而产生的一种能力。要把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必须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建党初期并存的众多政党、流派中脱颖而出，为什么建党百年来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关键就在于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可以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反映了饱受屈辱、久经苦难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并最终产生了支持和选择的行为认同，奠定了党的强大群众组织力的价值基础。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就要牢记初心使命，用贴心的方式体察民情，用良好的形象凝聚民心，用切实的措施满足民意，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党的人民立场是强大群众组织力的动力之源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为了谁、代表谁、依靠谁，始终是政党的一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革命战争年代，劳苦大众为什么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南征北战、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因为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为什么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满目苍夷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就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血脉相连、唇齿相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为什么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突破思想牢笼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党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作为不懈追求。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赢得人民群众坚定支持、拍手称快？就是因为这反映了民心所向。人民群众是很朴素的，也是很讲感情的；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谁就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把人民团结和凝聚到党组织周围，我们党强大的群众组织力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严密组织体系是强大群众组织力的坚实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充分凸显了党的组织体系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党自诞生以来，就高度重视组织体系建设，不断根据形势任务变化，优化组织结构，形成了日趋严密的组织体系。从一大中央和地方的二层组织架构，到今天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基层组织还分党委、党总支部、党支部）的三层六级组织架构，组织体系的完备性大大提升，党执政的根基不断夯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这种严密的组织体系，有助于把党员紧密组织起来、把群众有效动员起来，形成强大的群众组织力，为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勇于自我革命是强大群众组织力的必然要求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在于敢于直面问题，顺应群众和社会发展要求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从“八七会议”到古田会议，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刚性举措，过去一百年我们党一次次拿起“手术刀”割除自身顽疾，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继续推进自我革命，锻造党和人民群众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在新征程上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汇聚起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19BDJ00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