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之大者”，就是关于国家发展的道路方向、制度选择、理念文化等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问题，也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而所谓“党之大者”，也就是关于政党自身的内聚力和对外界群众的组织力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基本要素有：我们党过去做了什么事、走过什么路、取得了什么成绩，群众对于这些成就和党的形象的感知水平及由此而致的或信赖或疏离的态度倾向；党在实践中有何成功的历史经验或者失误的深刻教训，在成功经验基础之上如何形成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等等。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在党内的认识是否趋于一致，水平是否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如果认识趋于一致，党的行动能力就有保障；如果出现了分歧而又不试图解决它，那么党内轻则吵吵嚷嚷，政党徒增内耗而导致碌碌无为；重则互相攻讦，分道扬镳而导致力量耗散。这种情形如果再扩散到社会和群众层面，势必导致群众对党的向心力的衰减，从而严重削弱党的组织力。这也是意识形态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国之大者”紧密联系于“党之大者”。

　　为了正确应对上述问题，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作出过三个历史决议。

　　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当时延安整风结束，党结束了过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歧和矛盾，达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高度整合。一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心服口服，放弃自己错误的主张，团结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二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山头主义倾向必须收场；三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形式上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包围和消灭。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完成统一的党，必须以一种恰当的形式来加以巩固，于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产生了。这个决议的作出，不但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保障。因为大家认识趋同思想一致、行动统一，党的组织力空前高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组织保障。

　　第二个决议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刻作出的，也就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主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曾经走过什么路、做了哪些大事、这些大事及其相关人物该如何评价，尤其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还要不要坚持等重大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回答。这个决议，对于回应党内和社会上的不良思潮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对内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对外树立了党的良好形象。试想，要是没有这个历史决议，我们党要么在持续的纷争和吵嚷中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要么在权力的交接处血雨腥风，甚至有分裂的危险。这正是党要在这个历史时刻作出一个历史决议的现实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的极大智慧。

　　新时代需要第三个历史决议。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的发展方位作出的历史性判断。新时代必须有新作为，但是新作为必须是守正创新的作为。这里的“守正”，就是守住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这里的“创新”，就是要做出区别于过去阶段的、符合历史新阶段要求的崭新实践。既然要守正，就必须对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在开创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走过的路、做出的成绩作个回顾盘点和评价定位；既然要创新，那就必须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如何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取得伟大历史性成绩作出准确的梳理和恰当的定位，以使全党全国人民高度认同和戮力同心，为获得继续成功、争取更大光荣提供组织保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正是基于“三个需要”作出的：首先是伟大事业的需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其次是伟大工程的需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最后是伟大梦想的需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党之大者”决定“国之大者”，“国之大者”依赖于“党之大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议》，必将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但在思想上得到有效整合，让我们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而且在行动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