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既需要外在美，也需要内在美。外在美比较容易推进和实现，内在美则需要久久为功。教育无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引擎。但随着广大农村人口的带动型外流，农村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农村小学合并，教育资源和教育设施进一步向城镇集中；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投入的性价比不高，市场供给乏力；教育帮扶的社会化趋势下降，社会供给乏力。有别于传统的农村教育帮扶，本调研基于广东惠州巽寮湾景区渔业村的青少年教育问题，提出了乡村教育振兴的“授渔计划”，创新乡村人才培育的传统模式。

　　一、靠海而兴——从渔村走向渔业村

　　（一）打鱼为生的渔民，以海为家，缺乏土地

　　早年，渔业村的大部分村民是从福建沿海一路聚集而来，生活在巽寮湾附近岛屿上。当时的渔民由于没有土地，只能靠海吃海，以渔为生、以海为家，一日复一日地蜗居在船上。他们主要以海洋捕捞、海水养殖为主要收入来源。看天吃饭的渔民凌晨便开始出海，到次日清晨才回到岸边，一趟下来的捕捞收入只有一两百元，有时还会因连续几天的恶劣天气而血本无归。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号召和支持下，渔民们才逐渐得以上岸。村委苏书记说：“听爷爷那一代讲到，渔民上岸后先在沙洲公园这一块地搭起了寮屋，开始陆上定居。渔民们常年在海上一同生活，已形成了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良好村风。即使台风来临，他们也会团结合力将船一起抬上岸，并守护来之不易的寮屋家园。”此时的陆上渔业村才雏形初现。

　　（二）渔业村——政府支持渔民上岸之举

　　渔民上岸后，依旧存在一个问题：渔民落户的合法性该如何解决？当时政府大力支持渔民落户渔业村，并出资为居住在简陋寮屋下的渔民建村盖屋，最开始只有34户人家，发展至今已有276户。渔业村建设初期，村民依旧以打鱼和养殖为生，但上岸后不再受海上渔船的束缚，生活也愈发安稳。到了21世纪初，伴随着巽寮湾旅游业的小规模发展，游客增多让村民的收入和生活逐渐好转。但当时渔业村还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渔村，村里的道路崎岖，污水四处横流，一间间瓦房更是不规则地罗列着，严重影响到游客前来游玩的体验。据村支书苏书记了解，当时党委及镇委书记发掘出渔业村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在巽寮湾旅游区的核心区，还坐拥几十家的民宿、餐饮店和家家户户都有的渔船，满足游客住宿、餐饮、游玩需求。各级政府先后投入4000万元对渔业村进行大力支持和整顿，1000万元将渔业村建设打造成乡村振兴示范村，3000万元进行渔港建设，还有集体出资出力投入700万，其中包含政府的财政支持300万。现在从牌楼进入渔业村，村道两旁的房屋被整体打造过，一扫之前的脏乱差景象，古朴的造型营造出浓郁的渔乡气息，渔业村摇身一变成了“省级卫生村”。

融入渔元素的渔业村牌坊以及身后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摄影：陆剑宝

　　（三）渔业村因巽寮湾旅游而兴

　　在2002年之前，巽寮湾已小有规模和名气，但从事传统渔业几十年，收入单一，旅游业发展速度缓慢。2002年起，渔业村引来了金融街集团的入驻，并在其财力支持下开始了整体的规划设计。有三个村将土地租赁给金融街，将巽寮湾的土地整顿盘活，逐渐做大做强旅游业。随着一些大企业的进驻，渔民便开始跟着做起了旅游小生意，将自家出海捕食的小渔船做成供游客游玩的休闲渔船，休闲渔业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

更新打造后的渔船停靠在岸边，供巽寮湾游客出海休闲。摄影:陈旭东

　　有的渔民将养殖的鱼或捕捞的海鲜都拿到渔排上处理、烹饪，随后，一位烹饪大厨便开起了渔民间的第一家饭店。这位渔民的餐饮店收入大增，也引起了众多渔民的关注，他们纷纷尝试开饭店，于高峰时期达到40多家。

　　2010年8月1日，在巽寮滨海旅游度假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政府出资30多万成立了巽寮滨海渔业专业合作社。通过经营休闲渔业，村民不断增加收入，成功转型为以海洋捕捞业、养殖业、休闲渔业为主的新渔村。渔船得到了有效的统一管理，渔民的收入来源也都得到了应有的保障。

由政府合资打造的渔业专业合作社，为渔民权益和行业规范保驾护航。摄影：陈旭东

　　近几年新冠疫情袭来，渔业村的旅游业收入受到较大影响。疫情开始的第一年影响尚不明显，但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收入以30%的速度下降。曾经，合作社渔船在最高峰可载客7万次，现在只余3万次不到。苏书记说：“疫情后，很多捕捞船基本上被丢弃了，后来我们把40条更新改造了回来，继续进行捕捞。发展的重点还是旅游产业。”从以前单纯靠休闲渔业合作社的一个支柱产业，到现在集体成立一家旅游公司，全村统筹资源，抱团发展。之后，即将建设好的码头将投入运营，还会将沙洲公园出租给公司，五年之后按照5%的递增收益。

　　二、仓廪实如何知礼节？

　　有时候，富裕来得太突然，亦是幸福的烦恼。渔业村村民受老一辈影响，忙着继承家族渔业，却忽视了年轻一辈受教育的重要性。虽然巽寮湾旅游的兴起带动了共同富裕，但生活富足之后，精神富足又如何实现？

　　财富能为渔业村带来外在美，但又该如何给渔业村带来内在美？渔业村老一辈的村民大部分都是以海为生的渔民，受教育机会较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一方面，村里小部分渔民因为财富来得太快，不会再像以往那般勤劳奋斗，逐渐地出现了一些“懒汉思想”的苗子。另一方面，村民们不用干活，每年待在村里就有十几万的收入，瞬间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变得迷茫，也影响到渔业村之前优良的村风家风传承。

　　渔业村存在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相对不足的问题。首先，本村的青少年对学校的教育接受程度相对较弱，易产生厌学逃学心理。其次，渔业村第一代村民对教育不够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缺乏系统性。课题组通过访谈村长了解到，部分村民想法非常简单，认为目前已经拥有了财富及多艘渔船，便能全部传承给下一代，会告诉年轻人“读书落后不要紧，回家开渔船就能赚钱了”，对青少年逃学辍学现象也是听之任之，导致很多年轻人到初中毕业就辍学回家开渔船。最后，渔业村青少年的综合能力不足。渔业村不仅缺少教育资源，青少年也不太愿意接受教育，高考本科率很低。教育对乡村振兴有重要的正面作用，否则原本质朴的乡村就会变成“问题村”。唯有提升村内青少年教育文化，方能为渔业村锦上添花，不然渔业村的富裕就难以为继。

　　苏书记提到，村民生活的逐渐富裕让他很开心，但渔业村的教育问题也让他烦劳不已。他下定决心要改善此现状，发挥党建基层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出了村干部入户推广教育制度，每个村干部都要负责村内若干个青少年的入户访谈，鼓励并支持青少年继续接受文化教育，同时疏通父母的固化思想，让他们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出招频频，却难以“春风化雨”，部分青少年依旧不愿回归校园。由此看出，仅通过口头教育存在着不小的局限性。

　　三、渔业村的教育振兴之路

　　（一）乡村教育的重要性

　　乡村振兴要依靠自产自销的人才，必须依靠教育。乡村振兴需要能胜任新型农业岗位的新时代农民，基础教育、高等文化教育、新型农村职业教育都是教育振兴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教育振兴的受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工程启动，覆盖2600多个县、近22万所学校，规划投入5000多亿元，惠及4000多万名学生，前所未有地改善了贫困地区学校办学条件。同时，建立了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健全了义务教育经费稳步增长长效机制，更多的社会资源向乡村教育倾斜。

　　再者，统筹谋划部署，提高育人质量。对基础教育包括农村教育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标志着我国农村教育迈入了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但目前城乡之间的教育基础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乡村的师资普遍缺乏，远远无法满足学生们的教育需求。

　　此外，乡村父母也对乡村教育并不重视，认为青少年读书并无用处，所以经常让青少年辍学外出打工，不给他们提供继续上学的机会。收入的不足，也制约着青少年进一步接受更好的教育。虽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但乡村收入还存在着收入低、不稳定的现状，难以负担教育所需的学费。

　　（二）“授渔计划”的构想和做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伟大工程。目前，乡村教育振兴成效不明显，教育帮扶乡村振兴还缺乏较为成功的模式和经验。针对渔业村的教育困境，需摒弃之前的传统帮扶乡村教育思维。乡村的教育振兴目标是要让乡村青年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青少年，以满足当今的社会需求。基于此，就要进行系统性地设计和规划乡村教育帮扶计划，合理利用城市的教育资源。

　　首先，要整合高校优质的学生和教师资源，通过定期下乡支教的方式，派遣高校的学生和教师在乡村扎根一段时间，传授文化知识。激发起青少年对学习的兴趣。其次，要整合市场教育机构的资源，充分发挥企业的优势和能力，为乡村青少年提供不同种类的实践课程和实践机会。最后，媒体报刊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报道乡村教育振兴的困境，对帮扶乡村教育的模式进行持续报道，引发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

　　（三）打造教育振兴示范点

　　渔业村是万千乡村中的一个缩影，渔业村所面临的困境也正发生在中国很多乡村中。课题组将以渔业村为试点，打造“授渔计划”，以每年每届轮换的“薪火相传”模式进行，引进高校的学生和教师资源，由学生和教师定期对渔业村青少年进行教育培育；对渔业村青少年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塑，提升渔业村青少年的综合素养；通过引入研学机构，提供公益性研学项目，从而进行内容产品植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渔业村，培养出一批懂渔业，爱渔业、服务于渔业的青少年。

　　广东目前的乡村振兴成果，基本还聚焦于硬件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深度的内容建设相对缺少，特别是乡村教育振兴一直没有好的抓手。通过“授渔计划”帮扶惠州渔业村青少年教育，打造广东乡村教育振兴示范点，从而把乡村教育振兴经验复制推广到类似乡村。

　　（作者：陈旭东，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谭学轩，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陆剑宝，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