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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清明是政治清明之本

2013-09-09 15:00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广东省口腔医院党委书记 莫乔峰

  廉政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保障,官员只有廉洁自律,才能恪尽职守,政府政令才能畅通下达,从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他提醒全党要注意国家稳定与反腐工作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民生与反腐工作密切相关,一些地方和领域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与腐败有着很大的关系,严查腐败有助改善民生”。

  纵观历史,中华盛世的实现总是和廉政反腐密不可分,廉政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保障,官员只有廉洁自律,才能恪尽职守,政府政令才能畅通下达,从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特别重视地方官员的廉洁问题。他把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造福百姓的事迹就被列在名下,然后经常对着这扇屏风,思考如何选择合适的地方大员,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选择地方官员除了才能之外,尤其要注意德行。他不断对地方官员进行大规模的考察,贞观二十年(646),刺史(州长官)以下的官员中有千余人因政绩不佳受到惩处,七人因犯罪被处死。唐太宗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绝非偶然。

  如果说唐太宗对官员廉洁风气的考察奖励更多地出于上层统治者个人的认识与努力,那么,后世许多王朝的君主更注重从制度建立上保证政治清明,同时充分发挥群众力量来促进反贪制度的顺利运行,明太祖朱元璋就属于这种善于“两手抓”的君主。洪武时期的反贪运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超前预防和事后预防并举,社会舆论导向与依法惩处相协调。朱元璋把法制教育与宣传寓于整个反贪运动中,他一生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与诰谕,如《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并亲自组织编写了《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选编全国刑事案件中的典型事例共236条目,其中有150条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内容。二是坚持专门机构办案和发动群众相结合。他规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果真将贪官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赏陈寿六银三十锭,还免除了他三年的杂役,并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陈寿六报复者,一律族诛。史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大力加强监察,从不同的方面保证官员队伍的廉洁,随之而来的就是由乱到治,社会稳定,人心和乐,盛世景象降临,历史经验一再向我们揭示了“廉洁”与“盛世”之间的关系。封建王朝初期,开国君主们对前朝的黑暗与腐败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整顿吏治、反对腐败有着异乎寻常的决心,因此会不断警戒自己和统治集团,并在制度建设和完善上狠下功夫;但继任的君主不再拥有先辈们的生活经历和奋斗过程,自我警戒的意识慢慢消退,对反腐与政治清明的关系认识不足,于是,官场风气日渐松弛,逐渐演化成贪污腐败的巢穴。唐代从贞观到开元年间,几代君主励精图治,因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初唐盛世,但是唐玄宗李隆基晚年不务政事,一味宠信外戚和胡人将领,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唐朝也从此由盛到衰。同样,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吏,之后的三代君主也坚持倡廉肃贪,但是到了明英宗统治时期,依赖太监王振,朝廷没有纲纪,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如何使反腐倡廉制度化、持久化,使国家的长治久安拥有坚实的基础,这是后人必须引以为戒的关键性问题。

  吏治清明是政治清明之本,犹如人的肌体只有血脉通畅,才能生气勃勃,保持健康。同样,由各层级官员构成的行政系统,只有在官员廉洁自律、恪尽职守的时候才能良好运转,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南方网编辑:郊北)

编辑: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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